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的青春》选载之8
作者叶维丽/美国马萨诸塞州州立大学教授、历史学者
叶维丽为了搞清文革初期师大女附中校长之死的前因后果，在2002年至2006年四年中利用假期回国做访问、调查，在我的办公室还为她召集过两次座谈会，参加者是当年初中的同班同学。她在本书中对这一事件做了详细叙述和追问。一年前我曾经在博客写过类似文章，遭到了一些谩骂和人身攻击。但是，一年来我并没有停止对当年事件的质疑和调查，我熟悉的校友、学长和校外的一些朋友也在这样做。即便是不同看法，我们也能坐在一起来讨论，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研究同一事物，得到更丰富的收获。弄清一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也许不那么难，最困难的问题在于——文革为什么会发生？
叶维丽：我第一次经历暴力大约在66年７月份。那次北京市召开了一场斗争大会，场面非常大，我后来回想应该是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我们学校的学生都去了。会是在傍晚开的，斗争什么人我忘记了，只记得在开会的过程中突然有人从看台上冲下去，打那几个被斗争的对象。我感到震骇，脱口而出“不许打人！”这是本能的反应。感到震惊的不只我一个，周围也有别人喊“不许打人”。当时的形势还敢对暴力表示“本能的”反对。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暴力，在暮色苍茫中一个像古代罗马角斗场那样的场地。
给我刺激最深的还是我们的副校长、党总支书记卞仲耘被打死，那是8月5号的事。
马笑冬：我们后来都听说了，这在北京市中学是件大事。
叶维丽：这是“文革”中北京第一起打死人的案子。后来1966年八月被视为“红色恐怖”月，光北京就有上千人被打死。但卞死的时候，打死人的事件还绝无仅有。在全国范围，卞死可能算第三起。前两起被打死的是江苏省教育届的一对夫妇，也在八月初，仅仅比卞早一二天。卞死开了北京市打死人的先河。女附中是远近闻名的好学校，又是一所女校，卞被女学生打死就格外不可思议。为什么好端端的女生能下得了那么狠的手？打死人的时间在八月初，这个时刻本身有没有名堂？这些年来我不断地在想这些问题。
7月底的时候我们学校大队人马在河北邢台军训，家庭出身很“不好”或政治上“有问题”的同学不让去，留在北京劳动。骨干学生也留在北京，她们的任务是搞运动，参与为校领导和老师划线分类。老师们都没去军训，留下来人人过关做检查。我们学校因为是“修正主义宝塔尖儿”，包括卞仲云在内的主要领导被划为“四类干部”，属于问题最严重的一类。这种做法很能反映工作组领导文革的方式：“反右”（批“反动学生”）加“四清”。给干部分类和依靠少数积极分子——在我们学校她们大部分是高干子弟——就像四清的做法。
马笑冬：你在哪儿？
叶维丽：我去邢台了。当时说要军训一个月，结果一个星期就戛然而止，通知我们立即返京，那应该是“八一”左右。本来部队和我们有个“八一”联欢会，结果变成了欢送会。我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匆匆忙忙坐上火车返回北京。下了火车直接从车站步行回学校，一进校园就听说工作组撤了。和我们一起回来的胖胖的工作组女副组长，一听到这个消息满脸惊愕。从第一次校领导靠边站到第二次撤销工作组，在短短的二个月里权威两次倒台。虽说这是第二次，但冲击力绝不比第一次小。此后学校就没有权威了，要我们“自己解放自己”，这是一个我们从未经历过的局面。
后来知道，在我们离京的这段短短的时间里，北京热闹非凡。毛泽东7月18号从南方返回北京，7月24号决定撤工作组，7月29号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代表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宣布工作组撤离。就是在那次会上邓小平讲“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刘少奇讲“文革怎么搞，说老实话，我们也不晓得”。会上毛泽东出人预料地从后台出来，走到前台。这个场面很有戏剧性，也有象征意义。从此以后毛就从“二线”返回“一线”，集文革总编剧、总导演和“男一号”为一身。我认为现在研究文革，对七月下旬八月上中旬这一段还缺乏足够的重视，这是一段非常关键的、文革“再次发动时期”。我对这个时间段这么感兴趣，是想更好地了解我们校长之死的个案和当时历史大背景的关系。
毛决定撤销工作组，就把共产党几十年来历次运动形成的成规打破了。打破之后呢，你就发现上层混乱之极，混乱到刘邓都不讳言他们不知所措了，李雪峰、吴德回忆录也都表述不知文革该怎么搞了。刘邓领导文革的做法是刚才说过的“反右”加“四清，” 这一套给后来红卫兵造反提供了初始的动力。最初的红卫兵造反派都是被压制的，清华蒯大富、北大附中红旗，包括清华附中红卫兵，都遭到工作组压制。
刘邓后来成了文革受害者，官方文革史对这一时期刘邓的压迫性谈的不够。通过他们的孩子，刘少奇在师大一附中、邓小平在师大女附中整反动学生，这个情况是存在的。当然，要强调的是刘邓工作组时期暴力是有“度”的，有没有度还是很不一样。6月中旬北大学生批斗黑帮曾经出现过暴力，刘少奇针对这件事专门发了一个文件，反对“乱斗”。我们学校在工作组期间批斗过一次卞仲耘，那次她就挨打了。不知为什么，我对那次批斗会没有印象。后来听说卞还写信向上申诉，那时候她还能表达自己的意见。到八月份情况就不同了，完全任人宰割了。而这一阶段出现的暴力，在我看来，在“文革”的“再次发动”中，起了特殊的作用，具有其它形式不可代替的功能。2003年美国打伊拉克，一上来先对巴格达狂轰滥炸，此举被称作“shock and awe”。暴力在“文革”这个阶段也有类似的作用。
伴随着毛从后台走上前台，还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毛与青少年学生之间的互动，像他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支持他们。毛是很善于“从群众中来”的。要说“一大批原来不知名的青少年登上了历史舞台”，不如说是毛把他们引领上了历史舞台。如果毛不允许他们上来，他们根本就上不了台。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成立，标志着党团组织之外独立学生组织的出现。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成立了就是“反革命小集团”。这又破了共产党的成规。就是在这前后“对联”出现了，“红五类”学生自我感觉极度膨胀，老子天下第一。而江青等人对这种情况起了恶劣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她管北大附中的彭小蒙叫“小太阳”，还说中央文革和这些“革命小将”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一下子把这些孩子捧得这么高，他们不忘乎所以才怪。
对联的出现使学生群体公开分化。一部分人成了人上人，天然的革命者。很多人曾经遗憾错过了革命战争年代，现在他们认为“轮到我们了”， 要大干一场。
马笑冬：我当时就觉得文革给我们这代人提供了革命的机会。
叶维丽：这种想法在干部子弟中挺有代表性。在工作组撤走后，要学生踢开绊脚石，自己干革命，很多干部子弟急于证明他们是有这个能力的。我后来看到一个16岁的干部子弟写的日记，他参加了7月底江青第一次接见北京市中学生的会 （江青也是在这个时候正式亮相）。男孩在日记中说（大意）：北大附中红旗、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刀已经磨得很亮了，我的刀在哪？这个日记表现了那些有资格革命的孩子的心理，箭在弦上，露出一股杀气。
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变得灰溜溜的。我们班一个资本家出身的同学后来回忆，“8月1 号从邢台返校，看到对联从楼上挂到楼下，一下子就懵了。在邢台受的是正面教育，现在成了狗崽子。” 这样的同学心理就是怕，心惊胆颤，觉得下一个目标就是自己了。而家庭出身一般的学生则急于证明自己也是要革命的。学生群体中不同的心态很值得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各类学生在打人那天的表现。总的来讲，工作组撤走后，学校里弥漫着躁动不安的气氛。
马笑冬：当时你们学校谁管事？
叶维丽：勉强称的上管事的是工作组遗留的“师生代表会”（其中老师代表仅仅是摆样子）。它的合法性是工作组建立的，工作组撤了以后，它地位尴尬，但我认为它仍然有余威，再加上对联的出现，给它打了一剂强心针，因为它的成员主要是高干子弟，这时成了血统最高贵的人（虽然它的主要成员很可能不是对联的狂热鼓吹者，但当时在客观上是那样一种形势）。在我这样的初中生眼里，它是工作组走后学校唯一的领导机构，但它的地位又是脆弱和不确定的，缺乏权威性，像个留守处或是维持会。
8月4号下午就开始打人了。据副校长胡志涛回忆，有七八个学生冲进胡和卞仲耘所在的房间，把她们打得很厉害。至今没人知道那些学生是谁，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打人了，我就是很多年后才听说的。可见当时的混乱和无政府状况。
8月4号下午被打后，卞仲耘和胡志涛的反应很不一样。卞回家对她丈夫说“她们打死我就象打死一条狗一样”。第二天早上，她在去学校之前与王晶垚握手告别，似乎有预感。胡志涛呢，8月4号当天晚上就到我们学校对面的西城区委告状，对他们说，“我们的生命没有保障了，” 要求西城区委干预，区委不管。晚上回到家里她丈夫见到她的伤势说“怎么打成这样？”胡志涛说：“工作组走了，没人管了。”这句话可以反映出，工作组在的时候，虽然有种种问题，但在暴力程度上还能有所约束。工作组走了之后，约束没有了。
马笑冬：你们学校领导都是女的吗？
叶维丽：两位主要领导，卞仲耘和胡志涛，都是女的。第二天上午胡志涛没有老老实实回学校，而是去了北京市委要求保护。市委不管，把她支到中学文革办公室，中学文革办公室说我们刚成立，没法管。实际上胡志涛已经把问题的严重性向各级组织说的非常清楚了：“我们的生命没有保障了”，但从区委到市委都不管。这说明在这段时间，各级机构相当程度的瘫痪，面对突发情况无所作为。
从现在看到的材料我们知道，8月初党内斗争剧烈，上层在重新洗牌，说是有十级地震也不过分。8月 1号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在第四天也就是8月4号毛对刘翻脸了，指责刘领导的中央镇压学生运动。5号那天毛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7日印发全会），同日毛命令收回刘少奇“关于反对北大6·18乱斗的批示”。卞仲耘恰恰在5号被打死。我反复说明的就是八月初的北京，从中央到市区三级，以至我们小小的中学，处在一种什么样的历史场景中。卞就死在这个非常的时刻。
马笑冬：打人的是不是红卫兵？
叶维丽：我曾经问过很多人这个问题。大家一致的印象是在8月5号打校领导的那天，我们学校还没有出现红卫兵组织。“红卫兵”现在就像一顶帽子。一戴上去似乎什么问题都说明了，但历史没有那么容易被解释。
打人的时候我不在校园，和几个同学出去了。工作组撤了后，没人管考勤，纪律不严格了。我后来又回到学校，现在回想，时间应在四五点钟。我清楚地记得，一进校门我就感到气氛不对，迎面走过来的恰好是教英文的王老师，只见她满脸惊恐，明显地回避和我们有任何眼光的交流。她个子很高，有些驼背，走过来时缩着身子，贴着墙根，好象拼命想把自己变小。陆续走来一些别的老师和同学，也都个个神情有异。我想不对，一定是出事了。见到我们班有些同学，听她们说是高一的人最先干的。后来有一个当年我们学校初一的学生，在网上写了一篇文章，说她看见高一的一些学生把校领导押出办公楼门的一幕。胡志涛当天下午不得不返回学校，到校不久就开始斗人了，时间大约在2点半左右。一个押解校领导的学生对围观的人说，为什么要斗校领导呢？因为工作组在的时候，她们老在屋子里呆着，太舒服了，现在就是要打打她们的威风。（大意）
后来我们班的同学说了一个重要的情况，就是斗校领导的时候，广播里有人叫大家出来，还有人跑到各班教室把人叫出来，所以当时不少目击者是不情愿在场的。干这件事情的人并不想偷偷摸摸，而是希望别人都来看，这种心态值得注意。
马笑冬：发起斗人的是干部子弟吗？
叶维丽：我相信是以干部子弟为主，当时革命是要有资格的。我觉得强调这一点很重要。而且我也相信，一旦红卫兵成立，这些人可能都是红卫兵。但8月5日那天她们不是以红卫兵的名义干的。
把目击者看到的片断连在一起，过程大致是这样的：校领导从楼里面被押出来，押出来后是先开会还是先围着教学楼游街我不清楚。在游街的过程中就开始打了，是用带钉子的木板打的，可能是废旧的板凳腿或桌子腿，看到的人说一打一个血窟窿。还给她们戴了用字纸篓做的高帽子。我的一个同学看到了游街，她说游第一圈时胡志涛衬衣还是白的，第二圈过来就成了黑的了，她还纳闷胡志涛怎么有时间换衣服，等走近了一看是泼的墨汁。这个同学突然一下子觉得一股寒气袭来，可那天又闷又热。她说冷是从心里出来的，她抱住自己的双肩还从心底发抖。她很同情这些校领导，可马上又想：我怎么能同情她们呢？我是不是右了？这是一个同学当时的思想活动。
开会的时候，这些领导轮流上去批判自己，一共是五个人：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汪玉冰。教导主任汪玉冰一边说一边哭的声嘶力竭。接着就让校领导劳改，担特别沉的黄土，还要把土使劲往实里拍。胡志涛记得卞仲耘对她轻声说“担不动怎么办？” 这可能是卞说的最后一句话。卞仲耘和胡志涛都担不动，担不动就打，据有些人回忆，这时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是打得最厉害的时候。后来卞仲耘的丈夫王先生问了当时在场的一位工友，工友说人数最多的时候有几百人，这里面应该有不少不情愿的在场者。有多少人动手呢？我们班有个同学说是“你一下我一下”，也就是说上手打的不是个别人。可是这你一下我一下是多少人呢？没有人能说得清楚。
校领导们后来从担土的地方被分头带走，在学生的监视下劳改。胡志涛被带到后院去用手抠很脏很硬的厕所便池盖，由高一的一个学生负责监督，同时还有别的年级的几个学生。胡认识监督的人，她文革前是个模范学生。卞仲耘被带到学生宿舍楼去劳改。不清楚她是上去干了一会儿倒下的，还是一上宿舍楼台阶就倒下了，总之她倒在了宿舍楼门口，倒下去就没再起来。
卞倒下去之后，被放在了一个垃圾车上，拉到后院停在离北门不远的地方。这时候她已经大小便失禁了。她的身上被盖了破大字报纸和压上了一把扫帚。我一个同学，就是那个突然感到冷的，这时候听到卞喉咙里呼噜呼噜的响。后来她学了医，知道这种声音说明生命已经很微弱了。出了北门两分钟就是邮电医院，但一直拖到一二个小时之后才把卞送医院。送的人有学生代表会的，也有一些老师。据说送之前有个老师想给卞校长换一下衣服，但她身上的衣服已经和血肉粘在一起，脱不下来了。她眼睛里面全是沙子，眼球已经不动了。
马笑冬：人还有气吗？
叶维丽：据说还有，但是气若游丝了，到医院后不久就死了。死亡证明上说，死因不明，同时又说她有外伤。补充一句，胡志涛和另外三位当天被斗的校领导，也都受到了身心两方面的摧残，仅仅检了条命而已。胡腰部严重受伤，被打断了几根肋骨，听说后来一直穿着“钢背心”。
第二天，就是8月6号早上，我们听到了关于卞之死的广播，这是一个冷酷的死亡宣告，非常简短。广播的人是“师生代表会”的第一把手，高三学生。她说的一句给我印象最深，就是“卞仲耘死了，死了就死了。”我能想像她说话的时候脸上毫无表情。听完广播，我们班同学坐在椅子上，没有一个人动，安静之极，真是掉一根针都能听见。我对这静的解读是我们都吓傻了。一个活生生的人，我们的校领导，就这样死了？还“死了就死了”？！这句话给我的震动不亚于卞死本身，很多年后我脑子里还响起过这句话。
后来我知道了“死了就死了”的出处。卞死后的当晚，我们学校师生代表会的几个负责人去北京饭店，向住在那儿的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报告此事。吴德听到情况后，沉吟了许久才说话，说话的时候脸上没有表情。 他讲的大意是：事情已经发生了，死了就死了，要注意不要外传和扩散。这是当晚见到吴德的一位同学后来告诉我的。换句话说，第二天早上代表会对卞死亡宣告的说法，是吴德的原话。这个同学说，我们是和平时期长大的，没有见过血和死亡，卞之死对于她是件严重的大事。同时她自己的父亲也在受冲击，因为家里的情况，她对卞有一些同情，加上卞的问题没搞清楚人就死了，是说不过去的。她没想到吴德会这样表态。因为吴德的身份，他的话是有权威的，等于给卞死定了调子。
这位市委领导的态度很值得琢磨。刚才说到8月4、5号那几天，中国上层的政治风云突变。吴德本人是中央候补委员，有资格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对上层的变化应该有觉察。吴德对卞死的表态，折射出上层政治的突变对他的影响，就像在前一二天市区两级工作人员对胡志涛祈求保护生命的哀告置之不理一样，反映出七月下旬撤工作组以来形势剧烈震荡的后果。如果这个说法成立，卞仲耘之死就多了一层含义，就不是一桩孤立的校园暴力事件，而是与中国当时政治的大背景紧密相连。
我后来问了我们班的一些同学，大家对6号当天广播里的记忆和反应不太一样。有个同学出身资本家，她记得广播里还有一句话，是说狗崽子们要老老实实，不然就是同样下场。对这句话我毫无印象，别的同学也没印象，但这个同学说她听到了。前一天她是被叫人下去看斗校领导的。她怕血，见血就晕，但她又不敢不看。另外一个同学母亲去世早，继母对她不好。她听到卞仲耘死的消息后，马上想到卞的孩子们从此失去了母亲，要倒霉了。看起来人们的记忆和对事件的反应，和每个人的处境有很大关系。我的反应是如果革命就是暴力，那我当不了革命者。现在回过头去看，我这样想，还是因为我有资格革命，而对那个资本家出身的同学来说，不是当不当革命者的问题，而是再不老实，就是革命的对象了。
卞仲耘，我私下叫她“卞阿姨”。1949年以前她曾在新华社工作过，和我父母认识。但做为学生，我和她没有个人接触。对她唯一的一次校外的印象，是在1966年春天，我和我妈妈在王府井百货大楼碰到了她。她当时建议我妈妈给我买一条花色鲜艳的开司米大围巾，说将来可以当嫁妆。我听了很惊讶，嫁妆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是个陌生的名词，而且这话从一个平时满口革命大道理的校领导嘴里说出来也有点奇怪。我并不欢喜那条围巾，嫌它太花了，可我妈妈还是买下来了，22块钱，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买回来后就放在箱子里，接着很快就文革了，哪儿还敢戴？很多年后，把这条围巾从箱底找出来，它已经褪色了，上面有虫蛀的小洞。我把它带到美国来了。看见这围巾我就会想起卞阿姨，算是一个纪念吧。
卞死后至今没有人站出来承认打过人。可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脑子里老有两个人的形象在晃，都是高一的。一个大胖脸，一个瘦高个儿。这两个人做过一件事让我记住了她们。文革开始后有一次工作组组织学生参观一些教师宿舍，让我们看他们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其实什么资产阶级生活，都是平平常常的人家，就是要用这种做法来羞辱老师。到了一位女老师家，她不在，只有保姆抱着个一岁左右的婴儿。我们走在高一那个班后面，我看见那两个人啐那个孩子。我非常反感，心想即使孩子的妈妈十恶不赦，孩子有什么罪？可她们这样做，没人敢说话。卞死后有人告诉我打人的有这两个人，我一下子就觉得特别可能。今天回过头去想，在老师家时众人的沉默实际上助长了她们后来的恶焰。
卞之死给我的刺激很深，甚至到美国后还做过噩梦。多年来，我带着一个问题：就是一群中国最好的女校的学生，怎么能在文革开始二个月之内就做出这种骇人听闻的事情来？你说是怎么回事？这跟是女学生有关系吗？有的研究者把这种现象称为“女性的残暴”，把性别做为一个因素。有人说女性因为性的压抑更深，所以发泄得更猛烈。我们没有扎实的数据来证明女生比男生狠，我也能举出很多例子来证明当时男生打人也很狠，所以这个说法不能说服我。
马笑冬：女三中的学生也打死了她们的校长。很多人确实有女红卫兵特别激烈的印象。不过说女性的暴力和性压抑有关系，这个说法也不能说服我。
叶维丽：我还是在想为什么我们这代人有施暴的能力。一般来说是压迫越深反抗越烈，比如红色娘子军，参加的都是苦大仇深的，她们革命起来就很坚决。可这个并不适用于好学校的女学生，她们是娇生惯养的社会宠儿。再说我们在文革前没有亲身经历过暴力。电影上小说里有，但那是敌人对革命者的严刑拷打，是反面的东西。
马笑冬：可至少在我们的教育里不反对暴力，把“革命暴力”和“反革命暴力”说成是不同的东西，革命暴力是合法的。还有，看一个人首先要分清他是什么阶级。你还记得文革前我们班讨论如果一个人落水了，要不要先搞清楚他是什么阶级吗？到了文革就变成如果一个人是“阶级敌人”，无论你怎么侮辱他伤害他都是可以的。这真是一种可怕的政治文化。
文革前大批特批温情主义，确实给文革做了精神准备。我记得有个电影叫《党的女儿》，里面有个叛徒叫马家辉。他成为叛徒后良心受到谴责，很痛苦。我一开始时还挺同情马家辉的，后来把这个电影批得一塌糊涂，说是美化叛徒，我就马上批自己，要狠下心来，要爱憎分明。要革命就得讲立场，你要么站在这边，要么站在那边，没有中间路线。我脑子里一有点儿柔情的东西，就想是不是有问题了？我常有一些小资产阶级情调，这种情调一冒头我就使劲批判自己。我老革自己的命，老批判自己。
叶维丽：你要当革命者啊。我觉得文革中青年学生打人，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革命的崇拜。
马笑冬：“革命”就意味着暴力，我过去是相信这个的。
叶维丽：那时候最常听到的毛主席语录，就是他在1927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的一段话，它成了对革命最权威的定义，被反复地引用。
马笑冬：你说的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那时人人都会背。
叶维丽：对。还有“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意思是说过火行为在革命运动中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考察报告”里还很具体地讲湖南农民怎么惩罚土豪劣绅，给他们带高帽挂牌子游街。文革是“史无前例”的，没人知道该怎么搞。带高帽游街的形式，不是文革的发明，是“考察报告”里详细的描述的，这个四十年前关于湖南农村的报告成了1966年如何搞文革的指南。
说起咱们这代人对革命的崇拜，我甚至想，打人成了咱们“革命的成人礼”。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履行这个“仪式”的，还是以红五类、干部子弟为主。想起来真是讽刺，下手打卞、胡的人，当年就坐在台下听胡志涛讲“革命接班人”对革命的特殊责任。
还有一个问题，我也在脑子里想了很久，就是有能力施行暴力的是大多数人还是少数人？
马笑冬：你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一个讲文革的纪录片，里面有一个被采访的当年的女红卫兵，给自己提出了一个她一直不能回答的问题。有一天她们班的同学去斗争一个资本家，她去晚了，到的时候那个资本家已经被打死了。后来她一直问自己，如果当时她在场，会不会也上去打？她说她不敢肯定自己一定不会动手。班上别的人能动手，她为什么就不能？她跟别人也没有什么不一样。
叶维丽：她的意思是说大多数人在一定的条件下都有可能施暴？
马笑冬：我想是这个意思。
叶维丽：大概是那天我们班听到卞的死讯后，一动不动地呆了好久，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觉得我们都吓呆了。那个场面让我觉得，对于暴力大部分人最强烈最直接的感觉是恐惧，能下手打人的是少数。因为恐惧，谁都不敢上去阻拦，这在事实上默许了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