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刚刚度过它的5周岁生日，庆祝那天，各界人士济济一堂，纷纷赞扬这是一份有责任感、有文化、有品味的报纸。这也是我对《新京报》的印象。

不过，如果要我用一个词概括《新京报》的特色，我会选择“公共性”。所谓媒体责任就体现在公共性原则中，而在体现公共性的所有文体中，我又会选择时政评论文。相比于新闻报道以及其他栏目，《新京报》评论文章是我最喜欢的，而相比于其他报纸，《新京报》的时政评论版面可能是最多的（不但第一版是固定的社评版，而且还有专门的评论周刊，其他板块、比如文化娱乐中也有大量的时评文章）。这类评论文章往往能够及时抓住当下中国社会的各种重大公共问题，迅速作出深刻、不乏尖锐的评论。它们主题严肃，不花哨，文风又平实，不故作高深。更值得注意的是，评论者及其和观点都非常多元化，范围广泛，不限于所谓专家学者名人名家，体现了公共领域的开放性原则，比如第一版的“观点”栏目和评论周刊的“民间”栏目，发表了很多普通公众的意见，各行各业都有，所谈观点从如厕与文明的关系，到学生宿舍楼底层该不该办商铺，五花八门，真有点众声喧哗的味道。

公共领域离不开公共舆论，公共舆论则离不开公众，它传达的是公众而不只是专家、政治家的声音，或者说，在公共领域，政治家和专家的身份也只是一个公众。公共领域是公众就公共问题交换意见和看法的的交往对话空间。这样的对话既不是私人之间的隐私交换，也不是高度专业化的圈子内交谈，而是一般公民都能够参加的自由讨论：论题宽泛，形式多样。哈贝马斯在谈到公共领域的结构时，指出公共领域的构成因素是有主体性的私人，其所从事的活动是政治讨论，而其讨论的手段则是公开而理性的批判。这种批判的主要载体之一，就是18世纪各种报刊杂志上的评论文章。

相比于其他文体，时政评论可能是公共舆论的最佳载体。它谈论的话题是面向大众的公共问题而不是面向小圈子的专业问题，它的谈论方式和话语类型也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不像学术论文那样高度专业化。学术论文的表述方式带有强烈的专业性或排他性，其话语类型更加理性，其表述有很强的逻辑性，它力图通过严密系统的论证迫使读者服从其结论。相比之下，时政评论就显得不那么专断，没有那么强的逻辑性和连贯性，它更带随感色彩，灵活多变，不那么咄咄逼人。更加重要的是，它是对话性的、商谈性的，而不是独白式、命令式的，这使得它不同于在我国曾经风行的那种以“绝对真理”发布者自居的面目可憎的“社论”，这种社论是独白式的而不是对话式的，是自上而下的而不是自下而上或者上下互动的。《新京报》“评论周刊”的专栏作家虽然大都是专家学者，但是其所谈问题均为与公众切身利益相关的公共问题，语言和行文也晓畅可读。

我的意思是：我高度评价《新京报》评论文章的公共意义，恰恰因为它所传达的不是所谓神圣不可怀疑的“绝对真理”，恰恰相反，其公共意义恰恰表现在它所发布是属于凡夫俗子皆可置喙、可商讨的“意见”，而不是只能顶礼膜拜的“神圣真理”“最高指示”。简言之，它是意见的集散地而不是真理的发布场。

阿伦特在《真理与政治》等文章中区分了“真理”（truth）与“意见”（opinion）。她认为，在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唯理主义传统中，所谓“真理”本质上是强制性的，而“意见”则不同。与经过哲学家理性阐释、富有逻辑性和连贯性的哲学“真理”不同，“意见”具有突出的非逻辑性，它是普通人的自发感受和想法，是复数的，可以讨论的。“真理”的逻辑性包含了一致性甚至强制性，而“意见”则保持了对话性和开放性，容忍差异性。“真理”所依凭的演绎推理在逻辑思维框架内展开，它与教条以及意识形态很接近，没有逃逸和讨论的余地。柏拉图就认为，“真理既不能在许多人中间获得也不能在许多人中间交流。”所以哲学家从不考虑复数性问题。

对“哲学真理”的怀疑渗透在阿伦特的所有著作中。她认为“绝对真理”、“系统的真理”等观念，都是对自由的威胁，因为它没有为人的差异性留下空间。真理特别不适合于政治的领域。阿伦特认为，历史上真理和政治之间的冲突起源于两种正好相反的生活方式，即哲学家的生活方式和公民的生活方式的冲突。公民拥有的是意见，是对于不断变化的人类事务的不断变化的反应，它也与人类事务领域一样不稳定；而哲学家的真理则追求稳定性、绝对性。阿伦特认为，柏拉图等哲学家一直把哲学家的“真理”和公民的“意见”对立起来，试图从哲学真理中引伸出赋予人类事务（政治）以“稳定性”的“理性原则”。他们贬低意见，把意见等同于零碎的胡思乱想。

“意见”和“真理”的这种紧张和冲突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在阿伦特看来，是意见而不是真理才是政治的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意见”的特点是多元、充满差异并指向交往，这不正是政治的特点么？政治领域本来就是“意见”的领域，政治领域的最高原则就是公共性原则，而公共性的核心就是复数性和多元性。柏拉图要把“意见”逐出政治领域，认为应该让”绝对真理”来统治政治领域，让哲学家成为哲学王，这无异于消灭了政治领域，也就是公共领域。

西方哲学史上因为迷信理性真理而走向极权主义的哲学家不在少数（阿伦特举的例子是斯宾诺莎），这使阿伦特感到问题的严重性，除了阿伦特外，哈耶克、波普尔等自由主义思想家也曾经系统清理过理性主义滑向专制极权主义的危险性。

被阿伦特因为同道的西方哲学家康德说：“那剥夺了人公开地交流他的思想的自由的外部力量，同时也剥夺了他的思想的自由。”也就是说，思想的自由离不开交流的自由,思想的正确性也是如此。正如阿伦特说的：“我们的思想的‘正确性’的唯一保证在于：我们好像是与其他人生活在共同体里，我们向这些人交流我们的思想，正如他们向我们交流他们的思想。”人的理性，包括哲学家的理性，本质上都是容易犯错的，必须在其“公共的使用”得到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