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七七级的大学生,1978年春天入学时,正逢中国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第一年,四年的大学生活,不仅我个人在思想上摆脱了各种束缚、找回独立人格,而且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与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食堂就餐制度的变迁就是一件典型的制度上的改革发展。当年我们在学校食堂的就餐制度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
初试“大锅饭”制。我们一入学,户口粮油关系就转到学校,每人按16.5元/月的伙食标准交给学校(家庭困难同学有生活补助),就餐就在学生食堂开大锅饭。每个班分成几个小组,每组约十个人,没有椅子和板凳,大家围着个小组固定的餐桌站着吃饭。开饭时,男同学轮流值日,先用饭盆到食堂出餐窗口打回本小组的一大盆菜和一大盆干粮(或馒头或米饭或窝头),再平均分到每位同学自己的饭碗里。男生吃得多,女生吃得少,女生可以声称少要一点,匀给其他男生吃。我们班里有三位女生,为了平衡全班的用餐总量,这三位女生被分到三个小组。
那时伙食质量比较差,难得看见荤菜。如果用“一闻腥,流口水”来形容同学的馋劲儿不算过分。很多同学骂那是“猪食”,客观说来,若按当时的生活标准,应该说比猪食要稍微好一点,但若按当今的生活标准,确实是跟猪食差不多!
记得一次过什么节日来,食堂吃水饺,但是包水饺的人手不够,食堂干脆将饺子馅与和好的面团发给各班,让同学们自己动手,包好后各班再拿到食堂去煮。当时有的同学不会包水饺,就向食堂提出要求,不要面团要馒头,请食堂将饺子馅直接煮熟后发给同学食用,这个偷懒的要求被食堂拒绝了。
大锅饭就餐制本来是一种军队化用餐制度,文革期间全国学解放军,这种用餐制度也移植和套搬到高校、农垦部队、上山下乡知青中。在高校该制度表面上是培养了集体主义,其实是校方食堂将发餐的矛盾转嫁给了学生。如果食堂将餐直接分给个人,同学很容易感觉到分量是否足,但是将一大盆饭菜分给一个组,则很难发现分量的不足。除外,大锅饭制丢失了很多个人自由,例如必须等到人来齐后才能开饭,降低了同学的时间效率。
大锅饭制度当年在全国高校极为普遍,除了南方沿海大城市和北京等少数城市以外,绝大多数城市的高校都实行过这个制度,只不过时间长短不一而已。
又改配额餐票制。大约一年后,学生就餐制度改成每人发早中晚三种餐票,开饭时拿着餐票到食堂排队领定量配额饭菜。当时粮食配额制度仍然有效,每人每月定量大约30斤,粮票掌握在食堂手中,伙食标准不变。不够吃也没办法,吃不了也只能倒掉浪费。有些饭量小的同学,在动用餐具之前会问一下饭量大的同学,“谁能帮着吃一点?”。据说有的男女同学就是在这种互帮互助的环境下发展成恋人关系的。
再改自由餐票制。大约又过了一年,学生就餐制度改革成每个同学可以自由买餐票了。餐票分为两种,一种是饭票,上面印着主食的种类和数量,例如细粮(馒头)/米饭/粗粮(窝头)二两,菜票上印着钱数几角或几分。饭量大的同学可以用从家里带来的粮票多买饭票,菜票则更不限制发售了。这时同学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需求选择用餐标准和用餐时间了。
大学四年级下半学期,学习课程较轻松了,这时候有同学嫌弃学生食堂早餐质量不好,便相约早晨轮流起早,拿着一个热水瓶到学校一个早点小摊上买油条豆浆,回宿舍后按个人申报数量分油条吃。
那时学校的食堂分为学生食堂和教职工食堂,教职工食堂的用餐种类较多,质量较好,价格稍贵。有些身体胃口不太好的同学就想方设法托子弟兵同学(家长为学校教职工)买出教职工食堂的饭菜票,时常到那里改善一下伙食。现在很多高校都将教职工食堂和学生食堂一体化了,在市场化下实现了食堂用餐的师生平等。
记得在校期间,我曾几次为争取个人自由选择就餐方式而给食堂和院系领导写公开信提出建议。有的同学说我“胆子真大”。在那个时代我的这种做法是不是得罪了一些领导我也不知道,反正没有人找我谈话追究。事实上用餐制在悄悄发生着与我的建议相一致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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