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

让我销声匿迹吧　只留真相在人间

《南方都市报》2008年11月18日A16－18版“特别报道”

　　采写：本报记者 喻尘

　　摄影：本报记者 王昕伟 周筱赟

 

　　口述史第38期

 

　　高耀洁简历

    河南省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退休教授，中国首位国际卫生组织“健康与人权”奖获得者。1927年生，山东曹县人。她最早揭开河南“艾滋病村”之谜并勇敢地说出真话，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被誉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2003年底，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仪曾点名会见高耀洁，向她了解艾滋病的传播途径、病人现状和治疗意见。

　　今年年初，我就立下了遗嘱。将来我死了，不留存墓地。我如若正常死亡，不举行仪式，不留骨灰，按原计划，我的骨灰将和老伴郭明久的骨灰一同撒入黄河，让它流入大海，永远销声匿迹吧。

　　——高耀洁

　　她给我说要写一本自传的时候，还是在去年夏天，没想到，一年多以后，她真的就出版了。她就是这样一位老人，不管有多难，说到的一定做到。虽然在她给我这样讲时，我还担心她高龄的身体，她的健康，是否能够支撑她完成如此繁重的案头工作。

　　可是，就在那个简陋的，位于河南省郑州市黄河路上的寓所里，这位独居的八十高龄的老人，在保姆的协助下，孤独而执着地，整理了自己的一生。

　　她说，这些年来，找上门要给她写传记的人，已不是一个两个，而她，原本没有要写传记的打算。她曾觉得，自己的一生将来怎样评价，都让别人说去。可是，某些关于她的流言，让她不得不再次战斗，为了尊严，为了真实而负责任的，个人的和那个地方的真实的历史。

　　她就是高耀洁，81岁，虽然我和老人相识交往多年，可是，对于她，所知还是那么多，又那么少。在这位瘦弱的，曾缠了小脚的旧式的老人身上，藏着了多么大的力量呢？她依靠什么在面对一个强大的势力，为寻找并求证巨大的真相，一直战斗着？

　　我记得又一次去探望老人，是在今年春节之后的一个中午。老人说，你来了，我就要去吃烩面（郑州特有的一种面食）。于是，和她的保姆，搀了她，走过春寒料峭的街头，去那家她熟悉的面馆。饭后，又回到她的家中，她打开计算机，一段段地读她已经写出多半的回忆录给我听。

　　老人用她那浓重的开封口音，软软地读着自己的故事，仿佛，在我的眼前呈现了她出生的那个鲁西南叫高新庄的村庄，还有她的求学岁月，她倔强的性格，特立独行的工作风格，无论身处何种环境，总是不会说软话。

　　那个下午，我不忍看她的眼睛，那里，饱含了泪水，饱含了她一生所受到的不被人理解，甚至不被亲人理解，受到打击，屈辱，被陷害和牢狱之苦，在她不过一米五几的身躯内，全都包括了。

　　这位历史的体察者，经历80余载风雨，自觉而自醒，抗争而斗争，不屈服而坚守尊严，坚韧而守护真相。

　　“文革”创伤影响至今

　　少年时代的精神创伤给我儿子留下很深的烙印，从此，他胆小怕事，怕当官的。现在，有人为了控制我，还利用我儿子这个弱点。

　　1978年春节，我是守护在病人身边度过的，为了能学到知识，我不但要做好本职工作，还要去做护理工作、清洁工作。

　　“文革”中失去的学习机会太多了，我很珍惜恢复工作后得到的工作和学习机会，有时不太会去想以前的冤屈，全身心投入到了工作中。要说1978年以后30年的经历，我必须说一下1978年前几年的事儿。这些事情，我以前从未公开说过。

　　我被关过牛棚，被抄过家，被批斗过，“文革”中很多事儿，很多情景，我都经历了。这些，我都可以忍受，可是，他们在我儿子身上下的毒手，让我一辈子不能忘记。儿子的经历也影响了他后来的人生观，影响了我们母子后来的关系。

　　1968年11月6日，据说在郑州市中医院的电工房和男厕所发现了“反动漫画”和“反动标语”，我至今没看到漫画是什么样的，标语上写了啥，可这在当时的郑州，成了一件“重大反革命案件”。公安机关把矛头对准了我的儿子郭锄非。

　　郭锄非那年才13岁，并没有在中医院住，而是跟着我丈夫住在郑州八中附近，作案时间和地点根本对不上。可在半个月后，郭锄非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员在课堂上抓走了，遭到了毒打，被威逼利诱，对着他们拿来的反动漫画的照片描了一幅，算是被抓到了证据。1969年1 月13日，他被以“反革命罪”判了3年刑。他当时才13岁，不够承担刑责的年龄，可判决书把他的年龄改成了15岁。

　　抓我儿子目标对准的是我，他的判决书的开头写着：“现查清，郭的母亲高耀洁，地主出身，有严重历史问题及现行活动……”我儿子就这样成了全国最年轻的“政治犯”。

　　我一次次地背着破背包到北京去替儿子申冤，晚上就睡在天安门的门洞里，我当年就是个出了名的“上访户”。现在看到那些含冤上访的人们，我比别人更能理解他们，同情他们，没有天大的冤屈，谁会走艰难屈辱的上访路啊！

　　1974年，郭锄非得到正式平反，平反结论上写着：“经复核调查研究，原判反动标语，不是郭锄非所为。故决定撤销原判，改判郭锄非无罪，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少年时代的精神创伤给我儿子留下很深的烙印，从此，他胆小怕事，怕当官的。现在，有人为了控制我，还利用我儿子这个弱点，让他来求我，不要对他的工作产生影响。

　　抓了我儿子之后，1972年6月27日，我也被抓起来了，罪名是“非法堕胎”，判处“劳动教养三年”。我实际上被关了13个月，在河南省新郑县和长葛县交界处的陉山劳教场。

　　幸亏我丈夫在外面替我申冤，1973年7月19日，我活着走出了陉山劳教场。这年10月27日，我收到了郑州市革委会公安局给我的平反决定，恢复我的名誉，回原单位工作。

　　可是，我和我的家庭在“文革”中受到的迫害，并没有因对我的平反而结束。到了1979年12月5日，我才看到了郑州市中医院给河南省中医院的函，这时，我已经调到了河南省中医院。这个函终于给我彻底平反了：“我院于1979年3月对受到四人帮迫害的同志进行了平反。高耀洁同志虽已在院大会上平了反，但由于她调走，今特函，对高耀洁同志进行平反，恢复名誉，对受株连的子女亲属恢复名誉。”

　　离开手术台走上讲台

　　有了公款消费，有了“三陪”，性病传播就有了生长的土壤。我发现了这个问题后，从1994年开始，就到处去演讲，去做宣传。

　　我终于又有了工作的机会，又从郑州市中医院调到了河南省中医院，我感觉又有了活力。20世纪80年代，我所在的科室已经是远近闻名，成了没有挂牌的“恶性滋养细胞肿瘤治疗中心”。慢慢出了名，我们河南省中医院第一附属医院也出了名，病人多了，医生少了，人手紧，我有一次9天9夜没离开病房，后来，我晕倒了。

　　1983年，我和科室获得了河南省二级成果奖，我也获得了晋职、晋级和各级领导的重视。那几年，我们医院的病人非常多，我们得到了一些荣誉。 1984年，我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中西医结合大会，被授予了一枚奖章。我是“九三学社”社员，这年又在北京参加了第四届社员代表大会，邓小平、胡耀邦都参加了会，接见了我们。

　　1988年，我被评为郑州市劳动模范，又当上了河南省第七届人大代表。我退休的时间因为医院人手紧，也一推再推，1990年，我都63岁了，还在工作。

　　1990年7月15日，我又到医院上班，晚上，退休人员聚了一次餐，宣告我正式退休了。饭后，我又到病房看了下，默默无声地走了，说实话，我舍不得这些病人，但我这一走再没回去过。

　　我退休之后，本意想写一些东西，总结一下40年的临床经验，可是，不断有人找上门来，希望我能到小诊所去挂牌，去坐诊，给很高的价钱。我都一一拒绝了。在郑州西郊，竟然有人挂出牌子“高耀洁教授在本所坐诊”，我带着记者去抓，可能事先暴露，扑了空。

　　1992年春节后，河南省当时的一位女副省长找到我。她说1995年要在北京召开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要我写一篇论文，在参加大会时用。于是，我开始在河南全省范围内，对几千名女性的健康进行调查。

　　通过这次调查，我发现：城乡接合部妇女发病率高；性乱使女性发病率高。我们检查了7个监狱，其中女子监狱的性犯罪在押的女人，性病发病率为92.7%.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做了深入了解。

　　我发现改革开放几年后，出现了一个特殊群体，她们像城市健康躯体上的肿瘤，俗称“三陪女”，活跃在歌舞厅、夜总会、美容院等地方，从事色情服务。

　　这时，我听说豫东一带流传着一首打油诗：“吃喝嫖赌胆包天，贪污受贿心不悬。只因手中有巨款，某君今日又升迁。”有了公款消费，有了“三陪”，性病传播就有了生长的土壤。

　　我发现了这个问题后，从1994年开始，我就到处去演讲，去做宣传。1995年的半年里，我就讲了十几个大学，仅是三八节那天，我就在三个大学里演讲，宣传预防性病知识，那时还不懂艾滋病，所以，也就把艾滋病和性病放在一起讲了。

　　我退休后，没有去私人诊所，却争到了讲台。我认为我们女性更应该提高卫生保健知识，劳累了我一个人，让大多数人受益，这很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