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化运动

研究文革，人们往往忽略文革的“前奏”。从1964年左右，我们这代青少年在思想到情感以至外表各方面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知道了什么叫“家庭出身”；开始用“阶级”的观点看待事物；“成名成家”的思想受到了批判，人人争当“革命的螺丝钉”；女孩子们脱下了花衣裙，穿上了蓝布服，等等，等等。我和马笑冬经历这一切的时候，大约是十四、五岁。在这个过程中，书籍和电影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毛主席著作”越来越成为人们一切行为的指南。  

基于文革中红卫兵的表现，海内外有人说，我们这代人是喝“狼奶”长大的，文革前夕的革命化教育无非是强化了我们从小到大一以贯之的、以斗争和仇恨为基调的教育。对于这个观点，我们无法苟同。如果是那样的话，就不会有马笑冬班上关于“救人”的、具有典型意义的讨论，也不会有叶维丽此时油然而生的疏离感。“革命化”是对我们早期所受的、包含人文主义内容的教育的否定。如果说在我们小时候白雪公主和刘胡兰是可以和平相处的，那么经过革命化以后就只剩下刘胡兰了，而且胡兰子是没有儿女情长的，只有阶级仇、民族恨。 

整体来讲，革命化过程中的“再教育”是非常成功的。到文革前夕，“人道主义”已成为资产阶级的代名词，为革命青少年所不耻；“阶级斗争”观点成了我们认识世界的基本武器；而“干部子弟”也具备了有强烈特殊感的群体意识，自视为革命事业当然的接班人。当年很有名的电影“红孩子 ”中有一首插曲，开始是一句问话：“准备好了吗？”我们这一代人对文革是有准备的。有没有准备大不一样。 

马笑冬：我在小学毕业前的最大心愿，就是考上北京最好的女校师大女附中。由于考试时粗心，我只考上我的第三志愿：北京女八中。我哭了一个星期才缓过劲儿来。这种考试制度真成问题，不参考平时的成绩，一锤定音。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哪能每次考试都不失误呢？       

入学第一天，我一走进女八中校园，看见里面热闹极了。高年级的大姐姐们拿着各种各样业余小组牌子招揽新生，不断有人走上前来问你：想打篮球吗？喜欢书法吗？想参加舞蹈组吗？她们个个朝气蓬勃，充满自信。这让我一下子感觉好多了。

女八中所在的校址是民国时期的女子师范大学，鲁迅在那里教过书，刘和珍、杨德群曾是那里的学生。后来她们被北洋政府杀害，鲁迅写了著名的文章《纪念刘和珍君》。女八中校园里现在还有刘和珍和杨德群的墓碑，座落在一个幽静的小院子里。因为这一点，进女八中还是让我感到欣慰的。没过多久我就当了大队宣传委员，负责出学校的墙报。

叶维丽：你看，你一上中学就受重视，我始终不起眼。你上初一我上初二。我上的是师大女附中。现在北京基本上没有女校了，我还是挺喜欢女校的。女孩子们在一起很舒服，我觉得对女生的自信心也有好处。但女校确实不利于培养咱们和异性交往的经验，弄得咱们一个个都有点像在修道院长大的，在后来的婚姻生活中往往显得格外傻。

第一天上学的路上，我碰到另一个女附中新生，她说她当过大队长。女附中的学生在小学尽是大队长、中队长什么的，我只是个小队副。我当时就想糟了，那么多大队长在一起，一个个都那么能干。但是后来是不是当过少先队干部显得无关紧要了，一个新的标准出现了，就是家庭出身，这个变化太重要了。

中学的班集体给我的印象不深，也没有再遇到像吴老师那样既教书又教人的老师。咱们上中学的时候，社会上越来越强化“阶级斗争”，老师们开始变得小心翼翼，从“旧社会过来”的老教师更是夹着尾巴做人。整个大的政治环境的变化，给我这个孩子的感觉，就是中学和小学的经历泾渭分明。我对中学生活最深的印象就是“革命化”。

马笑冬：说起革命化，我记得它当时是做为一个运动搞的。

叶维丽：是运动，“革命化”其实是咱们经历的第一场政治运动。虽然没有停课，但课外文体活动时间这时全部用来开会，班里开，年级开，全校开。当时我上初二，头一次经历“运动”，给我留下特别深的印象。它的搞法跟小学的教育方式完全不同，首先声势就不一样，全校都动起来了，教室喇叭里一天到晚就是一个内容，从四面八方包围着你。

革命化当时也是整个社会的氛围。文革前二、三年，农村有“四清”，城市有各种各样的“整风”，北京市的很多中学都搞类似革命化的运动，整个社会都在逐步动员起来，用现在的话讲叫“暖身”。回过头来看，这些都是文革的前奏，给文革做准备，而我们青少年是被准备的重点。当时的提法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小学的时候叫咱们“祖国的花朵”，还挺纯真的，现在成了“接班人”，就不能闹着玩儿了。

马笑冬：我是积极参与革命化运动的。那时老说不能让父辈们用鲜血打下的江山变色，要去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们经常念毛泽东的一段语录：“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宝贵而重要的时间啊！现在二十来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正是四、五十岁的人。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 每次读到这段话，我都会热泪盈眶。直到现在它都能使我感动。 

叶维丽：我的感受和你的不太一样。几十年真的过去了，这个世界和当年要我们去创造的岂止天壤之别！而我们这一代人曾经那么真诚地相信过，现在想起来让人百感交集，也很有讽刺性。      

马笑冬：当年这些提法激发了我的革命激情和责任感。也就是那个时候，我开始有了自己是“革命干部子弟”的意识，这是个值得一提的变化。在革命化运动之前，我不懂甚么是家庭成分。我上的是个胡同小学，周围很多普通市民的孩子，我没觉得自己和她们多不一样。记得有一次填表，在“家庭出身”那一栏，我问爸爸怎么填，他说填“职员”。现在我知道了自己是“革命干部”出身，老实说，心里挺得意的。

叶维丽：小学的时候比谁家官大，家庭出身的观念很淡薄。在我们学校官大的不仅仅是共产党的高干，高级民主人士的官也大，他们的孩子也引人瞩目。到中学就不一样了，民主人士不再吃香，“革命干部”、“革命军人”是最优越的出身。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彼此是什么家庭出身，因为那个时候老填家庭情况表，小学时没怎么填过。我们学校在礼堂开过一次全校干部子弟大会，这是头一次这么公开地把人按出身区分。每次在礼堂开会都要从教室带上椅子去，全班走的时候桌椅板凳稀里哗啦响成一片。那次开全校干部子弟会，班上大部分同学都默默地留在座位上。我搬动椅子时动作尽量轻，感到有点儿不自在：平时都是挺要好的朋友，怎么就这么把人划分了？我的好朋友是我的同桌，平时我们经常在一起出出进进。她家庭出身不好，我走时心里有些报歉。

那次会的内容无非是说我们这些无产阶级后代对革命负有特殊的责任。我们学校有个副校长叫胡志涛，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中共的老干部，说话富于煽动性，能让你热血沸腾，像我这种冷血的都爱听她讲话，更别提那些特爱激动的人了。那次也是由她来讲，她说干部子弟比一般人担子更重，老子打江山，要靠你们来接班。当时一张全国性的报纸发表了宋心鲁“给干部子弟的一封信”，信中也是讲干部子弟对革命有特殊责任的话，责任感加特权意识，那封信的影响很大。你们学校没开过类似的会吗？

马笑冬：我没印象。当时讲出身给我的影响主要不是优越感，而是做革命接班人的责任感。那种感觉就是：我们是革命的后代，我们不接班谁接班？

叶维丽：可是“责任感”和优越感是分不大清的。干部子弟成了特殊阶层、革命的“特种部队”，这给后来的文革做了铺垫。

有出身“好”的，就有出身“不好”的，所谓的“黑五类”（地、富、反、坏、右）。这样的同学开始被排斥在一些集体活动之外。那时候经常要欢迎外国元首，一欢迎就停课，排着队站在长安街上等着外宾和首长的车队通过。有一次欢迎外宾，我忘了为什么原因一个人中途返回教室，看到一个出身“不好”的同学孤零零一个人坐在教室里。看到我进来，她显得若无其事，忙于做她的作业，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前几年我有一次见到她，提起这个场景，说很佩服她能那么镇定，没想到她一听就放声大哭，接着就诉说因为父亲是关在监狱里的“历史反革命，”她那个时候心中承受了多少压力。她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小学时是少先队大队长；“革命化”以后家庭出身变得重要，她一下子变得灰溜溜的。她也记得那天教室里的场景。她当时是在我面前竭力维护自己的尊严，不流露任何情绪。她的大哭使我明白，当年的伤害其实到今天也没有完全平抚。

革命化运动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就是“暴露思想”，暴露完了就批判自己的坏思想。十几岁的孩子就得自我批判，就要思想改造。开会发言就是暴露思想，暴露得好的到全校大会上去讲，在教室的广播里也常听到又有人暴露了什么思想。当时最普遍暴露的是“成名成家”思想。我们班有个同学说自己想当演员，演出成功后大家给她献鲜花。她说现在认识到这是肮脏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要把它清除掉，努力做一颗“革命的螺丝钉”，党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你还记得吗，上小学的时候是鼓励咱们成名成家的，我们班同学谈理想都是要当什么“家”，现在这种思想受到了批判，这实际上是对咱们小时候教育的一种否定。

马笑冬：那时候有点儿“私心”就是坏思想，越把自己讲得坏，就说明你革命越彻底。我们年级有个同学检查说赛跑的时候她就盼望跑在她前面的人摔一跤，这样她就能得第一。还有个同学说她出身是赤贫，她爸爸参加革命前是个放牛娃，她这样的人应该思想特别红，可她自己却有很坏的思想，她越说越难过，觉也不睡了，在走廊里整整站了一夜。

叶维丽：她思想怎么坏了？

马笑冬：具体的我不清楚，这事是听她们班同学说的。那时她们临时住校，她的同学吓得都不敢去睡觉，怕那女孩想不开跳楼，守了她整整一夜。

叶维丽：真有点儿走火入魔了。那时候暴露什么思想的都有。我们学校一个高三学生，她爸爸是个文化大名人。她在学校广播里说她看不起她妈妈，嫌她粗鲁。让我惊讶的还不是她说她妈妈的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是她怎么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这么说自己的母亲？她妈妈知道吗？文革开始后，批判自己的父母就屡见不鲜了。

我记得我们班有个同学说，她走在大街上别人老看她，她想是因为自己长得好看，心里挺美的。她现在认识到这么想是不健康的，爱美是资产阶级思想。我听了以后，心想她怎么什么都说啊。

马笑冬：那时候就得有什么说什么，不能隐瞒，她能这么说是勇于暴露思想。

革命化运动给我最具体最深刻的影响就是要艰苦朴素，和资产阶级吃喝玩乐、梳妆打扮的思想决裂。自从革命化以后，在我的心目中，只有好逸恶劳、无所事事的阔小姐、太太们才爱美、爱打扮。我当然不肯和那样的人为伍，如果看到有人打扮得花枝招展，我就特别反感。我觉得人们之所以对女人有看法都是因为这些人。我不应该像她们那样，我要把矫揉造作全去掉。

刚进中学的时候，虽然大家都比较朴素，但也喜欢追时髦。那种时髦是比较隐讳的，比如怎么把辫子梳得靠脑后一些，吊得高一些，这样就显得洋气。当时还流行肥裤腿，而且要长，能盖住半个脚面。我也曾追过这些时髦。    革命化开始以后，我不再穿任何鲜艳颜色的衣服，而是要穿带补丁的，补丁越多越好。过去我一直梳辫子，小时候妈妈把我的两条辫子分别在头的两侧盘成髻，很漂亮。到了革命化的时候，我第一次剪了短发。以后每次妈妈给我剪发时我都要和她争吵：“短一点，再短一点。”我妈妈很生气，说：“还怎么短？耳朵都露出一大半了。” 那时年轻，头发很多，洗完头干了以后短短的头发全蓬起来了，看起来要多傻有多傻。我常常在晚上洗头，头发快干了就马笑冬上去睡觉，把头发压平。

叶维丽：你小时候很爱美，现在不让美了，你不觉得别扭？

马笑冬：我确实从小爱美。有一次看了外国童话故事片，对里面公主头上的桂冠和身上的披风羡慕不已，我就做了个纸冠，想想还缺一个披风，就把毛巾被披在肩上，在镜子前照来照去，觉得自己变成了童话里的公主。但到了革命化的时候，这些想法全没了，连一点儿影儿都没了。那时候穿得艰苦朴素是心甘情愿的，是我积极追求的，并没有人强迫我那么做。

叶维丽：我也穿得很朴素。我现在觉得有意思的是，咱们外表装束上的变化似乎发生地那么自然，在不知不觉中就变了，当时没有一点受压抑的感觉。坦白地说，如果不是最近翻出两张过去的照片，还真没想到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咱们的外表会有这么大的变化。一张是1963年小学毕业时我们班在北海公园的合影，另一张是我们中学班上的一些同学在初二时照的，大约是1965年。在第一张照片上我们班女生都穿着五颜六色的花裙子，我穿的是一条连衣裙。第二张照片上大家衣服不是灰就是蓝，没有了色彩和花样，成了“中性”的了。而那时候我们十四、五岁，正是所谓的“花季”，该爱美的时候。服装的变化是有象征意义的。从女孩子穿的衣服上看，1963年到1965年这段时间咱们的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女性服装男性化并不是在60年代才开始的，咱们的母亲都穿着男女不分的干部服，但把它普及推广到全社会，包括少年儿童，大概是在这个时候。我想这和当时的全民皆兵也有关系。

马笑冬：毛泽东为女民兵提过一首诗：“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那张女民兵持枪的照片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那个形象对咱们这代人都有影响。

我那时候就是什么都要跟男的一样，对女人感兴趣的东西不感兴趣。你看我的生活知识贫乏到什么程度：人家说“你这衣服挺不错的，是的确凉的。”我就问，什么叫“的确凉”？不知道。人家说这肉很老。我就问什么叫“老”？别人觉得我连起码的常识都不懂，其实我是故意不想知道那些婆婆妈妈的事儿。我觉得女的什么都应该和男的一样。如果一本书里写一个姑娘笑，总是什么“咯咯咯的笑声”，“吃吃吃的笑声”。我就想讨厌不讨厌啊，她就非得这么笑不可，她就不能“哈哈地笑”吗？

叶维丽：哈哈，书上是这么写的，现在还这么写。

马笑冬：我认为那种笑声是为了取悦于男人的，我从来没有学会取悦男人。再给我一个青春，我也学不会。

叶维丽：说得好，我也学不会。

马笑冬：虽说我处处都想跟男的一样，但上了初中以后，我开始零零星星地听到有人说“嗨，别看现在咱们女生的功课都不错，人家男的小时候淘气，到了高中、大学，功课就比咱们好了。”我听了很不以为然。那时候我大哥在郊区一所农业技术学校工作。我去他那儿玩儿，听到一种说法：“女的一结婚生孩子就完了”。我对这话特别反感。我想我将来绝对不能像他们说的那样。我从小就对男女不平等特别敏感。           

叶维丽：你为什么那么敏感？我就不如你。我从小一直以为男女平等是天经地义的事。看看周围，咱们的母亲都工作，再看看小说电影，里面尽是女书记、女厂长什么的。我也没有听说过哪个女孩子在家里受歧视，至少我的朋友里没有，学校里的班干部也尽是女生。你这么敏感是因为有人刺激过你？

马笑冬：没有，我在集体里总是比较强，比较冒尖，没有人敢欺负我。在家里两个哥哥对我都特别好。尤其我大哥，对我十分呵护。而且我最受父母宠爱。

叶维丽：那你的敏感和你母亲在家里比较次要的地位有关系吗？

马笑冬：我想在潜意识里是有关系的。我不想做我妈妈那样贤妻良母型的女人，我特别向往做女兵。有两个电影给我的影响最深，一个是《红色娘子军》，一个是《战火中的青春》。我特别羡慕《战火中的青春》里的高山，她女扮男装，管一个排的男兵，让他们服服帖帖。我想怎么机会就落到她身上了？如果我有那种机会肯定能做到她那样。我把头发剪的短短的就是为了像个女战士，我还特别喜欢军装，想要一套都快想疯了。

上中学后我们开始了下乡劳动，一年两次，一次秋收，一次夏收，这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你们也去吧？

叶维丽：去，初二的时候开始去的。听说在我们之前，女附中的学生劳动是去摘草莓，听起来像是郊游。从我们开始，真正参加农业劳动。下乡劳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经受锻炼，通过劳动改造思想，是培养革命接班人很重要的一课。我们也是在收割的季节去，干最累的活儿，手被镰刀磨得满是血泡。

马笑冬：有一次我们去郊区帮助农民收麦子，劳动结束后为了继续锻炼吃苦精神，学校组织我们步行回北京。近傍晚开始走，一百里路走了整整一夜，直到天明才到家。半夜下起了大雨，淋得我们像落汤鸡。有的同学来例假，卫生纸上的血都被雨水泡白了。我脚上磨了好几个泡，咬牙坚持下来了。一到家，我就倒头在父母的大床上昏睡，直到快傍晚的时候小哥哥用妈妈刚蒸好的雪白的菜包子把我逗醒。

头一次下乡劳动回来，我连衣服都不换。我觉得如果我换了干净衣服，就说明我厌恶劳动，认为劳动是脏的。我妈妈说“你为什么不换衣服不洗澡呀？”我说“干嘛呀，我为什么下乡回来立刻就换？要是我现在还在农村，我不是还不洗不换吗？”第二天回到学校，还穿着我下乡时穿的特别破的裤子，上边有大补丁。可是一看见同学我就傻眼了，所有人都换上了干净衣服。我这时才想，大概换一换也没什么。

叶维丽：我们下乡的时候，有一件事我总也忘不了。那次我们是去割稻子，和一个高中班在一起。我们管她们班叫“姐姐班”，这是女附中的叫法，初中班管高中班叫“姐姐班”。她们班劳动最好的是个胖乎乎个子不高的人。她干起活儿来一刻不停，浑身衣服都被汗水浸透了，运稻子的时候她每个胳膊下夹着好几大捆，用手使劲拽着衣角，肉都露出来了,她却毫不在意。我忘了自己干活，光看着她，直为她累。后来听说她家庭出身不好。那时候总说出身不好的人要重在表现，但她即使这样干，也没有听说她受到表扬，我觉得她有点儿可怜。

我对下乡劳动还有个印象，就是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强调阶级斗争了。在第一次去农村之前学校开了个大会，别的内容都忘了，我就记得校长说农村的情况是很复杂的，不能够看到什么人上去就叫大叔大伯，谁知道他们是不是地主富农坏分子呢。那时农村正在搞“四清”，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特别紧。有出戏叫“夺印”，里面有个地主婆叫“烂菜花”，企图腐蚀村干部何支书，给他做了一碗元宵，里面有个很长的唱段唱这元宵有多好吃。今天想想，一碗元宵就能把人给腐蚀了，真是滑稽，现在的干部哪里看得上？

我们这些城市里的孩子，不知道农村是怎么回事，听了校长的话，心里很紧张。到村里后，我们除了干活和老乡没有接触，不了解任何情况。有一天吃过晚饭天很黑了，我们走回睡觉的地方，一路上看到有人在路边蹲着，模模糊糊地看不清。有个同学就指着一个人悄声说，“他可能是个地主”，好象地主就该在黑地里蹲着。我听了有点儿怕。后来插队了才知道，北方许多地方的农民没事儿就爱蹲着。我们雁北管蹲着叫“圪蹴”，下了工吃了饭，男人喜欢在外面蹲会儿，抽袋烟，说说话再回家。

那时候一讲阶级斗争，到处都是阶级敌人，对阶级敌人就不能客气。因为也不知道谁是什么阶级成分，对人就不能随便称呼“大伯大叔”什么的。小时候咱们受的教育是对人要有礼貌，现在行不通了，这又是对咱们从小教育的一种否定。

马笑冬：说起阶级斗争，我们班上政治课时有个同学提出一个问题，说如果有人掉进水里，你不知道他的阶级成份，该不该去救？你救的人万一是个地主呢？有人反驳说如果一个人马笑冬上要死了你还调查他的成份，就来不及了，舍己救人就没有意义了；可又有人说他要真是个地主怎么办呢？我们翻来覆去地转圈子，讨论来讨论去没有结果，老师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叶维丽：这个讨论真有意思，特别能反映那个时代。你们的问题在1963年“学雷锋”的时候都提不出来。虽然雷锋说过“对敌人要像严冬般冷酷无情”，但当时并没有特别强调那一面。对咱们小孩子来说，学雷锋就是做好事，帮助人，在公共汽车上给老弱病残让位子，在街上看见老人拿不动东西就帮着拿，不会先问人家是什么出身。到1964年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你们的讨论其实是给文革中如何对待“阶级敌人” 埋下了伏笔。文革开始后，对地主不但可以见死不救，而且打死也是死有余辜。

马笑冬：革命化时开始强调阶级性，对什么都要做阶级分析，就是人道主义也要分阶级性。我对克服“小资产阶级情调”还是有点困难。记得当时上演电影《早春二月》和《舞台姐妹》，我都很喜欢，可它们都被批判成是小资产阶级的。什么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大概像多愁善感、软弱、动摇都算吧。《早春二月》里的肖涧秋，为了帮助一个生活无助的年轻寡妇，决定离开自己的女友，和这个寡妇结婚。那时就批判他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我不明白人道主义有什么不好，但我努力批判自己，向革命化靠拢。

叶维丽：你努力靠拢“革命”，而我开始感到不合拍。我爱看的东西差不多都被批判了。我在一本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叫“陶渊明写挽歌”，我也读不大懂，但喜欢它含蓄压抑的文笔，和通常激昂慷慨的文章不一样。很快它就被批了。你刚才提到电影《舞台姐妹》，里面有一句话，“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唱戏”，我一听就想，这话怎么说得这么好啊！有段时间我总在心里默诵，但不敢告诉别人。运动中批判很多咱们从小珍视的东西，我从心底是困惑和抵触的，也没法说服自己我的想法都是没道理的。

那时候我在新华社图书馆里经常碰到一个长得很秀气的年轻人，脸上总是一副很忧郁的样子，落落寡合，和革命化的气氛特别不协调。我就注意他，每次去图书馆都看看他在不在。我想他是很吸引我的。这要在“暴露思想”中说出来真是“不健康”，所以我也不说。

对那些越来越离谱的说法我也有怀疑。有一次我们在校园里劳动，抬黄土垫操场。我跟一个同学一前一后担着个大筐，来回走了几趟，越走土越沉，压的肩膀疼。走着走着，前面的同学突然停了下来，说，“我刚才想起一段毛主席的语录，突然觉得担子轻了。”我心想，“是吗？”不以为然，当然没敢说出来。

马笑冬：我想她的话可能是真心的。当时社会上已经开始大学毛选，毛泽东思想精神变物质的说法越来越多了，有了毛的思想武装，就能创造任何人间奇迹。对她的说法我就不会怀疑。你能这样质疑真不容易，我是整个地投入进去了。

叶维丽：我不可能一点儿没进去，周围是那么样一个大环境，但就是心里有些疑惑，感到自己跟不上了趟儿。

那一段革命化运动对我个人的重要性，怎么估计都不过份。从那以后，我对待周围事物总像个旁观者，爱怀疑，有疏离感，这种态度影响了我一辈子。但在当时那种革命调子越唱越高的形势下，我又感到深深的自责，从十几岁起就觉得自己是革命对象，得改造自己。我内心开始痛苦，这是小时候从未体验过的。

我的情况并不是没有人注意到。一个老师居然找我谈话，说我的精神面貌太低沉，不像个毛泽东时代的青年人。我心想都被看出来了。而且也不是他一个人觉得我“有问题”，“团组织”也发觉了。我成了我们班干部子弟中极少数没入团的人。在当时那种政治形势下，入团是进步和革命的标志,我们班干部子弟基本上只要满了15岁就会入团。你是什么时候入团的？

马笑冬：我是15岁生日那天入的团。可我们学校没有干部子弟一到年龄就入团的规定，这是太明显的特殊化了。

叶维丽：我们也并没有明文规定，可实际情况就是这样，不管多不起眼的同学，只要家庭出身是革命干部，满了15岁就入团。我们班是谁入团了团支部就在黑板上宣布，祝贺某某入团了，大家就都知道了。到了1966年春天，我们班十几个干部子弟几乎人人都入了团。到了黑板上宣布年龄最小的同学入团的时候，我的一个好朋友说，我一看到黑板上那行字时脸立刻就红了。我是感到被排斥了。说的轻松点儿，像别的小孩不带我玩儿。说的严重点儿，就是不让我进“革命队伍”了。当时革命的压力那么大，家庭出身不太好的同学没入团还不那么显眼，我这样的，要是不入团，就有问题了。

我没有入团，不是因为和团支部里任何个人的关系不好，我和大家关系都不错。我想是因为我“不追求进步”，不积极靠拢组织。我曾经跟一个同学开玩笑说，要入团还不容易，不就是写几份思想汇报吗？可是我不写，觉得那东西假。我们班有的同学为了入团，写了学“毛选”的心得笔记，放在别人容易看到的地方。当然这样的人大家都看不上，在底下都议论她。她不是干部子弟，要是干部子弟也不用费那么大的心机。我知道如果我想入，就是写几份思想汇报的事儿，但是我不想写。

马笑冬：别人都争着革命，你为什么会这样？

叶维丽：我也觉得我有点特别，后来想过是为什么。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长在一个平等和民主的家庭。我爸爸妈妈从来就鼓励我们发表自己的意见，这养成了我比较能够独立自由地去思想而不会受到斥责，在这点上我终生感激我的父母。其实我妈妈已经意识到了我和当时的革命气氛有些格格不入，她开玩笑说我是“名士派”，从小我妈妈就喜欢给我起外号。

马笑冬：什么叫“名士派”？

叶维丽：就是有些清高，对待事物保持一定的距离，不那么投入。倒是我爸爸比较担心，那段时间他常在饭后和我一边散步一边聊天，问问我的想法，但我并没有感到什么压力。我后来知道他很关心我的入团问题。

新华社大院的环境对我的“自由化”倾向也有影响，在五六十年代我能生活在那样一个信息相对比较丰富的环境里是很可贵的，有些信息你甚至可以反过来看。反修的时候，新华社办了一个展览，都是关于苏联的照片，目的是说明苏联变质了。那个展览是开放的，谁都能看。我记得里面有一张照片，题目是“莫斯科郊外的傍晚”，是一个年轻的美国钢琴家在莫斯科郊外一个剧场演出后的情形，一些苏联姑娘很仰慕地看着他，台上的地板上满是散开的花束。照片的题目和画面给人的感觉都很美，至少对我来说，它没达到“反修”的目的。

我对待周围事物的态度也和我的大家庭有关系。我虽然是干部家庭出身，但因为亲戚中伯伯舅舅们有政治问题，我不那么理直气壮。每次填家庭情况表时，我都发怵填亲友中有无被“杀关管”的那一栏，因为我五伯伯被关押，我不能不填，这在我心理上是有阴影的，也减轻了我的家庭出身优越感和革命冲动。

马笑冬：你的情况比较特殊，当时绝大多数青年人都是争着要革命的。

叶维丽：对，所以你比我“典型”。

马笑冬：上中学的时候，什么样的人是你的榜样？

叶维丽：我一下子说不上来。你呢？

马笑冬：在我看的所有书里，保尔和牛虻给我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在美国，我有一次发现我们那个小镇的图书馆里有电影录像带《保尔.柯察金》，我一楞，拿起来又放下，放下又拿起来，反复了好几次，最后还是决定不看了，因为我怕勾起太多的回忆以致不能入睡。

叶维丽：你有“保尔情结”啊，好多中国人都有。

马笑冬：确实有。牛虻也给我极其深刻的印象，我看《牛虻》一夜没睡，打着手电一口气读完。我觉得他是一个极其坚忍的人，特别能忍受磨难，又不把它表露出来。那本书里有一句话说，又能忍受、又不诉苦的人是特别伟大的人。这样的人就是革命者的典型，流放到西伯利亚的那些俄国革命者都是这样的，他们对中国年轻人有很深的影响。说到坚忍的性格，有个电影叫《海鹰》，是讲共产党和国民党海军打仗的。共产党的一艘军舰被打中，有个海员负了重伤，但为了不成为大家的负担，他咬牙忍受，没人知道他负伤了，直到他牺牲。这个海员在影片中不是主要角色，但他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希望能做得跟他一样。我常常有“生不逢时”的感觉，很遗憾没有生长在战争年代，错过了做英雄的机会。

叶维丽：其实当时对咱们的教育是挺矛盾的，一方面要轰轰烈烈，英雄主义；另一方面又批判“成名成家”，要我们做螺丝钉、做驯服工具。你说过你不愿意过普通人平庸的生活，结婚生孩子什么的。可你要是费了好大的劲儿还是默默无闻、真像个螺丝钉会不会心理不平衡？

马笑冬：怎么说呢？那时候个人英雄主义已经被批得一塌糊涂，成了非常丑恶的东西。我就是特别向往一种跌荡起伏的生活，并不一定要成名。保尔和牛虻都是革命队伍中的普通一员，如果不是被写成了书，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我是羡慕他们曲折的经历。 

叶维丽：你刚才问我谁是我的榜样。保尔、牛虻对我是有影响的，我是那个时代的人，不可能不受影响，但我没有像你那么着迷，我没有想过要当英雄。我喜欢看屠格涅夫的书，他的《父与子》和《罗亭》中的主人公都是“多余的人”，不是英雄式的人物。我看的书很杂，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看侦探小说。有一本英国人写的书叫“月亮宝石”，我看的入迷，有一天把它带到学校去了。一个同学看到了里面一幅插图，是一个英国贵夫人，还批评我。

说起革命者的形象，我比较喜欢《青春之歌》里面的卢家川，他不修边幅，风趣幽默，外表不那么一本正经，甚至有点儿吊儿浪当，但内心却是很坚强的。不过想来想去，我想不出一个可以称做榜样的人物。

你说的保尔和牛虻都是男性，他们对你的吸引，除了英雄主义的东西外，有没有别的因素？

马笑冬：我想是有的。保尔、牛虻都能打动我，对我有魅力。我当时主要不是看重外在形象，而是欣赏性格坚韧、有献身精神的人。牛虻和琼玛的爱情故事很吸引我。当牛虻和琼玛再次相遇时，他已经破了相，琼玛一开始认不出来了。后来琼玛从牛虻的举止言谈中感到他就是自己过去的恋人，但牛虻认定他早晚要为革命献身，就没有向琼玛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直到起义前，牛虻给琼玛留下了一封信，信上说：我永远是一只快乐的大牛虻。最后起义失败，牛虻牺牲了。这样的爱情故事让我刻骨铭心。

叶维丽：那时你懂不懂什么是性？

马笑冬：不懂。

叶维丽：我想起《青春之歌》那本小说里一个情节：林道静的爱人卢家川牺牲以后，江华出现了，他和林道静一起工作，建立了信任。有一天晚上工作完了，江华说他就不走了，林道静一开始没反应过来，可她马笑冬上就明白了，说“那就别走了”，就完了。我第一次看这本书是在上小学的时候，根本不懂是怎么回事，觉得江华这人怎么这么赖啊。长大了再想起这一段就觉得好笑。咱们那时对性一无所知，清教主义对咱们的影响真是很大。文革前文学作品中爱情还是正面的，是值得追求的美好的东西，但是爱情是无性的，也没有日常生活，是纯粹精神上的东西。

马笑冬：说起来性方面的知识，我小时候真是什么都不懂。我十三岁的时候来月经，当时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没有人给我讲过这类事情，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妈妈事先也不告诉我。我的震惊简直无法形容。尤其是妈妈跟我说以后会一个月来一次时，一种绝望的感觉从头渗到脚，好几天缓不过劲来。这是我第一次知道男女之间有这么大的生理差别。我脑子里不断地想：做女人怎么这么倒霉！

叶维丽：所以咱们管来月经叫“倒霉”啊。我妈妈事先也什么都没跟我说。我是在小学时来的，当时班上女生在底下悄悄议论，神神秘秘的，还带着点儿兴奋。谁要是“来”了，就好象获得了一种身份，而且可以不用上体育课。别人上体育课，她们在一旁笑嘻嘻地看，故意气大家。我盼着可以不上体育课，所以没觉得来月经特别可怕。

说起和性有关的事，我在十三、四岁的时候，有一阵特别害怕被强奸，老想要是这事发生在我身上，我是不是就得去自杀，不活了。其实连强奸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再说当时整个社会治安还是很好的，像强奸这样的刑事案件很少发生。与其说我是怕强奸，不如说是自杀这个做法让我恐惧。也就是说，我知道“贞操”对女人有多重要，为了保持贞操，女人不惜自杀。可这个观念又是怎么来的？家里和学校都没有人说这些。也许是因为在当时很多反映“旧社会”的电影和小说里，女人一旦失去“贞节”，就生不如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在文艺作品中，“不正经”的女人都是坏女人，不但生活作风坏，政治上往往也坏。我想共产党的清教主义实际上是加强了“贞操”对女人的重要性。

马笑冬：我也想起一件和性有关系的事，从来没跟人说过。我在上初一或初二的时  

候，可能是因为青春期冲动，一天到晚胡思乱想，老想男的女的什么的。其实    那时我根本不知道性是怎么回事。我觉得我不应该有这么肮脏的想法，可是它们又不断地冒出来，我就拼命地压制。结果有一次不知怎么突然闪出一个念头：毛主席也和女人有关系，不然怎么会有孩子。这个念头出来后，我觉得自己犯了天大的罪。想谁不行啊，偏偏要想毛。犯罪感使我无地自容，沉重的阴影压了我半年多才慢慢消失。

叶维丽：我对性的想象和你的表现形式不一样。我妈妈给我的日记本里，有几幅插图是徐悲鸿画的人体素描，我总爱看。十四、五岁的时候我就开始画女性人体，画完了放进抽屉里，不给任何人看。我的那些画文革时抄家被抄走了，还给公开展览了，到讲文革时我再说吧。

马笑冬：我也有过那么一阵非常想画人体，但只画女人的。我其实很想画成裸体，但每次总是最后又把衣服给加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