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神为什么总是女神？■
洪烛
[诗神为什么总是女神？因为她与美神同胞所生，而美神就是女性的化身？文学与艺术永远模仿美的性别特征，因而是女性化的？美是诗的法人代表。即使是男诗人（譬如荷马那样的），也受美的哺乳，而长期生活在母系氏族社会里。我们都是女神所生。]
什么是诗？诗就是巴别塔，每一个服役的诗人都操着自己的语言（或不同风格的语言方式），从事着一项不可能合力完成的劳动。那未造出的塔尖位置的星空构成诗的光芒。设若这座通天之塔顺利竣工，就不是诗了，或者说诗就消失了——那意味着所有的诗人都不再个性化，放弃了“一个人的方言”而改说大白话。我据此来反证：当代“口语诗”的摩天大楼盖得越高（已演变成“口水诗”了），其价值倒要大打折扣（充满了艺术上的可疑性），莫非特立独行的诗人们都学会了群策群力？谁是这项“集体创作”的巨大工程的包工头，其它人为什么会听命于他？大家恐怕不知道：在艺术风格上，团结恰恰不构成力量，或构成某种破坏性的力量。放弃自我的同时则构成垫底的基石，彻头彻脑地被别人遮蔽。对于诗歌，不团结才是力量。所以我敬重艺术上的不团结，不结盟，不扎堆，我呼唤风格上无限的分裂主义，或“军阀割踞”。我希望每位诗人都能在巴别塔工地上从事“徒劳的劳动”，像西西弗斯重复地推滚石上山一样，在自己的山头上体现“无价值的价值”——那才是真正的艺术价值。不需要工头，让自己来验收自己吧。宁愿做自己的长工，也不给所谓的“诗歌领袖”打短工。
假如让荷马成为成吉思汗的随军诗人，沿着丝绸之路远征，骑马，而不是乘船，他一定会写出第三部史诗。假如让我参加特洛伊争夺战，我没准、没准就会成为荷马。可惜我错过了阿伽门农，又未赶上成吉思汗，只能在和平年代做落伍的小诗人。我其实不想做自己，我总想做别人，譬如像荷马那样的，把琴弦当作弓弦来拉开，射出密集的诗句……古希腊的战船已焚毁，蒙古的马队也迷失了，陪伴我的，只有烟灰缸里升起的一缕硝烟。当诗人再也无法跟英雄攀上亲戚，历史也就和诗脱离了关系。我不相信历史，只相信自己的想入非非：成吉思汗一路向西，编造了一千条理由，私心里是为了抢夺金发碧眼的海伦，虽然他并不知道海伦是谁，更不知道谁是荷马……在诗人眼里：为美女打起来，才算得上圣战！成吉思汗的远征军，有僧侣、道士、技术员、农民工，偏偏忘了带一位诗人。这构成最大的损失：征服再多的城池有什么用，如果没有得到一部史诗……
业余选手对奥运会有着更加虔诚的向往。连专业运动员都不读荷马史诗了，而他不仅读完了荷马史诗，还相信奥林匹克山上的神是真的。在这个诗已成为历史的时代，他仍然坚持把历史写成诗。
堂吉诃德扮演他自己，都无法坚持这么长时间。这个诗人，自从找到那杆秃笔，整整做了三十年的堂吉河德。我在一旁看着，觉得他在继续着许多人未竞的事业：“豁出去了，助他一臂之力吧！”真想变成塞万提斯，改写一个落伍者的命运：让他赢得期待已久的胜利。我愿意配合他把梦做下去，至少我不会成为那架把他撞醒的风车。
如果你是李白，我就做杜甫。如果你是杜甫，我就做李白。如果你当了李白还想当杜甫，我就让一让，去做小杜牧。如果你先成了杜甫接着又成了李白，我也不怕，不是还有李商隐吗？你总不可能独自把唐朝的诗人全演完吧？兄弟，不是我想跟你划清界限，因为咱们在某一点上太像了——都不是当配角的料。我宁愿做一个没有配角的主角。即使某一天你也如此，变成我了，我不是还可以变成你嘛。你已找到入海口，我就做一条内陆河：自己是自己的源头，自己是自己的下游。把整座大海都留给你，我要找一片能够被我淹死的沙漠。
在所有的造神运动中，我只看好诗神的诞生。它真正是诗人们用自己的血肉筑成的，一尊有体温的神。假如只能从诸神中选择一样，我宁愿背叛爱神也不舍弃诗神。它宣布着最虔诚的爱，以及愿意为这种爱所做出的牺牲。爱它就等于爱自己，乃至自己的同类。为了捍卫它的尊严，每个诗人都可能成为战神的替身。还需要太阳神干什么？诗本身就足以照亮我。不分昼夜！“唉，我们造出了诗神，却忘了给它造一座殿堂。”“那其实是它自己的选择。它更喜欢流浪……”
当我忘掉诗的时候，诗也就忘掉我了。当诗想起我的时候，我又怎能抗拒——自己想起诗呢？所有忘不了的梦，都缘于你同时被自己梦见的人梦见。这就不仅仅是梦了，它还具备了一半的真实性。诗也如此：一半是梦，一半是真实。
不是诗人归来，而是诗在诗人身上归来。它曾经离开，使诗人变成俗人；它又在创造奇迹，使俗人重新变成诗人。不是燕子归来，是春天归来。似曾相识的春天，似曾相识的自我。趁着血又热起来，再活一遍吧。什么叫诗？就是把中断了的梦给做完，做完为止……直到梦变成了真的。
他写一首诗，等于把记忆打了一个活结。他必须再写另一首诗，为了把这个结给解开。诗确实带有游戏的性质：总是能把记忆变成新玩意……
诗人是心灵的矿工。挖掘着自己也挖掘着别人身上被遗忘了的潜能。“他在挖掘光明吗？”“不，光明这个词太俗了。他更像在挖掘黑暗，或者说在黑暗中挖掘——煤、石油、灵感，直至把黑暗掏空了。那种埋藏在最深处的空虚，其实比光明更带劲！”
诗神为什么总是女神？因为她与美神同胞所生，而美神就是女性的化身？文学与艺术永远模仿美的性别特征，因而是女性化的？美是诗的法人代表。即使是男诗人（譬如荷马那样的），也受美的哺乳，而长期生活在母系氏族社会里。我们都是女神所生。
屈原总给人失恋的印象。政治上失意莫非比失恋还痛苦？不能怪楚怀王，他哪里考虑得到诗人的感受？（在政治家眼里，诗人比女人还麻烦。）要怪就怪自己的单相思：居然相信君王应该是多情的。还是多看几眼山多渡几条河吧，山水反而是讲道理的。
诗跟时装一样，也有流行色。所谓领风骚，即是领导诗的潮流。让自己的个人风格强行进入历史，成为被广泛模仿的流行符号，以证明领风骚者的影响力。奇装异服也渴望大众化。正如文学史是喜新厌旧的：它在等待着能改变自己的英雄。
诗的秘密不掌握在诗人手里，也不掌握在读者手里，彻底掌握在上帝手里。天知道我为什么写出这首诗，为什么在写这首诗时变成另一个人！即使对于我这种与诗厮混数十年的老手，下一首诗也是未知数，我只知道：诗的秘密是不可知的。
李白必须背叛皇帝才能忠诚于自己。必须背叛长安才能忠诚于江湖。必须背叛神仙才能忠诚于人间。必须背叛现实才能忠诚于诗与酒。《梦游天姥吟留别》是一次美丽的哗变：他是被逼上天姥山的，因为世俗的重重阻挠使他喘不过气来，只能把世外桃源当成自己的氧吧。诗来自于深呼吸。
读古诗好痛快哟，我总能在瞬间成为古人。不仅有着超越生命的年龄，还能想古人所想，并且做古人所不敢做的梦：那就是今天的现实。读古诗，读着读着就忘我了；在自己身上有着许多的别人！诗就有这样的功能，不仅帮助你忘掉自身，还能梦见别人，哪怕你梦见的是千百年前别人的梦。
诗是一种世界观。是所有世界观里最务虚的一种。很难想像一个没有世界观的人能成为诗人，也很难想像一个彻底务实的人能写出好诗。由于务实的人终究属于绝大多数，诗是少数人的世界观，它致力于创造一个审美世界。也只有少数人，心甘情愿地成为审美世界的囚徒。其实他们并未被监禁，而是在坚守。
杜甫长着一颗悲悯的心。在悲悯众生的同时也悲悯自己。说到底，他缺少李白身上的那一点点自信。恐怕正因为此：李白的目光是仰望天上的，杜甫则努力向地平线看齐。李白有一个放大了的自我，杜甫，长着一颗对人间的冷暖体察入微的心。
参加诗会，在座的名流甚多。有人向某诗刊主编敬酒：“想进入诗歌史，要靠你提携。”又有人向某诗歌评论家敬酒：“日后你撰写诗歌史，别忘了我等。”因大家都熟，我就半开玩笑半当真：“诗歌史既不是主编写的，也不是评论家写的，诗歌史永远是诗人写的。诗人当敬自己一杯！”若真有一部掺杂了主编或评论家主观愿望的诗歌史，迟早也要重写的。诗人不应等待或指望诗歌史来写自己，自己的创造力若足够强大，产生非凡的影响力，必然使诗歌史不敢小瞧。进入诗歌史的权力，其实掌握在诗人自己手里。
他总悲叹自己属于被遮蔽的诗人。先是被官刊遮蔽，接着被民刊遮蔽，现在又被网络上众多的流派遮蔽。我说：我就不信这个邪，只有自己能遮蔽自己。遮蔽存在吗？确实存在。作为诗人的一大乐趣也正是接受挑战，以自身的实力使遮蔽失效，最好把那些企图遮蔽自己的势力全给遮蔽了。“李白从来不怕遮蔽，生来就是遮蔽别人的，他没把杜甫给遮蔽了都算是客气的！”我给他念了自己的长诗《李白》里的这几句，豪情顿起。安慰他：何必像祥林嫂那样幽怨呢？其实我也不是真李白，没准只是阿Q，但做阿Q至少比做祥林嫂要痛快一些。诗本身也属于精神胜利法，注定离祥林嫂很远而离阿Q很近。不是说阿Q身上有李白的影子，李白身上还真有几分阿Q的气质：“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即使所有人不买自己的账，他也不买任何人（包括皇帝）的账——这个唐朝的诗歌阿Q。谁能挡住他的道呢？
诗在每个时代都能形成它的现场。到了今天，诗歌现场又有点像娱乐现场，诗评家都是“娱记”？诗坛很小也很大，官方与民间各占半壁江山，此消彼涨，一场扩日持久的话语权争夺战。诗，既可以当成江山来打，也可以当成江湖来玩。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先是官方失去了统治地位，接着民间又发生内战，诗坛再度失控，进入春秋战国时代，不管春秋五霸还是战国七雄，再没有哪一个流派能够垄断。旧秩序土崩瓦解，造成多元化的格局：诸多派别与群落齐头并进，谁也不服谁，谁也无法灭了谁，一夜之间涌现无数个“老大”。这不是坏事。不见得自以为老大就能成为大诗人，但大诗人注定该自成一体并以老大自居的。
这是李白的遗传。李白怎样的血统呢？他是唐朝诗歌的“老大”，或称“一把手”，也算“法人代表”。李白怎样的性格呢：从写诗那一天起，就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他果然越玩越大了，甚至超越唐朝，成为中国诗歌史的老大。绝对性格使然。就像杜甫，比李白少了点霸气，只能做老二。再看白居易、李贺、李商隐等等，都不是做一把手的料。并非才力不足，而是雄心不足。我喜欢看李白“凤歌笑孔丘”时野心勃勃的样子，一个赤膊上阵的诗歌大仙呀，他的灵魂也是赤裸裸的。仿佛在挑战未来的所有诗人：有本事就冲我来吧，有胆量就来颠覆我呀！
巨匠敢于以毛坯示人。泥沙俱下的毛坯，比精品更难得。是刻意营造精品的能工巧匠们无法模仿的。因为模仿不出那种放松与随意性，而精致恰恰是最容易学的。巨匠的半成品都可能意味着大功告成：他的劳作随时可以延续，也随时能够终止。他出手时的放松，来自于无目的。
我们谈起诗的标准。诗要么是无标准的，要么有无数的标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标准。诗有无限的可能性，因而无法有统一的标准。每个人有各自的标准，才可能有独创性。我的标准是什么呢？我说，还用去到处找标准吗？新诗的标准就在它的名字里写着。新诗为什么在诗前面加上“新”作为定语？新诗新诗，因为新才是诗，诗必须是新的。每一首诗要配称作新诗，必须为诗提供一点新的可能性，不管内容还是形式，哪怕只是一点点，也将证明自身的价值。任何一点新的可能性，都在证实诗人的创造性。任何意义上的“新”，都是创造出来的。创造的敌人是模仿或复制。要创造，则必须杀死自己的敌人。
回到故乡南京，与黄梵、胡弦、古筝等当地诗人相聚，谈论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南京这块地盘上的诗歌事件与人物。我突发奇想：每一个地方都有一部诗歌史，除了全国性的诗歌史之外，各地的诗人都应该写写各自的“地方诗歌史”，或称诗坛的地方志。譬如南京诗歌史，绝对能构成当代诗歌史的某一章节或不同版本。朦胧诗时期，南京的中学与高校曾涌现众多的“小诗人”（我就是其中之一）。第三代诗歌，南京也是一大重镇，韩东、小海等组织了“他们”文学社，后来又有朱文、吴晨骏等加入……近年来黄梵、马铃署兄弟等以南京汉诗计划研究中心名义搞的几届中国诗歌排行榜，又吸引了诗坛内外的眼球。南京诗歌史还用写吗？它活生生地摆在那里。无论什么地方，只要诗人没有绝种，就有一部小小的诗歌史，或诗歌史的片断。我十年前写过一篇叫《回忆南京小诗坛》的文章，这类“小诗坛”、“诗歌地方志”，其实比宏大叙事的所谓诗歌史更有意思，更微观也更具体。难怪四川的李亚伟说自己宁愿做外省的小诗人呢。在小地方做一个小诗人，是一种境界，离诗的本质更近，离充满是非的诗坛或叱咤风云的诗歌史则越远越好。做诗的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而真人不露相：什么都是假的，作品才是诗人的面孔！或许有另一部隐形的诗歌史，只收藏耐得住寂寞并且在寂寞中有所创造的人？但这种版本的诗歌史，也必须由关注寂寞的人来写呀。
李白像个大力神，叫卖着诗的大力丸。他招呼大家：“写诗吧，你就能一言九鼎……”力拔山兮气盖世，诗坛偏偏缺少这样的人物？到了今天仍然如此：诗人多是练轻功的，偏偏缺少举重运动员。要能像李白那样举重若轻该有多好。他的大力丸，刚刚从炼丹炉里取出，还挺烫手的。赶紧吃一颗：“欲上青天揽明月”，需要长力气——不是把月亮举过头顶，而是诗其拉入怀中。跟月亮比一比吧，看谁更有吸引力。
在小小舴艋舟的时代，李白就是万吨轮了。他能载动更多的忧愁。吃水线为什么这样深？那是他额头的皱纹！压舱之物：除了忧愁，还是忧愁……再多的忧愁也抵不过他自身的浮力。他摇摇晃晃地航行，迈着醉汉的步子，但毕竟没有下沉。“只要再灌一杯酒，我就该垮掉了……”可先垮掉的总是那些想灌醉他的人。最后，要不是月亮来添乱，李白是不会趴下的。“水中的月亮，像鱼雷一样击沉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