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视角下的资本主义发展史研究

 

卢映西

 

（本文已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1期）

 

摘要：通过对贵金属货币史的考察，我们发现了货币数量论解释不了的现象：货币量的增加并不一定导致通货膨胀。与货币中性论不同，我们还发现货币量的增加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资本主义大发展源于人们对货币非理性的无限占有欲。这些发现颠覆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若干分析方法及其相关结论。

关键词：货币  重商主义  主流经济学  资本主义

 

 

张宇燕、高程在一项颇有创意的研究中发现货币在长期中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非中性的。他们指出，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这样一个偶然历史事件，造成大量贵金属涌入西欧，并且相当迅速和剧烈地引发了财富在社会各阶级之间重新分配，从而最终导致了制度创新。正是因为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安排和经济持续增长两者相互促进，西方率先走上了致富之路。[①]本文将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的理论探索。

 

一、早期货币生产和交易的基本特点及其理论意义

　　

从货币产生的历史上看，货币只是从一般商品中分离出来的特殊商品，是被公认可以作为商品交换媒介的商品。在各国早期的货币史中，很多商品都曾充当过货币的角色，但有趣的是，互相隔绝的交易共同体最终都不约而同地把货币材料固定在贵金属上，并形成相当稳定的交易惯例。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公元前485－前425）曾讲述过迦太基人当时是如何同北非石器时代的民族进行交易的：航海者停泊在一个海岸边，把他们的货物搬到岸上，然后再把船开走，点燃起信号烟雾。当地的人只要看到烟雾，就会跑出来用黄金换走那些货物。如果迦太基人对支付的黄金感到满意，他们就开船离去；如果不满意，则等待支付足够的黄金后再走。[②]

　　据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J. Boorstin）记载，到了14世纪末期，这种交易惯例仍无多大改变：“从摩洛哥南行的穆斯林商队，越过阿特拉斯山脉，20天后到达塞内加尔河畔。摩洛哥商人便在此地摆出摊子，陈列一堆堆食盐、珊瑚珠以及其他廉价商品，随即退出现场。在当地金矿中以淘金为生的部落民族就会来到河畔，在摩洛哥货摊旁放一堆金子，也就退出现场，让摩洛哥商人决定，要么把对方拿出来的金子取走，要么把那一堆货减少，使之合乎对方所付的黄金价值。然后摩洛哥商人再次退出，交易如此进行下去。摩洛哥人就是按照这样的贸易惯例赚取土著的黄金。”[③]

根据这些对早期货币生产和交易的描述，我们可以总结出几个基本特点：

第一，货币生产很早就成为一个独立的行业，而且与其他行业一样，货币生产也是需要耗费劳动力和其他资源的。在今天的一些教科书里，当介绍纸币相对于金属货币的优越性时，往往把金属货币的生产需要耗费资源这一点当作缺点，认为这是一种由社会负担的纯流通费用，会拖累经济发展。这显然是建立在主流经济学稀缺性假设之上的观点，以为节省了这部分资源就可以生产更多别的产品。正如笔者已经指出的，这样的稀缺性假设是完全不合实际的，因为这样的假设不能解释作为现实市场经济常态的生产过剩现象。[④]从生产过剩的角度看，贵金属货币生产需要耗费劳动力——即提供了就业机会——也许正是它的优点。

第二，货币生产只需要简单的生产技能。早期的黄金几乎全部来自砂金矿，易采易选，只需简单的体力付出，即马克思所说的“简单劳动”。通过货币生产和交换，只具有简单劳动能力的人就可以分享由先进生产力生产出来的各种消费品。货币产业的这种消弥先进与落后、贫与富之间鸿沟的功能，过去的经济学家从未重视过。

第三，贵金属是每天都在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的，而且作为货币的贵金属与一般消费品不同，它在使用过程中，也就是充当商品之间的交换媒介时，理论上是不会有损耗的，实际上的损耗也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社会上的货币存量在长期中只会增加不会减少。相反，一般消费品则不断生产出来又不断被消费掉，数量上没有只增不减的必然性。可是，这样的货币量增加并没有导致通货膨胀（贵金属货币史上首次明显的通货膨胀发生在新大陆发现之后[⑤]），这是现在被学界广为接受的货币数量论无法解释的。只有劳动价值论才能恰当地解释这一现象，即货币的价值只与生产货币的劳动生产率有关，而与货币的数量无关。换句话说，如果货币以稳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生产出来，那么无论货币的社会存量多大，都不会引起通货膨胀。

第四，作为货币的贵金属已经不是消费品。尽管贵金属本来也可以加工成各种器皿、首饰等，可是一旦成为货币，就只是其他商品交换的媒介，交易双方都不再关心它本身的实用性。货币从一般商品中分离出来，就与消费品划清了界线。其他不易损耗的稀有物品也具有与货币相似的保值功能，人们同样不再关心它们的实用性：“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⑥]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托马斯·莫尔（1478－1535）也曾指出“黄金从它的本身性质说是毫无用处的”，[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威廉·配第（1623－1687）同样认为“谷物和白银之间的比较是一种自然有用的东西和一种本身没有存在必要的东西之间的比较”。[⑧]

货币的这一性质引发了人们对待货币的两种态度。第一种态度是十分理性地认识到只有可供消费（包括生活消费和生产消费）物质财富才是真正有用的财富，因而对单纯的货币积累不热心，甚至反感——“古代社会咒骂货币是自己的经济秩序和道德秩序的瓦解者。”[⑨]在中世纪早期的基督教文明中，人们对以钱生钱的活动深恶痛绝，教士们一直猛烈抨击导致高利贷的利息，认为它在上帝看来，是一种最丑恶、最可憎的罪恶。东方的中华帝国对金钱没有这么激烈的看法，但也到处弥漫着一种小富即安的心态。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曾在1582至1610年间居留中国，他观察到，在一个疆域几乎广阔无边、人口不计其数、物产多种多样且极其丰富的王国里，尽管拥有装备精良、可轻而易举地征服邻近国家的陆军和海军，但不论国王还是他的人民，竟然都从未想到去进行一场侵略战争。他们完全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并不渴望征服。[⑩]直到清朝，康熙的看法仍是：“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不假外夷货物以通有无。”[11]他并不觉得有一种商品——货币——是多多益善的。那时候，拥有大量剩余财富的人们，更愿意继承中国古代商人“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把他们的闲置现金转变为田产。对货币本身无休止的贪婪，则散见于对某些贪官的记载中。例如明孝宗时有位太监李广，受贿还不忘做记录，记下文武大臣馈送他“黄白米各千百石”，结果事败被查。皇帝奇怪他哪有如此饭量，一问才知道“隐语耳，黄者金，白者银也。”[12]

对货币的第二种态度就是非理性的无限占有欲。货币本身虽然不是用来消费的，但它被公认为一切商品的交易媒介，可以随心所欲地换来各种消费品，因此可看成是一般财富的代表。从常识上说，人的消费能力是有限的，[13]所以不可能对任何一种消费品产生无限的占有欲。人们之所以有可能对货币产生无限占有欲，正是因为货币不是具体的消费品，只是一般商品的抽象代表。理解这一点，是理解资本主义、理解市场经济的关键所在。

对货币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最明显地反映在明朝郑和船队与后来葡萄牙达·伽马船队经济效益的对比上。后世之人多爱夸耀郑和船队的规模庞大，人数众多——郑和船队的大船确实比达·伽马的船大3倍。但郑和的船队不以盈利为目的，只求浩浩荡荡向海外宣示国威，在经济上则入不敷出，最后因过分劳民伤财而不能维持。反之，达·伽马的船队一次航行就能得到60倍以上的巨额利润。葡萄牙人获得印度洋的海上霸权后，采取了更进一步的获利措施，命令经过海域内的所有船只交纳通行费并领取通行证，否则没收货物甚至烧毁船只。除此之外，他们还通过垄断亚欧贸易获得巨额利润。这样军事政治和经济有效结合起来，葡萄牙的远航事业才得以持续不断地发展。

 

二、“黄金渴望”导致地理大发现

 

对货币非理性的无限占有欲与对货币的理性态度一样，也是古已有之的，而且与人们对长生不老的追求、对永不枯竭能源的追求相并列，与之相对应的三种古老行当是：炼金、炼丹和造永动机。这三件事情至今没有做成，很可能永远也做不成，但并不是毫无价值。人们在炼金、炼丹过程中逐渐总结出各种物质的性质及其相互作用的规律，导致了火药的发现和现代化学的产生；对永动机的追求，使人们发现了热力学第一定律，进而奠定了现代物理学基础。有意思的是，非理性欲望歪打正着终成正果的过程并不止于催生自然科学，还要在经济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随着人们追逐货币的热情不断高涨，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形态出现了，那就是资本主义。

14世纪初期，佛罗伦萨首先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1338年，佛罗伦萨已拥有200家呢绒业手工工场，有毛纺织工人3万余人，平均每个工场雇佣150人，全城每年可出产呢绒10万匹以上，行销西欧与近东各国，年产值达1200万佛罗琳。经济上的发达，使佛罗伦萨逐渐拥有了银行、毛纺、丝织、皮毛、医药、布匹、律师等七大行业，成为欧洲工业文明的最早发祥地。到了15世纪，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和尼德兰，也相继产生了分散的和集中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随着西欧各国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日益发达，相互交易的目的渐渐从以互通有无为主变成了以积累货币财富为主，所以需要大量的金银和广阔的市场。可是当时西欧本身黄金的开采和储备已很有限，没有新的黄金来源，也就无法拓展新的市场，从而迫切需要通过国际贸易和对外掠夺来满足在西欧国家中出现的“黄金渴望”。在这样的背景下，先是葡萄牙人沿海岸向南搜寻黄金，随后，就是划时代的地理大发现。

自从马可·波罗在13世纪将他笔下的中国描述成“黄金遍地、世界上最富庶繁华”的东方神奇国度后，“到中国淘金去”就成了所有想发财的西欧冒险家不可抗拒的诱惑。几经周折，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1451－1506）终于得到西班牙王室的支持，于1492年8月3日扬帆出海。“但哥伦布在这次航行以及以后几次航行过程中所发现的地方，都不是他原本计划要找的地方。他没有找到中国和印度的财富、庄稼与稠密的人口，却在圣多明哥以及其他他所发现的新世界找到尚未开垦、长满植被、那里仅有裸体穷苦的野蛮人居住的土地。但他极不情愿地接受这么一个事实，即自己所发现的地方，不是马可·波罗所描写的那些地方。”[14]

不过对于哥伦布来说，新大陆是不是传说中的印度和中国倒还无关大局，重要的是在新大陆能否找到黄金。有了黄金，就可以得到西班牙王室的更大支持。“金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谁有了它，谁就成为他想要的一切东西的主人。有了金，甚至可以使灵魂升入天堂。”[15]遗憾的是，哥伦布在这方面收获不大。

    “继哥伦布而起的探索新世界的西班牙冒险家，似乎都具有同一动机。使奥伊达、尼克萨、瓦斯科·努格尼斯·德·巴尔博到达里安海峡，使科特兹到墨西哥，使亚尔马格罗和皮查罗到智利和秘鲁的，都是对黄金的强烈欲望。当这班冒险家到达一个未曾被发现的海岸时，首先想知道的就是那里是否可以找到金矿。他们就依此决定自己的去留。”[16]

黄金，黄金！直到1607年英国在北美建立第一个殖民据点时，[17]新大陆对殖民者的惟一吸引力仍是可充当货币的贵金属：“由于该队伍主要由城镇居民和冒险家构成，其成员缺乏在荒原上建设新生活的耐心和能力。他们只想寻求黄金白银，对务农毫无兴趣。”[18]

恩格斯后来对这段历史有过这样的概括：“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印度及整个远东地区搜寻着黄金；黄金这两个字变成了驱使西班牙人远渡大西洋的符咒；黄金也是白种人刚踏上新发现的海岸时所追求的头一项重要的东西”。[19]

 

三、新的贵金属来源化解了早期资本主义危机

 

非理性的“黄金渴望”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就是对货币的无限占有欲，正如马克思所说：“贮藏货币的欲望按其本性是没有止境的。……他们同世界征服者一样，这种征服者把征服每一个新的国家只看作是取得了新的国界。”[20]这种对货币的无限占有欲在资本主义之前就存在，但一直不入主流，甚至为当时的伦理道德所压制。历史悠久的简单商品经济，生产者的目的只是为了交换自己需要的产品，即通过为买而卖的方式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因为人的消费能力是有限的，所以简单商品经济的规模也是有限的：“为买而卖的过程的重复或更新，与这一过程本身一样，以达到这一过程以外的最终目的，即消费或满足一定的需要为限。”[21]一旦赚取货币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而是作为一种事业或人生目标，这样一种生活方式蔚然成风，资本主义就产生和发展起来了。人们投入货币建立企业只是为了得到更多的货币，“单是由于这一点，这种运动就已经是没有止境的了。”[22]“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本身就是目的，因为只是在这个不断更新的运动中才有价值的增殖。因此，资本的运动是没有限度的。”[23]赚钱，无限地赚钱，每个人都被裹挟到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赚钱事业中去的洪流中，成了资本主义社会最为壮观的景象。“新的‘资本家’不再满足于糊口，他们渴望扩大财产，因此在他们的消费需要得到满足后也不会停止努力。这种新的‘资本主义精神’被16世纪最富有的银行家富格尔简化成一句话：‘只要我还能赚，我就永远会赚下去。’”[24]

但是，通过建立企业生产消费品[25]来赚取货币的办法很快就会遇到瓶颈，因为人们的消费能力有限，容纳商品的市场容量就不可能无限扩大。随着生产能力不断提高，逼仄的市场容量必然驱使企业间的竞争更趋激烈，于是利润率不断下降。

在市场经济中，竞争会使利润率下降，这一规律性的趋势是如此明显，以致任何经济学家都不能视而不见。亚当·斯密早就观察到，随着资本的积累，利润率会由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加剧而趋于下降。[26]后来李嘉图也说：“利润的自然趋势是下降的”。[27]按笔者的理解，利润下降的趋势对于市场经济而言，就如衰老对于生命一样，是一种自然规律。现代主流经济学也承认这一规律，只是认为这一趋势发展到最后，整个经济将在经济利润等于零处达到均衡，是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可是现实的经济表现却从未出现过这样理想的均衡，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趋势往往导致投资下降、经济停滞，因此马克思认为最后结局是危机：“大量分散的小资本被迫走上冒险的道路：投机、信用欺诈、股票欺诈、危机。”[28]其实，只要我们真正认识到市场经济的常态是生产能力大于消费能力，就不会相信在生产过剩问题得到解决之前，市场经济会达到长期稳定的均衡。马克思显然认为，不能克服自身缺陷的市场经济是不可持续的，这样的认识远比现在的主流经济学深刻。

不过，利润率下降可能导致的危机并非不可避免。15世纪末，被赚钱欲望烧昏了头的人们开始把眼光直接投向货币（贵金属）本身，这就是前面提到的哥伦布们的“黄金渴望”。这些冒险家自己也没料到，他们对贵金属无休止的探寻，实际上是为过剩的生产能力开辟了新的宣泄出口，无意中化解了可能出现的经济危机。其后，美洲贵金属源源不断地流向欧洲，果然使欧洲突破了经济停滞的瓶颈，迎来了资本主义的大发展。[29]

 

四、重商主义的货币观与主流经济学的不归路

 

15世纪以后西欧的经济发展过程表明，大量境外贵金属的涌入，带来了明显的经济繁荣。在一个一直以来钱币很少的社会，如果有了额外的钱币出现，它就像水流一样使得国内的物品流动起来。皇帝和国王，还有富裕市民家庭都产生了对豪华生活的兴趣。那个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在意大利、荷兰和德国很多地方的宫殿、市政厅和市民别墅的富丽堂皇至今仍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我们也可以从很多细节上看到这个倾向：凡有经济能力的人，穿着开始精细，很多富贵人家已经习惯于使用台布和餐巾。

这笔从美洲飞来的横财，还极大地推动了欧洲各种海外事业的发展，致富渠道迅速多元化。利润不断地从奴隶贸易、香料贸易、殖民地与母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甚至从海盗劫掠中源源而来。这种外在的经济繁荣与商业竞争、技术进步一起，导致了欧洲经济中货币的使用不断增长，资本主义因素迅速成长壮大。而所有这一切，代价只是持续一个世纪左右的温和通货膨胀（与后来信用货币时代的通货膨胀相比）。

货币——一种本身不是消费品从而要面对无限需求的商品——的增加，居然能引起多个国家的经济繁荣！究其内在机制，其实并不复杂。这个机制起作用的前提，就是生产过剩。在生产过剩的条件下，单纯的货币增加，就可以把各国剩余的生产能力和被低收入压抑的消费能力调动起来了。当时，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剩余劳动力主要投入到海外殖民地的金银生产和运输。接着，欧洲各国不得不以巨量的工业产品交换他们的金银。也就是说，贵金属的大量流入就相当于新市场的扩大，美洲市场成为一个有巨大支付能力的市场。这个过程在使西班牙和葡萄牙富起来的同时，也使英国的工业品制造业发达起来了。类似的现象在中国也存在：大量白银涌入中国，造就了景德镇的发达，推动了湖州南浔等丝绸产地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这都是出口扩大拉动的结果。[30]

葡萄牙是最早向东方进行殖民扩张的国家之一，该国的崛起过程，更直观地显示了货币的力量：

 

    经过数千年的隔绝之后，使欧亚大陆两种文化首次面对面的这一划时代相遇的性质就是如此。欧洲人是好斗的侵入者。他们夺取并保持着主动，直到渐渐地但却也是不可抗拒地变成全世界的主人。这种对世界的前所未有的统治乍看起来是难以理解的：为什么只有大约200万人口的葡萄牙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高度文明的、拥有更多人力物力资源的亚洲各国呢？

首要的原因就是葡萄牙人有能够利用不久就开始从美洲大陆源源而来的巨大的金银的优势。大批大批的金银来自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的金库，也来自墨西哥和秘鲁的银矿；它们来的恰逢其时，使葡萄牙有足够资金与东方通商。如果没有这笔天佑的横财，葡萄牙人原本会受到严重制约，因为他们既没有自然资源，也没有东方各民族感兴趣的制成品。[31]

 

好处当然不会仅让葡萄牙独占。追寻西欧工业化的历史踪迹，我们看到的是，美洲的白银至少在16世纪上半叶刺激了西班牙的工业。16世纪中叶之后，对美洲的贸易额达到了新的高峰，海外的需求量早已超出了西班牙的工业能力，因此不得不从其他国家寻求新的供给来源。自16世纪后期以来，荷兰开展了广泛的工业活动，并在造船业和纺织业方面居欧洲领先水平。与此同时，一个牢固的、高度多样化的工业结构也开始在英国逐渐形成，其中采矿业、冶金业和纺织业的发展尤为显著。贵金属的流入就是这样由点到面地改变了整个西欧。其后一些国家经济发展的波折，也从反面证明了贵金属流入对经济繁荣的支撑作用。例如在17世纪下半叶，新大陆输入黄金的减少和30年战争的结束使欧洲的经济活动陷入低迷，大多数欧洲国家为了商业资本家的利益采用了保护主义贸易体系，为了保护国内的生意而对进口征税。又如，在18世纪的后50年，主要由于来自巴西的宗主国收入因黄金产量下降而减少，其次来自亚洲的收入也大幅下滑，再加上需要在1755年大地震后重建里斯本，葡萄牙的财政陷入极度困境。[32]

因此，至少在表面上看来，货币的增加，以及人们对货币的无限追求，对一国的经济发展总是利大于弊的。基于这些切身的经验，作为封建国家经济政策的重商主义粉墨登场了。这一学说认为金银货币是社会财富的惟一形态，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获得金银货币，金银货币的多少是一国富裕程度和经济实力大小的标志；金银货币财富的来源除开采金银矿藏外，就是流通领域和对外贸易；国家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保护本国商业和工业，在对外贸易中实行少买多卖和少支出多收入的原则，以保证本国货币财富的稳定增长。

显然，重商主义是建立在人们对货币非理性的无限占有欲上面的。亚当·斯密后来同样观察到：

 

    财富由货币或金银构成，这一流行概念由货币——既作为商业的媒介，又作为价值的尺度——的双重性而自然产生的。由于它是商业的媒介，所以当我们有货币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比用其他任何商品更方便地获得我们所需要的任何东西。我们经常感到弄到货币是头等大事。当货币到了手，以后购买什么东西也就不困难了。由于它是价值的尺度，我们就用各种商品所能换取的货币量来估计其他所有的商品。我们谈到拥有很多货币的人，就说他是富人；而谈到没有什么货币的人，就说他是穷人。一个节俭的人，或者一个迫切想当富人的人，人们总是说他是个十分爱货币的人；而一个疏忽大意，慷慨大方，或铺张浪费的人，人们总是说他是个对货币漠不关心的人。发财就是设法搞货币，简而言之，财富和货币在普通的语言里在各方面都被视作了同义的。

一个富裕的国家，宛如一个富人一样，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拥有充足的货币的国家。任何一个国家都把积累金银视作通向富裕的便捷途径。[33]

 

但是，亚当·斯密认识到，对货币的这种态度是非理性的。因此他认为一些落后民族对货币的态度反而更为理性，而经济中真正不可或缺的是工业原料和消费品，直接进口贵金属是无足轻重的：

 

在鞑靼人中，就像在所有其他游牧民族中一样，他们对一般货币的用途全然一无所知，牲畜是他们商业的媒介和价值的尺度。因而，正如依照西班牙人的观念财富由金银构成一样，依据鞑靼人的习俗财富则是由牲畜构成。在这两者中，鞑靼人的观念也许是最接近于真理的。[34]

如果在一个有财力购买金银的国家中什么时候出现了短缺，那么比起其他任何商品的短缺而言，可以有更多的应急措施保障金银的供应。如果制造业的原料短缺，产业就必须停产。如果食品短缺，人民就必须挨饿。但如果货币短缺，以货易货可填补其空缺，虽然会有许多不便。通过赊账进行买卖，商人们一月一次或一年一次清偿彼此的债务以弥补货币的短缺，而且也比较方便。如果采用一种调节得当的纸币来填补这个短缺，不仅不会有任何不便，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还会有某些好处。因而，任何一个政府把注意力投放在保持或增加国内的货币的数量上从来都不是十分必要的。[35]

 

为没有金银矿的国家进口他们可能需要的金银，无疑是对外商业业务的一部分。不过，只是其最无关紧要的一部分。一个国家如果仅仅为了这一原因而进行对外贸易，100年里可能也还用不着一船的金银。[36]

 

比较重商主义和斯密的观点可以看到，重商主义经济学说虽然只是抓住了货币增加与经济繁荣之间的表面联系，还没有深入到现象的内部去寻找和揭示其的本质规律，但得出贵金属货币增加对经济有益无害——在不出现通货膨胀的前提下——这个结论却是符合实际的。斯密虽然推崇理性，却没有观察到非理性的货币占有欲对经济发展的有利影响，因而无意中为经济分析的“二分法”打开了方便之门，把后来经济学发展引向了一条不归路。所谓“二分法”，是指将货币分析与经济分析互相割裂的分析方法。显然，“二分法”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割断货币与其他商品都是劳动产品这一天然联系，所以斯密之后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一般都抛弃了劳动价值论，转而信奉货币数量论，只讨论货币数量与一般物价水平的关系，认为货币的增减惟一能够改变的只是名义变量（如价格）。他们认为，经济活动的实质是物物交换，货币只是便利实物交换的媒介，不会对实质性经济变量（如就业、实际收入和产出等）产生影响。换言之，经济增长率的变化在长期中与货币量的增减无关，这就是所谓的“货币中性论”。在经济分析中，货币中性论者撇开货币因素，只讨论实物经济在市场自动调节下的运行规则，其中主要是讨论商品相对价格体系的决定。

货币中性论显然无法解释贵金属矿的发现和开采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因此在理论上，粗糙的重商主义者比理性的主流经济学家更接近真理。重商主义虽然没能从理论上透彻地理解货币的作用，从而不能自如地通过货币机制组织社会生产和消费，但起码它看出了货币不是中性的，单纯追求货币积累对经济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这已足以使这么一种似乎相当粗糙的理论在经济学学说史上奇峰独立。尽管主流经济学声称在理论上彻底击败了重商主义，可是各国在贸易实践中却总是不得不走重商主义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老路。究竟哪种理论是失败者，事实胜于雄辩。

 

五、结语

 

人们通过对货币非理性的追求，最终却能达到全社会经济繁荣、人人都能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合意结果，这正好与斯密发现的“看不见的手”原理如出一辙，凯恩斯的表述是：“他们像蜜蜂一样储蓄和积累财富，虽然他们这样做是出于狭隘的个人目的，但是这丝毫没有减少他们对整个社会所作的贡献。”[37]斯密发现了“看不见的手”，发现了分工的深化和市场规模的扩大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却没有发现这一切离开了源源不断的货币供给就根本无法正常运转。他还不能清楚地认识到，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看不见的手”是必须通过货币而起作用的：“经济学主要研究人类活动的动力和阻力，这种动力和阻力的数量只能大略用货币来进行衡量。不过，这种衡量仅指动力和阻力的数量而言。不论是高尚的还是卑鄙的动机的质量，在性质上都是无法衡量的。”[38]此外，斯密的认识误区还在于，他以为资本积累的目的是消费，[39]不明白企业家投入资本的目的其实只是赚取更多的货币——不管已经拥有的货币是否足够满足自己和家庭的消费需求。正是这种对货币的无限占有欲，推动了现代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

只要从货币视角观察资本主义发展史，我们就会发现，在斯密理论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其中的一些分析方法及其相关结论，如二分法、货币数量论、货币中性论等等，都是经不起推敲的。怎样正确认识货币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构建一个新的经济解释框架，仍有待我们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