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大道，天下往，往而无害安平泰。其意思是天下的人都归向，归向而不受到伤害，大家的心情都安静、平和、舒泰。这令人惬意的生活环境也是智者老子所向往的，但是对“三聚氰胺”的滥用，导致欣欣向荣的社会结构中的基因图谱变得暗淡下来，可见在人与自然对立的潜意识的支配的产物—技术—也产生了溃殇，技术这把双刃剑中“阴”的一面在给它“阳”带来负担的同时也促使不断的进行完善。

　　正如混沌之初，围绕着生存技术的扩展才有了道德，权力，意识形态之类的萌芽一样。技术的价值在于给了人类结构组织的基因，随着社会的演变，技术拓展到经济技术，管理技术以及寻找市场契合点等技术，同时组织结构也分化的纷繁多样，不管怎么进行社会分工，或许是按照需求--技术—结构—价值—需求的循环模式来进行“正、反、合”的有机过程。所以，技术是知识和知识发展的产物，是社会力量与社会过程动态演变的因果，所以容易受到它所存在环境的影响。技术并不是与文化相分离，而是它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它受到人类信仰、意识形态、传统、社会组织以及包含文化的行为的影响。

　　从近代历史来看，技术在工业化这一场域中扮演着主角，围绕着技术的演化进行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变革，所以早先的时候对技术的渴望是以经济增长最大化为目标的表征。这种方式在某个时期表明是一种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总产出和人均产出的方式，进口管制以及课征关税和国内的税收目标可阻碍非必需品的生产，不过产品构成是次要的，而主要目的是生产更多的产品。投资支出是根据资本产出率来决定的，这就意味着投资好坏的检验标准就是投资所能提高的总产出增量，而投资效果不但要接受这一现实的检验，而其也是增加投资的关键所在。随着时间的推移，投资越多，产出的增量也越多，这就意味着努力增加投资来源的储蓄，而通常是通过征税与通货膨胀来获得扩大资本流量。更为主要的是这种措施的负效应造成劳动力市场在工业结构中的分布不平衡，所以表面的充分就业掩盖着深层次的危机，另外通货膨胀率也像一颗定时炸弹一样随时爆发破坏经济良性运转。我们在欢饮物质充裕的同时或许会发现结构性的转型必然导致结构性失业，而以经济增长最大化的工业发展不是为了多数人，而是少数人的丰裕，贫富分化的加剧以及连带效益成为使得改善社会民生难度加大。此外资源的粗放使用，水污染等加剧了环境的进一步恶化。无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是英明决策。

　　正处于工业化进程的欠发达的国家，“存在就是合理”经常会被奉为生活哲学以及功利主义的泛滥对原有社会结构的消解对当地的组织带来不小的阵痛，而技术的广泛采用却经常有意外的收获以至于欣喜若狂。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社会对技术的崇拜取代了对本土宗教的信仰，一个为技术献身的人，就如同门徒为了捍卫自己所理解的教义、真理而献身。事实上，对技术的膜拜延展出混合着民族主义情结的以钱为纲的价值体系，从而为技术增加了相空间，使得技术这一社会向量的方向慢慢的与社会发展目标的夹角越来越大，而扭曲这一夹角的多半是“三聚氰胺”。

　　我们知道秦帝国“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然而其统治时间与取得统一的时间显得多少不相称。秦自商鞅变法以来逐渐确立了以法治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凭借着这一政治技术上的优势，建立了大一统的国家。伴随着秦帝国在领土上的扩大，法治也复制到各地，这种战时法系在战争中所取得的胜利却渐渐的成为灭亡的导火索。大一统的胜利加深了对战时法系的迷恋，因此暴政丛生，奸臣当道，民众辗转沟壑，这些多半是对技术性质背道而驰的结果。关联性、系统性和过程的动态演进是一个技术所具备的因素，其实也是它的本质，这也是知识管理的难点所在。然而出自如人类天性中对技术的崇拜，产生了促进技术信息的传播是技术动态调整的错觉，与技术产生地在时间上进行了对接，这在后来的中国封建王朝的交替发展中可见一斑。

　　在一个王朝的末代，总会出现权力偏旁的现象。一个朝代的末期，已经是一个此家族活力衰退的时期，从外界来说，在一个皇帝创业时期，面对的是如何击败争夺权力的对手，这不是一个人所能为的，必然需要幕府，谶纬之类的来广泛发动群众，由于共同的理想与价值诉求，所以能在表面上保持团结，和谐的局面，但胜利之后，如何继续保持艰苦风斗的作风，这就是说形势已经从迎战外界转向内部的协调，管理以及开创一系列的制度稽查等，这在人才上可能会造成一个断层，但一起创业的人员之间已经发生了不少信任度降低的事件，所以寻求的新人也在加剧这一冲突，而非协调，不过这些新人可能会通过制度的设计直接向皇帝负责，也许会依靠一大树庇护。此时，开创者的英明决策多半会变为后来的教条，久而久之，很多的精力耗费在这盘根错节的关系上，而未能推进国家整体的进程，尤其是经济方面的，王朝哲学的外衣是儒家，主张节流而开源（比如刺激工商业的发展等），同时也将伦理道德与政治结合在一起，这就会制造的更多的口实，同时矛盾变的更加复杂。

　　基因变异总是遗传与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作为推进文明进步的基因-技术-也不例外，技术的变化主要由技术能力决定的。技术能力的动态增长性、难言性与可表达性、格式化结构特性以及独占性与非独占性决定了技术体系的操作特征,操作特征主要是知识管理。特征包括:

　　（1）知识的获取。组织获取知识的来源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组织内部的研究和生产活动，另一个是组织外部的市场、研究机构、相关或类似组织等各种可供给有用知识的地方。组织为了获取知识，必须不断对内部知识进行检索，对外部知识进行跟踪，以确定内外部知识的匹配情况及获取知识的方向，这实际上是一个知识的搜寻活动.

　　（2）知识的格式转换。组织从外部引入的新知识必须首先进行格式转换，以便能使之与组织内部已有的具有一定格式化结构的知识进行整合，否则，外源的知识难以被组织有效利用。知识的格式转换是组织技术资源操作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它直接关系到整个操作活动是否能够顺利展开。而对于技术资源相对贫乏，操作水平相对后进的组织，知识的格式转换则是该组织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资源与操作追赶的前提。

　　（3）知识的存贮。它要求知识的存贮必须是动态增长式的，而不能是静态损耗式的。对于组织拥有的知识而言，不论其取自组织外部还是组织内部，它的有效性或价值并不是一开始就能显示出来的，而是存在一个有用性不断提高和有效信息量不断扩大的过程，如有些难言的知识要提高有用性、扩大有效信息量，必须经历向成文性知识转化的过程。

　　（4）知识的激活。存贮在组织内部的知识， 当在技术活动中需要被使用时，必须把它变为激活状态，这是组织技术资源操作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不经过这一环节，组织存贮的知识再多也都只能算是一些死知识，难以发挥实际作用。

　　（5）知识的合成。技术操作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技术资源的持续增长。当然这种增长只有是内生的，才能实现持续；靠外源知识的注入，增长只能是暂时的。每一种特定的知识可以用一个相应的矢量值来刻画，当不同的知识矢量产生交互作用，即合成到一起时，就意味着一种新的知识的产生。不同的知识矢量既可以是外源的，也可以是内生的，它们的合成有三种情况，一是内生知识矢量的合成，二是外源知识矢量的合成，三是内生与外源知识矢量的合成。但无论哪一种情况，只要在组织内部实现了知识矢量的合成，即产生了新知识，这种新知识就是组织内生的。

　　由此，我们可知道对技术的管理，归因为如何提供一个有效的知识联结模式，在对技术的获取、消化、吸收与二次创新的管理上，如果单靠外源输入或固守一隅，那么组织的脆弱在寒风料峭时将不堪一击，甚至连挣扎的空间也极度压缩，因此价值的流转将出现不可想象的无序。我想这也就解释了我国不少的企业在走向市场时由暖春急剧走进寒冬的原因，所以对技术的滥用也包括偏安的抱持，所谓台风来了，猪都会飞就是对这种看似动态环境中的一个静态写照，其实这种情况本就是一个远离平衡的停滞，把外界的变化归结为失误的原因始终是受巫师所念咒语的蛊惑。

　　这种蛊惑隐含着一个可怕的观念：做企业就是做关系，关系疏通好，产品流通也就有了保障，但当有销售收入时，这部分钱本应该投资到固定资产来扩大产能的，经常性的结果是将钱投入到流动资本上（增加工人，延长班时等），并且还有部分投入到炒股，炒房上来，这也就是泡沫的一个原因，最先受苦的是无产者，他们的缓冲地带一旦消失，还会走关系型道路，这个时候恐怕这跟救命稻草也没辙了。这样的迷恋心理是他们飞起来的部分原因，也是自由落体的重力。这就像康乾盛世，乾隆皇帝一驾崩这个急转弯，清朝的弊端全给裸露出来，因此显得康乾盛世弱不禁风。

　　这些都是人的因素所造成的，从5000年前开始的征服自然及至后来步伐的加快，尤其是通信，运输对空间跨度的缩小以及对时间的放大，所造成的负面后果发人深省。我们知道在生态系统中，有三个部分组成：生产者、消费者与分解者，这是从生物所需求物质，能量的来源划分的，严密的分工保证了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人类一旦与生态系统相对立，也就必然会破坏这一美好的结构。人类作为生态文明的生产者、消费者与分解者对生态系统责无旁贷，这也要求对商业生态的探索永无止境，同时对技术体系的应该慎重的感知与选择。

　　北卡罗莱拉大学历史系教授对他研究的“食物体系”做过如下说明：从原则上来说，采用“体系”来研究农业需要以一种“过程”观点来考察农业的投入，广义的耕作实践，生产贷款的方式，农产品的贮存方法和地点、加工和运输的设备条件，以及农产品在各个层面的销售和配发。然而以上所提到的仅仅只是需要研究的一部分。国家的角色，无论起到正面还是负面的作用，显然对于食物体系方法非常重要——尤其是国家为生产和交换提供稳定秩序的能力、发展人力资本的能力、促进并维护生产和普及农业专业知识的能力。在这些事务上，民间和非国家的机构和组织显然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无论是有关于市场稳定（如贸易协会与合作社）、降低风险（期货市场、以及正式或非正式的农作物保险项目）、还是人力资本开发（私立学校、非政府性组织、国际捐助、外援）。我想，由“食物体系”的启发，我们对待技术体系应该抱有多维的生态眼光。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与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设，我们可以期待人类将从工业文明过渡到生态文明的时代。

　　最后我想用恩格斯的实践中的自由来结束对技术的思想。恩格斯的说法就是：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必然只是在没有了解的时候才是盲目的，自由不在于幻想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是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的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意识自由只能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做决定的那种能力，因此，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与外部自然界；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