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题为《中国企业30年之变革沉浮》， 作者：吴晓波

　　乡土星火，意料之外显活力

　　1979年，在安徽芜湖，一个目不识丁、自称是“傻子”的小商贩给全中国的理论家出了一道天大的难题。

　　由于炒得一手好瓜子，他居然请了12个雇工。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经典论述：“雇工到了8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那么，这个小商贩究竟算不算剥削，算不算资本家呢？于是，一场带有浓烈意识形态特征的大辩论开始了。这场大辩论一直持续到1982年，当时瓜子工厂已经雇工105人，日产瓜子9000公斤，赚的钱据说已过100万元了，但关于“个体户到底雇几个人算是剥削”的争论却还尘埃未定。最后还是邓小平一锤定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讨论会上，他建议对私营企业采取“看一看”的方针。

　　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一个小小的商贩竟能掀起如此争论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日子里，私营经济在很多人眼里还是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尾巴”。与在夹缝中成长的私营企业相比，同时期的乡镇集体企业的兴起则颇有些戏剧性。

　　在浙江萧山，一位土生土长的农民每天骑着辆破自行车走街串巷到处收废铁，有人要什么他就生产什么，令人惊异的是，他已经这样悄悄干了10年。 1978年秋，这个叫鲁冠球的农民开始专门生产汽车易耗零配件，为了打入市场，他在只准国有企业参加的行业交易会门口支起小摊，以低于国有企业20%的产品价格出售产品；1993年，他所创办的企业成为第一家上市的乡镇企业。在江苏江阴的华西村，村党委书记吴仁宝同样早在举国上下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就偷偷办起了小五金厂，日后他一手打造出了一个工业王国，甚至生产了一种以自己村名命名的香烟；1999年，这个村子成为中国第一个在资本市场上融资的村庄。在天津大邱庄的一片洼地上，同样是村党委书记的禹作敏也办起了自己的大工业，声名显赫一时，后来这里一度成为富甲一方的“天下第一村”。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市场经济的幽灵已经安然地降临中国大地，改革开放度过了充满争议的初期，历史的车轮无法再度逆转，生活中的人们都意识到世界变了，民间的力量如泉涌般四处漫流。随着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论断，发财致富日渐成为全民共同的理想，一个物质化的年代滚滚而来了。

　　企业元年，各路英豪齐登场

　　1984年是一个充满暗示和悬念的年份。全民经商热正在席卷全国，人们之间的问候语从“你吃了吗”变成“你下海了吗”，在北方甚至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表明，当年最受欢迎的职业排序前三名依次是出租车司机、个体户、厨师，而最后的三个选项则分别是科学家、医生、教师。

　　也正是在这一年，随着改革从农村向城市推进，人们不无惊异地发现，中国的第一代企业家们纷纷上路了，日后很多名扬一时的公司均诞生在这一年。后来，人们将其称为中国现代公司的元年。

　　也许从一开始，他们就注定要走上一条崎岖坎坷的命运之路，但幸运的是他们都活了下来。在山东青岛，35岁的张瑞敏被上级派到一家濒临倒闭的电器厂当厂长，他回忆说，“欢迎我的是53张请调报告，上班8点钟来，9点钟就走人，10点钟时随便在大院里扔一个手榴弹也炸不死人。到厂里就只有一条烂泥路，下雨必须要用绳子把鞋绑起来，不然就被烂泥拖走了。”为了加强管理，他上任后的第一条规章制度就是“不准在车间随地大小便”，还有一次他当众砸毁了 76台不合格的冰箱。10多年后，他创办的海尔集团成为中国最大的家电制造企业，并以其良好的企业形象和服务意识赢得了用户的欢迎，成功地打入了国际市场。

　　在北京中关村，每天在中国最权威的计算机研究专业机构工作却无所事事的技术工程师柳传志终于耐不住寂寞创办了一家公司，地点设在单位原来的传达室一间只有20平方米的小房间里。他信誓旦旦地对领导说：“将来我们要成为一家年产值200万元的大公司”。创业之初，他像个没头苍蝇一样骑着自行车在北京街头瞎转。他先是在单位大门旁边摆摊兜售电子表和旱冰鞋，然后又批发过运动裤衩和电冰箱。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创办的这家小公司日后成为IT业知名度最高的民族品牌，20 年后竟收购了电脑巨人IBM公司的PC业务，与世界行业巨头展开面对面的竞争。

　　在火热的深圳，一位整天忙着倒卖玉米的年轻人王石创办了一家商贸公司，他发财的秘诀在于利用特区的政策优势赚取“倒爷”手中的外汇兑换差价。随着内地对特区进口商品的需求迅猛扩大，他很快淘到了第一桶金，此后一路风雨走来，带领自己的团队大举进军地产，终于造就中国最成功的地产企业之一。

　　意外转折，国退民进新国策

　　1997年7月1日，飘扬在港岛上空整整一个世纪的英国米字旗缓缓落下。当人们仍沉浸在香港回归的喜悦之中，一场席卷亚洲各国的金融风暴已悄然袭来。

　　这场金融风暴从泰国开始。7月2日，一天之内，泰铢大跌20%。随后迅速冲击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里，这三个国家中产阶级的财产分别缩水50%、61%和37%。在韩国，受到攻击的韩元在两个多月里也疯狂贬值50%，国家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刚刚还被中国企业家视为标杆的大宇集团轰然倒塌。

　　尽管中国对国际资本实施了金融管制，没有受到金融风暴的直接影响，但随着整个亚洲的低迷，自身的日子也不好过。股市陷入低迷，消费市场冷清，经过几年的宏观调控，通货膨胀的压力日渐释放，通胀率几乎下降为零，但是，消费过冷的景象却同时出现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到1997年中，全国的工业库存产品总值超过了3万亿元，出现了“结构性过剩”的现象，95%的工业品都是供大于求。6月份，国家经贸委、内贸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等不得不联合成立了全国库存商品调剂中心，以求加速企业商品流通。这种积压景象以前只在1990年时出现过一次。

　　事实上，国有企业已到了非改不可、不改就死的局面。这年1月，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结果出炉，各项数据表明，局势已到了十分危险的底部，国有企业的资本收益率只有3.29%，大大低于一年期以上的存款利率。在39个大的行业中，有18个是全行业亏损，国有工业的负债总额已占到所有制权益的1.92 倍，企业自有资产不足以抵偿其债务，换言之，就是整个国有企业集团已处在资不抵债的境地。

　　乡镇企业同样遇到了问题。在过去20年，以集体经济为主的苏南模式与以私营经济为主的温州模式并驾齐驱，但到90年代中期之后，由于产权不清晰，集体经济已经染上了国有企业的各种弊病。一位官员在一次大会上公开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苏南模式遇到了新情况、新问题，突出表现在所有制结构比较单一，政企权责不分，企业产权不明晰，原有的机制活力逐步减弱。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已渐为旧体制所‘同化’，活力锐减，而且许多地方领导仍抱住苏南模式不放，片面强调集体性质的公有制，阻碍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这段话被视为官方对苏南模式的一次集体反思。此后，环绕在苏南模式上的政治性光环开始日渐散去，到2002年底，在苏南地区有93%的乡镇集体企业通过各种方式“改制”成了私营企业。苏南模式的终结，意味着集体经济的一次脱胎换骨，在更广泛的时空跨度内，它标志着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试验的合作社制度及后来的人民公社制度在基层经济组织中的彻底淡出，一种更为市场化的、以产权人格化为特征的企业制度终于成为主流。

　　风景独好，中国制造显威力

　　2002年，一个“中国制造”的新名词开始在媒体上广泛传播，整个世界都感受到了中国的存在和力量。2002年初，美国零售业巨子沃尔玛决定把它的亚洲采购中心从香港搬到深圳的罗湖区。中国区总裁对记者说，“我们找到了最大的卖家。”沃尔玛当年度在中国的采购商品总额为12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贸易总额。

　　经过20多年的奋斗，“中国制造”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终于向全世界发威。在1998年5月份举办的韩日世界杯足球赛上，中国足球队颗粒无收，中国商品却出尽风头，江苏扬州的玩具工厂制造了30万只世界杯吉祥物，浙江义乌的服饰公司生产了225万面球迷呐喊旗和数十万件“球迷假发”，福建的工厂则提供了上百万件球迷服、护腕及足球袜。但有人也清醒地看到，“中国制造”的秘诀只是在于将劳动力低廉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

　　广东格兰仕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格兰仕是全球最大的生产微波炉的专业工厂，2002年的产量已突破1 200万台，占全球市场份额的1/3。它的竞争之道很简单：微波炉重要的上游零部件是变压器，日本产品的价格是20多美元，欧美的价格是30多美元，在日货冲击面前，欧美企业痛苦不已。格兰仕这样和美国企业谈判：把机器拿给我做，按美方现在的产量，我一台给你8美元。美国人很痛快地就把生产线搬过来了。由于格兰仕员工工资很低，而且工人可以24小时“三班倒”，因此一周只有一两天为美国人生产，其余时间几乎都在享用免费的午餐。在横扫国内市场后，格兰仕又去找日本人谈判：我每台给你5美元，你把生产线也租赁给我吧。随着多国生产线不断汇集广东，格兰仕就成了“微波炉世界工厂”的龙头老大。

　　如果说格兰仕的故事生动地说明了“中国制造”在成本上的优势来源，那么芭比娃娃的故事则能显示中国商品在价值链上的地位。“芭比”是迪士尼公司最热销的儿童品牌玩具，每年在全球120个国家销售，其最主要的制造基地在中国。一个在北美市场零售价为20美元的芭比娃娃，中国工厂的离岸价仅为1美元，而且这1美元里还包括了制造商和渠道商的成本、利润以及各项税收，钱全让美国赚走了。尽管有人对“中国制造”的可持续性表示出忧虑，但“中国制造”本身就是中国崛起的一场前奏。

　　大国崛起 奥运昭示强盛梦

　　2007年，随着人民币的不断升值、国际渠道商的步步进逼，中国的很多企业开始转向国内市场，并逐步走向自主创新的道路。这一年7月，中国最大的袜业制造企业浪莎集团宣布，月底交完最后一批货后，不再接受沃尔玛的订单。这家企业每年向沃尔玛提供500万美元的商品，然而因利润太薄，最终选择了放弃。

　　更大的压力来自国内日益高涨的通货膨胀，“中国制造”的价格优势第一次出现递减迹象，而且通胀不仅仅是国内问题。由于中国是世界上很多产品的供应国，中国的成本提高会体现在全世界沃尔玛及其它大零售商的货架上。美国商务部表示，在2007年的上半年，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价格上涨了4.1%。这是自美国在2003年开始追踪中国进口商品价格以来增长最快的，而且远高于美国2%的通胀率。苏格兰皇家银行的一位中国战略家说得很简洁：“在过去10年，中国是通缩势力，在未来10年，它将是通胀势力。”

　　2008年奥运在中国的举办，仿佛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方面，一个大国正在渐渐崛起，中国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贸易摩擦不断，大国情结日渐高昂；另一方面，股市乍热骤冷，楼市跌荡诡异，人民币持续升值，CPI指数居高不下。这两种景象的交错令人们在亢奋中又添了几分焦虑。

　　相映成趣的是，2007年5月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出了一个很醒目的封面，用的是好莱坞电影《金刚》中金刚爬上帝国大厦的场景，不过这次把那只大猩猩换成了大熊猫。这不禁让人联想起1989年另外一个著名的杂志封面。当时日本的索尼公司买下哥伦比亚影业公司，《新闻周刊》曾经设计了一个封面 ——“穿上了日本和服的自由女神”。但一年后东京股市崩盘，楼市泡沫破裂，日本经济从此陷入长达17年的漫长低迷。中国会与当年日本走同样的道路吗？一切都似乎取决于人们的心态和理智。对于一个正在和平崛起的大国来说，一个激情飞扬的时代正在远去，随着2008年的跨越，中国正在开始一场理性的跋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