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基本生存策略就是守土。土地是农民的主要生产资料、生活来源和人生保证。中国农民几千年的传统就是在土地上生息繁衍,从而创造了光照世界的中国农业文明。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的暴风骤雨,使中国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成了土地的主人,把根扎在了自己的土地上,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守土。但承包制却并不能够保证人民生活的更好一些，据《中国时报》报导,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发表的研究报告说,尽管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提高贫困人群收入的措施,但自从2003年以来,收入差距急剧加大,城乡收入差距评分从1980年的80分左右下降到72.7,接近“黄灯”警戒线。1980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人均纯收入的2.5倍,到2003年该比例扩大到3.32倍;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贫富悬殊的评价指数为64分,已接近60分的“红灯”警戒线。1992年贫困农民的收入上限与一般农民之比为1:2.45,2004年扩大到1:4.39。该研究报告还提出,当前中国农民收入分配差距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农民收入过低问题。

　　那么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在于我们当前的这种政策，虽说，土地的所有权归集体，农民仅仅只享有土地的使用权，但这种制度无疑是在延续和强化几千年来的小农制度，也就是马克思所指的‘小土地私有制度’，这种制度的反动就反动在于----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47章第5节）。

　　虽然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政府的出发点是好的，是基于最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考虑的，但社会规律却，不会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因为“生产资料无止境地分散，生产者本身无止境地分离人力发生巨大的浪费。生产条件日趋恶化和生产资料日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规律。”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将证明给我们看：小农制度破产是必然。（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47章第5节）。

　　又据有关研究，以我国目前每亩耕地投入的劳动力计算,农村只需1.5亿劳动力,目前的3.6亿农业劳动力,还需转移2亿多人,即使按2020年非农业就业人员达到70%的目标,也还需要转移1.5亿农村劳动力。因此中国农民向何处去?在守土艰难,离土又不易的态势下,新的出路在哪里?问题就这样尖锐的摆在我们面前,中国农民经历了守土的艰难和离土的不易博弈后,要考虑中国农民的新出路,必须作新的战略选择。

　　对于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即将启动的新一轮农村改革，势在必行，但什么行什么动呢？我个人认为，去农民化才是根本。在谈土地问题前，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马克思的社会分工论：市场是商品经济的范畴，而商品经济在它自身的发展中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市场经济），并且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市场经济）下，它才能够获得完全的统治和扩展。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础，马克思说过；“~~~~在商品生产及其绝对形态，即资本主义经济（市场经济）生产中~~~产品之所以成为商品，即成为具有必须实现（转化为货币）的交换价值的有用物品，仅仅因为有其他商品构成他们的等价物，仅仅因为有作为商品和行为价值的其他产品同他们相对应~~~~~~~~~由于社会分工，这些商品的市场日益扩大，生产劳动的分工，使它们各自的产品相互变成商品~！~~~~而且使它们相互成为市场。”可见，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全部发展过程的基础。

　　资本主义生产（市场经济）方式由于它的本性，使农业人口同非农业人口比较起来，在不断的减少，总之，没有工商业人口的增加，农业人口的减少，商品经济或者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不能够设想的。这种情况对国内市场问题的意义同样巨大，因为它与工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也与农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工业中心的形成，其数目的增加，以及他们对人口的吸引，不能不对整个农村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

　　但这种影响并不都是负面的，孟德拉斯在《去农民化》的导论中也曾敏锐地指出:经验证明,技术在工业国家农业耕作中的普及要比其他地方快得多。~~~~~让人困惑不解的是,农业国家更缺少解决自己吃饭问题的能力,他们反而要向工业国家乞食。

　　那么,如何解决农业国家的吃饭问题?孟德拉斯给人们树立了一个样板,他说:“要想知道怎样使全世界的农民进入工业文明,以便使他们能够自己解决吃饭问题和走向繁荣,难道思索的最好例子不是西方国家已经完成飞跃的农民吗?”对于法国农民,孟德拉斯提出了“去农民化”的结论。孟德拉斯所说的“去农民化”,并不是“农业的终结”或“乡村生活的终结”,而是“小农的终结”。在孟德拉斯看来,从“小农”到“农业生产者”或者“农场主”的变迁,是一次巨大的社会革命。在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农民的绝对数量和人口比例都会大幅度的减少,但农业的绝对产值并不会因此大幅度的减少,这是一些发达的工业大国同时也是农业大国的原因。而且无论社会怎样发展,无论乡村怎样变化,农民不会无地减少,作为基本生活必须的原料的生产供应者——农业的从业者——也不会消失。这就是说法国“去农民化”,指的是传统的去传统的“小农”的。这个论述和分析,对我们认识今天的中国农民有重要的启示:。

　　第一,中国农民目前仍然是传统的“小农”,乡村社会的本质特征仍未改变。

　　第二,中国农民正受着改革开放,即工业现代化的巨大冲击,农村人口大量外流。

　　第三,农民的外流,导致农村的衰落和乡村社会结构的重新建构。目前,中国农民正处在传统农业向工业化农业转型的开始。可以预言,经过这种痛苦的转型期,中国农民必然会从传统的“小农”转变成工业化的“农业生产者”。当1967年孟德拉斯的《农民的终结》出版时,曾使法国学术界感到震惊,但20年后,1984年,该书再版时,法国农民的变迁便已经证明了孟德拉斯对农民终结论述的正确,因为法国的乡村社会出现了惊人的复兴。

　　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需要政府做出相应的政策予以配套，这包括给予农民土地永佃权，现在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观点，如果不限制，农民就会随意处置自己的土地，比如卖了或抵押给银行或他人，最终成为流民，而给社会造成很大的危害。

　　诚如陈志武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这是典型的因噎废食的制度。土地的兼并收购真的是过去农民贫困、国家改朝换代的根源吗？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反倒是土地拥有越集中的沿海省份，农民的生活越富有。关于这一点，经济史学家已经做了很多研究。退一步讲，城里人没有土地，不是照样生活得比农民好吗？给农民土地永佃权以及土地转让与使用的选择自由，总比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受到限制要好！”

　　我们应该在尊重物权的基础上让中国农民将土地使用权资本化，或做抵押贷款，或干脆就把地卖掉进城，创业或投资获得新的机会。只有土地财富的使用权具体化到个人，而且这个使用权可以自由抵押或流转，这种财富才能变成“活”的、能以钱生钱的资本。给农民自由处置土地、抵押土地的权利，这才是真正给农民改善生活。对社会也将具有莫大的促进作用，马克思曾说：“对市场来说，重要的绝对不是生产者的生活水平，而是生产者现有的货币资金~~~~因为这种农民越破产，他们就越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们就越加必须在市场上购买自己更大部分的生活资料。‘一部分生产者以破产的形式从生产资料中解放出来，必须以这些生产资料转入他人手中，变成资本为前提，一部分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被驱逐不仅为工业资本家解放出工人及其生活资料和劳动材料。而且也建立了国内市场。”关于这点西方国家的整个发展历程已经明白的为马克思的观点做了有力的佐证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面对今天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我们不得不意识到过度依赖出口的增长模式的局限性，而要想打破这种局限，把国内市场建设起来是关键，而这不是我们所求的吗？！

　　而配合农民可以自由的从土地里解脱出来，真正的做到去农民化，打破现有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必须先行，它将从制度上保证农民可以按照自己的实际需要而自由的迁徙，为离土做制度上的准备。而这也意味着政府在给城市人提供基本社会保障的同时，也必须给农民提供基本的生存保障。当然如果有这样一个安全保障体系，那么我们的农民也就可以更放心地将土地使用权资本化了。因为对市场来说，重要的绝对不是生产者的生活水平，而是生产者现有的货币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