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民与张五常教授对对碰之一

　　厚黑经济学：“中国内地贪污开始盛行，我非常开心”

　　陈绪国

　　

　　看官：您看如今之域下，谁能主宰乾坤，撬动地球？主流经济学家。您看谁能施放语言炸弹，炸得整个舆论界人仰马翻？主流经济学家。您看谁能用厚黑经济学原理来张扬中国内地的贪污腐化恶行，主流经济学家。

　　今天，草民与张五常教授对对碰之一：厚黑经济学：“中国内地贪污开始盛行，我非常开心”。

　　连日来，草民又被一个爆炸性新闻狠狠地晕了一整回。我们尊敬的厚黑经济学家的鼻祖张五常教授，在蜇伏了60天以后，终于扔下一枚语言炸弹，掀起一股张式冲击波。

　　冲击波的轴心，在广州日报2008年12月9日一个名为“改革开放30年全球名家访谈录”的专辑中，这是一整版关于张五常教授访谈的官方语言，版面的左上角，几行斗大的黑字赫然在目：

　　华人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张五常：

　　接单工业中国还要做多十几年

　　中国经济带动全球20亿以上贫困人口改进生活，惊天地，泣鬼神

　　广州日报三大记者邱敏、曾向荣和黄澄锋，有幸一睹大师的风采，并零距离地采访这位国际级经济学大匠、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俨然如中了头彩一样自豪无比。

　　广州日报：……

　　张五常：……

　　广州日报：……

　　张五常：……

　　广州日报：上世纪80年代中期，您对中国改革开放又有哪些新的观察呢？听说您对当时贪污开始盛行，表示非常开心？

　　张五常：1984年左右，中国内地贪污开始盛行，我非常开心，为什么开心呢？这说明等级特权开始瓦解，等级特权就是走后门，走后门是不犯法的。贪污出现证明等级制度开始瓦解了。这是好现象，因为当等级制度转入以资产界定制度的时候，中间出现贪污是无可避免的过程。这里的重要含意，是中国的经济改革要从以等级界定权利的制度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的制度，或者说要从一种合约安排转到另一种合约安排来约束竞争。

　　但1985年中出现了一个不好的苗头，中国政府当时提出了产品的分类管制，我立即大声疾呼这是印度之路，中国不能走印度之路。因为手表管制、手袋管制什么的，每管制一样就会贪污一样。这就会成为巴拿马海关一样，每周一三五你贪，二四六我贪，贪污变成制度化，这就很麻烦了。

　　上述两段话，我左看右看，左睨右睨，看看睨睨，看睨了几天，看睨了100多回，始终不知道其中表达的是什么意思，万般不解其中味。

　　实在是太深奥了。也许是去过西洋镀过金，漂过洋的人，才懂得此类西洋话。

　　如果将以上黑体字作个归纳，便会发现：

　　1．贪污开心论-“1984年左右，中国内地贪污开始盛行，我非常开心”

　　2．贪污瓦解等级制度论-“贪污出现证明等级制度开始瓦解了”

　　3．贪污有理论-“当等级制度转入以资产界定制度的时候，中间出现贪污是无可避免的过程”

　　4．贪污不可避免论-“中间出现贪污是无可避免的过程”

　　5．管制必然变成贪污论-“每管制一样就会贪污一样”

　　6．贪污制度化论-“成为巴拿马海关一样，每周一三五你贪，二四六我贪，贪污变成制度化，这就很麻烦了”

　　说句实话，以上“6论”，近乎“谬论”，或可表示根本无法理解，或可表示不能苟同。

　　一曰：贪污开心论

　　“1984年左右，中国内地贪污开始盛行，我非常开心”

　　“贪污”这个术语，是人见人恨、人见人怵、如过街老鼠的十分扎眼的词藻，怎么到了张大师那里变成了“非常开心”的事物的呢？

　　贪，《说文解字》的断义是：欲物也，从贝，今声，形声字。指特别过分地爱恋、挥霍资产、财物。

　　我国古代有许多文人墨客书写过许多反贪的文章。反贪，不仅仅限于反贪官，而包括对于每一个人反贪心。

　　汉代郑均：物尽可复得，为吏坐赃，终身捐弃。（后汉书-郑均传）意谓财物花尽了还可以得到，而如果当官贪赃枉法，则终身为世人所唾弃。捐弃，即抛弃，唾弃。—此处告诫为官者作人的道理，当官贪赃枉法，必然身败名裂。

　　明代方孝孺：利可以养生，可以伤生。（逊志斋集卷十九-云敞赞）意谓财利可以让人滋润地生活，贪财也可以伤害人们的正常生活。—此处告诫人们，太贪财的人是自我伤害。

　　明代王信：俭足以久，死后不累子孙，所遗多矣。（明史-列传第五十四）意谓只要节省，就足以维持久远，死后也不累及子孙，反而可以留下许多物质遗产和精神遗产。—此处告诫人们，勤俭持家的人，其品格是最好的遗产。

　　明代杨继盛：男儿欲画凌烟阁，第一功名不爱钱。（言志诗）意谓男儿应当为国建功立业，把自己的图像画在凌烟阁上，不爱钱财，而为国家是第一等功业的人。—此处告诫人们，不把钱财放在第一位的人，是有志气和将报德的人。

　　清代王夫之：天子斤斤然以积聚贻子孙，则贫在国；士大夫斤斤然以积聚贻子孙，则败在家，庶人斤斤然以积聚贻子孙，则后世饥寒而死。（读通鉴论-汉高帝）意谓从天子到官僚到老百姓，人人都不为国家而为子孙孜孜以求积聚财产，不择手段，那么，国家必然贫困，家庭必遭后患，人心多会死亡。后代人说“腐败不除，党性不立，国将不国”就是这个意思。—此处告诫人们，每名官员和每名老百姓，都应当克己奉公。

　　明代张居正：欲不穷于物，物不屈于欲。（张太岳集卷之十五）意谓一个人要节制对于获得物和使用物的欲望，否则，就会对于财物会有无休无止的追求与挥霍。—此处告诫人们，对于财物不要产生贪欲。

　　明代张羽正：罪莫大于贪。（明史-列传第一百二十九）意谓人类最大的罪过，就是贪污和贪心不足。—此处以“罪莫大于贪”五个大字，概括了对于人与人性祸害作用。

　　从“罪莫大于贪”这五个杀气腾腾的大字中，就反映了一种普世的价值观，人人对于“贪”和“污”是恨之入骨的，那有“开心”可言？

　　如果说，连贪污也是大快人心事，大好事，那么，全世界各国的荣辱观理念统统需要颠倒过来，许多文明史需要改写。

　　如果说，连贪污也是大快人心事，大好事，那么，全世界各国的财产法、经济法、行政法和刑法统统需要颠倒过来，许多法制史需要改写。

　　另外，张大师讲到“1984年左右，中国内地贪污开始盛行”，可能时间上不是这么回事吧？

　　从《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记》得知：1982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通知》，“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关于一些干部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把大量国有资产窃为已有等严重违法犯罪行为采取紧急措施的指示。”有文件记载的“中国内地贪污开始盛行”，不是1984年左右，而是1982年左右。

　　二曰：贪污瓦解等级制度论

　　“贪污出现证明等级制度开始瓦解了”

　　毛泽东说过，除了沙漠，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毛泽东还说过，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总的来说，社会的等级制度是客观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任何时候，任何社会都有等级制度。只不过是，当一种等级制度衰弱或消退时，另一种形式的等级制度又冒出来了。

　　1982年1月11-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邓小平作了《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的主题讲话，一直到今年，还在搞行政体制改革，已经记不清到底搞了多少次了，少说也有五六次吧。你说说，等级制度瓦解了吗？什么时候瓦解过？瓦解了有多少？有哪些？

　　现在，人们普遍感到，中国大陆的等级制度不是瓦解了，而是不断地壮大了：政府官员的特权比以前大多了，甚至有了一点特权的人，就可以随时随地地搞贪污；贪官越来越多，贪官贪污的数额越来越大，以前贪污一两万就被枪毙了，现在贪污几百万、几千万也不一定被枪毙；除了政府官员成为“常务贪污群体”以外，另外，又加上了几个群体：国企业贪污群体、农村集体贪污群体，还有教育、医疗、房地产贪污群体等。其中，许多贪污现象，张大师自己心里是非常清楚的，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他很多次讲到“贪污”的问题，如建设工程、招商引资、土地出让、信贷、改制过程的贪污等等。其中，在谈到建设工程腐败时，他肯定地说，凡是有工程的地方就有贪污。

　　从事实上讲不圆，从逻辑上也讲不通呀。

　　如果等级制度一定，而贪污未曾出现，此时无法断定等级制度与贪污是正相关或是负相关、不相关。

　　如果等级制度一定，贪污出现了，很容易得出等级制度与贪污是正相关的结论，或者根据抽查的数据列出点状分布图。

　　贪污本身是与等级制度相互关联的同一类事物，贪污的出现，意味着等级制度发挥负面的作用，即助纣为虐的作用。贪污的出现，怎么证明“等级制度开始瓦解了”呢？

　　等级制度是个泛概念，不是个子概念。走后门，是等级制度的表征。除了走后门，就没有其他形式的等级制度了吗？所以说，“等级制度”这个外延不周延，于是，漏洞就出来了。

　　不谈其他的，就谈基尼系数吧。基尼系数，是世界上用来分析收入分配差距的基本指标。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基尼系数发生了巨大变化：1978年为0.18，1981年为0.29（此前被国际上认为这是世界上分配最公平的国家），1988年为0.382，1994年为0.467（另有资料显示为0.434），1998年为0.456，1999年为0.457，2000年为0.458，2001年为0.459。2005年，居民个人年收入和人均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达到0.529和0.561，并且，每年都以0.1%的速度递增。基尼系数的国际警戒线是0.35~0.4。现在，中国已被国际上认为是世界上收入分配差距最大的第二个国家，第一个是菲律宾。这说明，改革开放30年来，等级制度在城市，在农村，在全国的每个角落，处处存在，时时存在，而且等级制度越来越等级森严了。

　　

　　三曰：贪污有理论

　　四曰：贪污不可避免论

　　“当等级制度转入以资产界定制度的时候，中间出现贪污是无可避免的过程”

　　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大陆的管理体制，是毛泽东倡导的“扁平化管理体制”。此时的等级制度，主要是指政治等级制度，而经济上的等级制度实际上是个差级制度。

　　解放初期至1978年，是我国工资差距最小的时期。1956年制定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资标准（附件1），一共分为30个等级。一级工资为579.5元，而最低的勤杂人员30级的工资是23元，之间的差距为25.2倍。据说毛主席的工资是三级：465.5元，1958年降为四级：414元，毛主席的四级工资与勤杂人员30级的最低工资相差整整18倍。职工实行八级工资制，最低一级23元，最高一级108元，相差4倍。

　　现在的等级差距，已经远远超过30年前的水平了。据南方都市报08年8月15日A34版报道，目前国资委直接监管的中央企业有149家，央企负责人平均年薪53.1万元，是全国职工平均工资的53倍。这不包括金融系统和上市公司老总的薪酬在内，他们年薪数百万数千万的比比皆是，乃至上亿元的也有。上一篇文章中，曾提到有的年薪6140多万，相当于全国职工平均工资的6140倍，有的高达上亿元，相当于全国职工平均工资的11366倍。另外，非国企的“打工皇帝”上海盛大总裁唐骏以年薪2亿元左右，成为“高薪状元”，相当于全国职工平均工资的20000倍左右。（广州日报2008-1-5，B14版）

　　张大师所说的“以等级制度转入以资产界定制度”的设想，真的有理，真的可以实现吗？就算是将社会主义的政治等级制度、经济等级制度和产业等级制度全部废除，全部推倒重来，全部实现资产阶级私有化、自由化，仍然不可能“以资产界定制度”。以美国这个典型的资产阶级私有化、自由化市场经济国家为例，私有制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美国老总，其权利大过总统，大过国会议员，他们自定年薪几千万、几亿美元，谁能管束他们？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公司总裁富尔德，在2000至2007年间总共获得4.8亿美元（一说3.5亿美元）的薪酬，股民把他也没有办法，总统把他也没有办法。今年9月份，该公司以“亏损7000亿美元”为由，申请破产，多少投资者倾家荡产？

　　如何对待“中间出现贪污”现象呢？是真的“不可避免”，还是“在一定的制度严束下可以避免”或“在一定的制度严束下尽量避免”？

　　如果将“中间出现贪污是无可避免的过程”当作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当作“病入膏肓”的疣物，听之任之的话，这样下去行吗？

　　五曰：管制必然变成贪污论

　　“每管制一样就会贪污一样”

　　我们说，自由是对纪律而言，民主是对法制而言。管制，就是运用纪律或法制工具的外在形式。他们这两对事物是对立统一的：光有自由，没有纪律，就会组织涣散、思想涣散、作风涣散。不积细流，无以成江河；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光有民主，没有法制，贿赂公行，贪污成风，让贪污受贿如瘟疫般蔓延，整个社会就会大乱特乱，一发而不可收拾。

　　在改革开放初期，受计划体制的影响，对于进口一些小商品管制得过紧，影响了进出口贸易，这当然是不得当的办法。后来，逐渐地加以调整，慢慢地适应了。但是，这其实是管制的松紧程度而已。不能以此推论出：“因为小商品进出口管制放开了，其他的一切进出口商品也得同时全部放开”的结论。

　　“每管制一样就会贪污一样”的说法，也是没有逻辑思维的说法。好像是说，“你看看，不管制倒好，一管制，贪污就跟着来了。你管制一样，贪污跟着来一样，你管制一百样，贪污跟着来一百样”。

　　管制，是遏止贪污的常务机制，总体上是会让贪污减少，不是让贪污扩大，对吧？

　　六曰：贪污制度化论

　　“成为巴拿马海关一样，每周一三五你贪，二四六我贪，贪污变成制度化，这就很麻烦了。”

　　这句话，单句，如果说是作为文章的一个假设，是可以试一试的。问题在于，如果联系上下文来读，是否还要推敲推敲呢？

　　前面讲到，贪污盛行的年代，贪污产生的机制，新机制允许新的贪污存续，贪污有一定的理由，贪污是不可避免的，管制的客体件数，这下子又谈起了贪污制度化和许多贪污的人和事。这就是说，这句话不是孤立存在的。

　　其中心思想，就是要对于贪污“零容允”，对于原有的管制要“全破除”。否则，贪污就变成制度化了。如巴拿马海关一样，天天有人贪污，贪污成了制度化了。

　　贪污，怎么可以“制度化”呢？要说“普遍化”、“经常化”才说得通。当然，贪污的人，也可以窝贪、串贪和群贪，也可以定邦规、讲黑话或“约法三章”之类的事情，可这与“制度化”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制度化”是个褒义词，是法制、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总称，与“贪污”这个贬义词，怎么也不搭界嘛。

　　巴拿马海关，不见得有那么严重。记得99年以前，是美国人在那里经营的。后来，巴拿马运河的经营权卖给了香港首富李嘉诚。我看过一些资料。美国放弃经营权以后，有的工作人员失业了，在职的收入也比先前的低多了。无论是美国人经营，或是李嘉诚经营，管理得都是井井有条的，那有那么容易贪污？那有那么多人贪污？

　　

　　张大师在许多文章中，谈到“贪污”的问题，有的是中庸之道的言论，有的是非常怪诞的言论，有的是故弄玄虚的言论。以上是中庸之道、非常怪诞的言论，以下看一段故弄玄虚的言论。

　　在张大师的大作《中国的经济制度》第六节“县制度的分成”这样写道：

　　“在长三角，市场的冲击大约始于一九九三。神奇地，只八九年，差不多所有的经济数字超过了珠三角。这是改革的第二阶段，由朱镕基主管经济。从一九九三至二OOO这七个年头，是中国的最困难时刻：开始时通胀如脱缰的野马，贪污广泛，人民币崩溃，跟着是严厉控制借贷与消费，重击贪污，再跟着是通缩与房地产兵败如山倒。然而，就是在这引起困扰的情况下，长三角出现了爆炸性发展，其效应伸延到内陆中、西部去。……”

　　以上的黑体字，就是浪漫主义的杰作。中国大陆连亚洲金融危机时，也不至于“通胀如脱缰的野马，贪污广泛，人民币崩溃”，“再跟着是通缩与房地产兵败如山倒”。既然如此，长三角怎么可以出现“爆炸性发展，其效应伸延到内陆中、西部去”？

　　

　　我不想再说什么了，我是一个学徒工，在老师面前班门弄斧是大不敬的。

　　而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那些偏门经济学，是遁入空门的厚黑经济学。尽管花里胡哨的，大多数人是不能接受的。单单“中国内地贪污开始盛行，我非常开心”一句话，就可以石破天惊，就可以看出其混乱的价值观的本质：

　　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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