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地方官员采取截访等手段，把上访民众拦截在中央或上级有关部门信访登记之外并强制带回原籍。其目的是减少上访人员滞留北京及避免本地上访登记量的增加。
黑龙江省双城市六旬老人赵润君，向笔者讲述了她上访期间的亲身经历。
1999年，赵润君倾其家中所有积蓄买下房屋，由于轻信李兆坤，房屋手续及交款收据全部被李骗去，她多次向李索要没有结果，无奈之下，诉诸双城市法院，哪知不打官司还好，这一起诉不知何故，法院竟然判个买卖成立！
赵润君说：法官明知枉法错判，无法执行，所以将租赁给别人的另一地方，硬说是我租的（在前一个案子即买卖纠纷中两处填写涂改询问笔录（有笔录为证），对方当事人将他自己租赁给其他人的地方空了一年多,所空的地方租赁费还叫我承担。就这样用耍赖的手法，不但执行了我花钱所买的房屋，另外还赔偿李兆坤4万多元。
我轻信了法律，遇到了黑心法官，这种结果对我一个特困家庭来讲，犹如惊天霹雳，我承受不了这个打击，因为爱人和女儿都有患精神疾病，还不能告诉他们。
我从此走上艰难的诉讼征途，二审上诉到哈尔滨市中院，2001年3月23日，市中院驳回我上诉，维持原判。我随后开始申诉，先后到市中院、黑龙江省高院。
2003年，赵润君被逼进京上访，此案经哈中院院长及立案庭长多次认真接待，反复研究，案件在中院得以立案重审，发回双城市法院重新审理，判决还了赵润君公道。被告李兆坤上诉中院，终审判决维持原判，当赵润君申请执行回转时，双城市法院执行庭像变戏法式的，搬出一个与本案无关的案外人进行复议，以此达到拖延时间之目的，因为他们有把握，将此案再翻过来。
赵润君事后从一有良心的法官口中得知，李兆坤与黑龙江省高院纪检组长张士伟有一定关系，她说，张士伟是这起冤案总导演，在执行回转的日子里，张士伟确实发挥了他的权威，张的权力优势阻止了哈尔滨市中院和双城法院的执行回转。
“法律在有权势的人手里成了儿戏”，赵润君说。“执行回转最后落空，张士伟与中院立案庭某副庭长和审监二庭李子清串通一气后，将案子象烙饼一样又翻了回去，张成了被告李兆坤买的一张包赢官司的王牌”，我真的很无奈！
2006年1月，我无数次到省高院上访，省院收到我申诉材料说给立案，此案历经多年，三级法院都知道我这件案子内情，尤其是高院的人更是心知肚明。
赵润君说，1月20日，案件分到法官李舒杨手中，李一看就说“什么玩意？我不管”，顺手把我递过的东西扔在地下，乱发脾气说“我不管你的事了”。最后高院立案，庭里将案件分给张云强，李舒杨这时出尔反尔，干涉不叫法官张云强自行判决，说他说了算。
此后，我多次上访到哈中院，院长叫立案庭王英杰去催问一下高院结果，王英杰却单找李舒杨联系。第二次见李舒杨面时，他说：“这官司打这么多年，你信不信我让你再打上十年。”
当时正值三伏天，炎热天气晒的浑身是汗，当听到李法官话后，我还是不寒而栗！此后，李舒杨自作主张，在中院第20庭找我实行霸王合作，我的20平米门面房硬说给1万元完事（这是我市黄金地段每平米三万多元），最后举手背对我大声承诺：“1万元你不要我就不管啦”，结果到现在两年多不下判决，再也没有找我，每次去到中院、高院都找不到经办人，等待两年多，毫无音讯.。
2008年10月，由于家中无人照料，我把精神病女儿带着一起进京上访，听说黑龙江省劫访特别凶，第一次到最高人民法院信访接待室，我经过化装后与女儿一起进去填上表。
11月6日，我穿上大衣，带着帽子、口罩，跟着一个南方大个子男人挤进去。
进入12月，进入信访接待室更难了，截访人员像逮鱼一样，设下层层网，一个地方需要过三层关，第一关，救助站南门有一伙人，他们是各地来京劫访的，如果在上访人群中认出是本省上访人员，立即抓走；第二关，他们是仔细查看有无在第一关漏网的，如果有，就再劫住；第三关，他们站在最高院接待室门口，将门里门外封的严严密密，一群截访人员，将上访申诉的人阻止在门外，上访人和截访人变成了一堵墙，他们说不让进，谁也休想进去，并大声吆喝说：都拿出判决，不拿判决不许进，俨然他们是接待人员似的，搞的整个接待室门外大哭小叫不成体统，特别是黑龙江省的劫访人员，经过他们审查以后，如果不是黑龙江上访的才能放进去登记。
在这帮截访人员中，黑龙江截访的最为突出，他们穿的服装和最高院法警一个样，也不配不带警号和警徽，来自全国各地的许多上访人误以为他们是最高院派下来查的，有些不知内情的上访人骂最高院，都说按照法律办案，当我们走法定程序依法申诉，还这样派人为难我们，这符合中央精神吗？
有的劫访人员十分猖狂，他们时常还进接待室院内抓人，对此，许多上访人很不理解，地方劫访行为给最高人民法院抹了黑，影响极坏。
以下是12月1日黑龙江停在最高人民法院接待室的劫访警车：
黑CA155警 黑AA391警 黑AA318警 黑RB070警 黑PA066警
黑AA556警 黑DA007警 黑GA102警 黑AA668警 黑MA090警
黑EV1756高级大面包车
图片为黑龙江省法院系统停在最高人民法院门口附近的其中两辆截访车
赵润君流着眼泪说：我手扯着精神疾病的女儿进京申诉，已经许多天了，等待着最高人民法院的接谈，可是一看见接待室门口一层层关口，我都打颤，想到案情无进展，家里丈夫又不能自理生活，我该怎么办？我浑身是冤呀！
12月1日，我再次来到最高院，发现接待室门前有许多黑龙江截访人员，我绕到西边后门，想想只有翻越这座高墙才能躲开截访，看到这么高的墙，我心中打怵不敢爬，不翻墙进去接谈，就一点解决的希望都没有，可能是自己太着急了，一股激劲上来，攀登了上去，双手用尽生平的力量跳了下去，当时别提有多危险，我那心里是扑通扑通的跳个不停，我喜极而泣，申冤告状太难了！我如果当场摔死，一家人没有指望了，女儿也许流落北京街道，饿死、冻死都不得而知。
侥幸，我活了过来，我耐心等待接谈，因为上次我登记以后，最高院给我安排到黑龙江民事榜排行第五号，可是至今也没等到接谈。我是电子显示屏上第五名，啥时候有机会等到接谈还是个未知数？
请求最高院领导明察秋毫，深入了解上访群众接谈难问题，清理那些长期守候最高院门口的非法截访人员，保障上访人依法申冤控告的权利，解决截访给上访人造成的心理障碍，彰显党和政府的关爱。
截访败坏了党和政府声誉
信访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倾听群众呼声的窗口、体现群众疾苦的重要途径”。然而，截访已经造成了对上访人员最基本的权利侵犯，直接异化了国务院《信访条例》，影响社会和谐导致国家信誉形象流失。
对于上访人而言，好不容易依法到北京申诉控告，却被强行截访回去，经济、精神和申诉时间均造成损失。唯一的办法是躲避地方“围追堵截”。截访行为直接危害到上访人的合法权益，行为非常恶劣，应该受到所有有正义感人的谴责。
其实，社会本身存在矛盾，有矛盾就有上访，“截访”的出现，加速了矛盾的恶化。当然，某些部门对群众来访材料不加研究就下转，一级转一级，转到下面就“消化”了，造成了矛盾积累。有的上访人因申诉、控告、举报材料转回到被揭发、被控告的人手里，不仅问题没解决，反倒因打击报复变本加厉受迫害，甚至含冤入狱。
一些地方官员一味地采取“截访”、“控访”措施，甚至威胁上访者，从而激化上访者和政府间的矛盾。换句话说，“截访”、“控访”的力度越大，说明地方政府没有依法行政，执法机关没有依法办案，只有心里有鬼才害怕群众上访。
长期上访人中，绝大多数都身负冤情，否则谁也不去遭受那么多磨难。作为地方政府本该做知法守法的模范，彻底解决上访人反映的问题，真正做到关心群众疾苦、帮助百姓排忧解难，事实却做了一些与中央精神和法律规定相违背的勾当。
笔者与上访人深有接触，了解大多上访人是通情达理的，他们的要求合理合法，依法申诉控告符合法律规定，期待以上这种违法的“截访”现象尽快地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地方各级政府和司法部门以及工作人员，请你们善待上访人，不要再做党和人民的绊脚石，否则将遗臭万年。
2008年10月26日，赵润君和精神疾病女儿拿着一大把各部门的表格材料诉说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