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题为《41名高官身陷情妇门案调查：情妇成反腐突破口》的文章，在网络上显得十分火爆。该文在对刘志华、段义和、庞家钰、王守业、陈同海、杜世成、陈良宇等诸多高级官员“养情妇”等腐败行为进行调查采访后，也还没有忘记对一些腐败官员家属进行采访，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这些贪官的家属也都表露出自己的痛楚。该文报道：
来自中西部的一位高官妻子，虽年已50，但一副江南女性温婉柔和的形象，身材不高，略有一点发福，白皙的脸上只有少许皱纹，常有的微笑让她颇显气质。她说自己所在的政府大院，如同一个寡妇村，平日几乎没有男人在家。
“夫人们在一起议论，发现最长的一个官员已长达8个月未回家睡觉。”她说。
上海社保案揭盅之时，一个“夫人俱乐部”映入公众眼帘。这个以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夫人为主要中心的夫人集团，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圈子，并与腐败力量利益共沾。
而官方针对陈良宇的通报称，“道德败坏，利用职权玩弄女性，搞权色交易”，“曾与多名女子发生性关系，有一人曾3次堕胎。”（11月7日《人民网》）
我们印象中记忆最深刻的“寡妇村”，就是电影《寡妇村》描述的国民党逃往台湾前，在一定的区域内拼命抓壮丁，男人都被抓走了，女人自然就成了寡妇。这个“寡妇村”的形成，是一段战争的记忆，是一段不幸的历史，带给历史是痛苦的回忆。
而政府大院是什么地方？在老百姓的心目中，那里的住户都是人民“公仆”及其家属，那是一个令人羡慕的群体，是一个地区权力的副中心。可曾几何时，“政府大院”却变得“如同一个寡妇村”，这些处于权力顶峰的妻子们一个个都成了怨妇，是什么因素导致如此尴尬的局面发生呢？
这位高官妻子的话或许有点夸张，但和当前的官场文化应该基本相符合。而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整个社会对权力的崇拜；而用人制度的缺陷，又令社会对权力的崇拜心态加剧。
中国的官员膨胀是世界有名的，即使国家有关部门不断否定民间抛出来的官民比例，但大家都能切身感受真实的一面。
一般称“美国三巨头”就是指总统、国务卿和国防部长，他们的《宪法》规定只设一个副总统，且规定只有总统在不能继续履行职责的情况之下，副总统才有出头之日，才真正具有权力。再看看我们国家，县长、市长的后面，甚至有两位数的副手，另外还有党委一套平行班子。再往下，每个局、委、办也都是“一正多副”、集体领导；内设机构的部、厅、处、科、股也如法炮制，甚至“官比兵多”。
按说，中国拥有这么多的领导干部，官员的工作也应该由“一正N副”来分摊，工作应该比较轻松才对，可我们的官员却是世界上最为忙碌的群体。“八小时以内忙开会、八小时以外”忙酒会、舞会恐怕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酒会、舞会，根源在于官员的权力过大。大家又会纳闷，那么多的领导干部在管理着同一项事，这样的分权怎么会导致个人权力过大呢？这又是中国一种奇特的现象。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只要深刻理解“相互倾轧”、“睁只眼闭只眼”、“潜规则”、“同流合污”等官场词汇即可以找到答案。
正因为有了这些官场词汇，才导致官员个体权力的膨胀，官员胡乱作为很难被查处，即使遭查处，其所要承担的责任也都被人为缩小，最终导致社会对权力的敬畏和崇拜。
那些手中握有实权的官员，近几年又玩起情妇来了。有了情妇，他们就一定会乐不思蜀，哪还想到家中那位“黄脸婆”？更有那些在多位情妇中间周旋的高官，更是没有时间照顾自己的妻子。以“加班”、“开会”、“出差”等借口不回家的可能还是小官，高官之妻恐怕更是“无条件”地服从丈夫不回家的理由了，这些怨妇往往顾忌家庭、子女的脸面和前途，只能忍气吞声。因为一旦把事情闹大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子女的前途也就随之消失。
今天的《东北网》介绍了中纪委研究室原副主任、中纪委北京培训中心原主任、原中央先进性教育活动办公室副主任刘春锦披露的消息：90%落马贪官都有包养情人，甚至有多个贪官共用一个情人的惊人现象。
那些高官的妻子，在享受着非正常的物质待遇后，也为自己的享受付出了相应的代价，有的活得甚至没有尊严。可他们在普通百姓面前依然是高高在上、活得异常光鲜。
政府机关变成寡妇村，也给纪检监察部门敲响了一记警钟：腐败已经不是个别领导。
欢迎探讨“裸体做官”现象！
还有多少贪官在“裸体做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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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名高官身陷情妇门案调查：情妇成反腐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