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欢迎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国宴上提到，人类正迈向新世纪，「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没有和平就谈不上发展；没有共同的发展，就难以实现持久的和平……要和平，要发展……必须按民主、平等、公正、合理的原则处理国际事务」。
《亚洲周刊》六月十五至二十一日号刊载了对马共领袖陈平的独家专访，使过去鲜为人知的马共秘史开始曝光于世。无独有偶的是，陈平在专访中说﹕「和平与发展是分不开的，但没有民主却不可能有和平与发展」，他认为印度尼西亚局势就是明证。
如果五十年前陈平和马共中央就有「和平与发展」的体认，马来亚、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历史是不是应该重写？
马共失败的原因很多，总书记莱特作为「三面间谍」，在几次重要关头作出不利马共的决策固然是重要原因，但陈平指出「以华人为主的马共未能取得马来人与印度人广泛支持」却是值得注意，我认为这才是马共失败的根本原因。
在马克思主义者眼中，人类分化的特征主要是阶级而非民族国家，「工人无祖国」、「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等口号正式这一横向思维的标志。在这个认识前提下如英国著名学者马丁．怀特所说，马克思主义者必然得出资产阶级国家政府不能代表人民，因而可在内外结合下被推翻的结论。但事实证明，民族国家是比阶级更坚不可摧的实体；在国际政治中，人民对民族国家的效忠往往高于对阶级的效忠。
因此，马来亚共产主义运动在得不到本国主要民众——马来族的广泛支持下，是难免失败的。只有在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结合的情况下，共产党才有取胜的可能。
后来的事实又表明，即使在共产党取胜的国家中，阶级这一横向思维也是一种违背现实的建国哲学，因此才有「苏东坡」之剧变。其实，各国社会中，基本矛盾往往也不是阶级与阶级间的矛盾，而是国家与社会间的矛盾。
持「国家—社会」此一纵向思维的人会认为，由于国家拥有「暴力」，具有天生的侵权倾向，故而，国家必须与社会签订契约——宪法，来使自己受制于社会，这样才会有社会进步。如果国家不主动受制，其政治制度必然会成为专制制度，而专制制度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严重阻碍社会进步的。
「如果五十年代『革命』成功」，《亚洲周刊》资深编辑丘枫问陈平，马共「准备建立什么样的政府？」陈平的回答是，照抄中国那一套「无产阶级专政」。
确实，我们发现陈平作为职业革命家的五十几年生涯中，竟有二十八年是在北京渡过。在从曼谷、澳门到香港的几十小时连续追踪访问中，据知丘枫对那段岁月的有关提问，陈平不是简而言之，就是欲言又止，可见在那「火红的革命年代」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横向联系和内中的复杂，至今仍让人唏嘘不已。
关于马共的历史，我认为历史学家、政客或新闻工作者都有责任从不同的角度去帮助人们挖掘、总结和分析整理出更深层次的东西；而不只是记住历史的刀光剑影、恩恩怨怨，或是往事的壮烈英勇、悲欢离合。
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这一横向思维已证明是「放诸四海而不准」。
马共如果夺权成功也照抄那一套，必然会碰壁。即使不「人头落地」或「红旗落地」，相信也必得脱胎换骨地去建设「有马来亚特色的」社会主义，当然，历史不可以假设。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今天的陈平，对这一点似乎较其兄弟党身居高位者有更清楚的认识，所以，他认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和平与发展」；又说「民主可依各国情况去解决」只是这些深刻的认识来的太迟了！
马共要是在抗日战争之后就有这种认识，从而走出丛林，变成法国共产党或意大利共产党那样的议会党团，今天就不至于陷入这样的困境。而且马共对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作用，对新马华社乃至整个马来亚半岛的影响，决不至于像今日这般边缘化；马共对世界的贡献，也远远不只是加快马来亚非殖民化的进程。那些曾经为了宏伟的理想献身的马共战士，也就不至于时至今日，仍有八百多人选择留在泰马边境的山村，有家难归了。
此文原载于《亚洲周刊》一九九八年七月十三日号
《亚洲周刊》六月十五至二十一日号刊载了对马共领袖陈平的独家专访，使过去鲜为人知的马共秘史开始曝光于世。无独有偶的是，陈平在专访中说﹕「和平与发展是分不开的，但没有民主却不可能有和平与发展」，他认为印度尼西亚局势就是明证。
如果五十年前陈平和马共中央就有「和平与发展」的体认，马来亚、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历史是不是应该重写？
马共失败的原因很多，总书记莱特作为「三面间谍」，在几次重要关头作出不利马共的决策固然是重要原因，但陈平指出「以华人为主的马共未能取得马来人与印度人广泛支持」却是值得注意，我认为这才是马共失败的根本原因。
在马克思主义者眼中，人类分化的特征主要是阶级而非民族国家，「工人无祖国」、「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等口号正式这一横向思维的标志。在这个认识前提下如英国著名学者马丁．怀特所说，马克思主义者必然得出资产阶级国家政府不能代表人民，因而可在内外结合下被推翻的结论。但事实证明，民族国家是比阶级更坚不可摧的实体；在国际政治中，人民对民族国家的效忠往往高于对阶级的效忠。
因此，马来亚共产主义运动在得不到本国主要民众——马来族的广泛支持下，是难免失败的。只有在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结合的情况下，共产党才有取胜的可能。
后来的事实又表明，即使在共产党取胜的国家中，阶级这一横向思维也是一种违背现实的建国哲学，因此才有「苏东坡」之剧变。其实，各国社会中，基本矛盾往往也不是阶级与阶级间的矛盾，而是国家与社会间的矛盾。
持「国家—社会」此一纵向思维的人会认为，由于国家拥有「暴力」，具有天生的侵权倾向，故而，国家必须与社会签订契约——宪法，来使自己受制于社会，这样才会有社会进步。如果国家不主动受制，其政治制度必然会成为专制制度，而专制制度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严重阻碍社会进步的。
「如果五十年代『革命』成功」，《亚洲周刊》资深编辑丘枫问陈平，马共「准备建立什么样的政府？」陈平的回答是，照抄中国那一套「无产阶级专政」。
确实，我们发现陈平作为职业革命家的五十几年生涯中，竟有二十八年是在北京渡过。在从曼谷、澳门到香港的几十小时连续追踪访问中，据知丘枫对那段岁月的有关提问，陈平不是简而言之，就是欲言又止，可见在那「火红的革命年代」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横向联系和内中的复杂，至今仍让人唏嘘不已。
关于马共的历史，我认为历史学家、政客或新闻工作者都有责任从不同的角度去帮助人们挖掘、总结和分析整理出更深层次的东西；而不只是记住历史的刀光剑影、恩恩怨怨，或是往事的壮烈英勇、悲欢离合。
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这一横向思维已证明是「放诸四海而不准」。
马共如果夺权成功也照抄那一套，必然会碰壁。即使不「人头落地」或「红旗落地」，相信也必得脱胎换骨地去建设「有马来亚特色的」社会主义，当然，历史不可以假设。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今天的陈平，对这一点似乎较其兄弟党身居高位者有更清楚的认识，所以，他认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和平与发展」；又说「民主可依各国情况去解决」只是这些深刻的认识来的太迟了！
马共要是在抗日战争之后就有这种认识，从而走出丛林，变成法国共产党或意大利共产党那样的议会党团，今天就不至于陷入这样的困境。而且马共对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作用，对新马华社乃至整个马来亚半岛的影响，决不至于像今日这般边缘化；马共对世界的贡献，也远远不只是加快马来亚非殖民化的进程。那些曾经为了宏伟的理想献身的马共战士，也就不至于时至今日，仍有八百多人选择留在泰马边境的山村，有家难归了。
此文原载于《亚洲周刊》一九九八年七月十三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