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问题是困扰了中国上千年的问题。中国的现代化要成功，就必须在这个问题上有所突破。
我们不妨审视一下世界史：农业的成功全离不开农民的成功，而农民的成功则有赖于社会各方面的帮助。在工业革命前，英国发生了农业革命，大幅度地提高了粮食的产量，增加了劳动生产率，使很少的农业人口就能养活大量城市非农业人口，工业革命由此才有可能。这样的结果，归根到底在于中世纪晚期以来“国王要自己过”的封建传统：王室的费用应该自筹，没有议会的同意，不得随意加税；而议会又被地主阶层控制，使王室无法向农业伸手；另一方面，王室通过国王法庭，在地主和其佃农的争执中经常支持后者，使地主提租的权力受到限制。结果，大佃农资本积累迅速，通过规模经营和技术创新提高效率。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到了十八世纪，新兴的工商阶级通过海外贸易赚了钱后，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获得政治权力，纷纷到农村置办产业，并成立农业研究会，推广新技术，甚至亲自面试佃户、传授最新的技术，由此赢得地方社会的拥戴，最后被选进议会。当时所谓“革命作物”和“诺福克四重混种法”的流行，多亏了这些人的努力。
日本则自中世纪末期的“战国时代”就形成了强大的乡村自治的传统。村落中有村民集会的场地用于讨论公共事务。村子里甚至保有自己的武装。到了江户末年，豪农阶层在地方上举足轻重，到明治时期成为“自由民权运动”的基础。村民不仅讨论地方事务，甚至一起学习西方名著、起草宪法。当然，各种各样的农学会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展开。政府自然也鼓励助农的活动。比如在耕牛的推广、新肥料的使用等等方面，农民都得到了多种帮助。农业的发展，为明治时代的现代化提供了关键的资源。
再看美国，自建国起政府就开始给农民免费邮寄各种新作物的种子，鼓励农民进行各种农业试验。1862年，国会通过了“Morrill颁地法案”(Morrill Land Grant Act)，给每个州的众议员名下分配三万多英亩的联邦土地，各州把经营这些土地的收益（包括贩卖的收入）作为永久的教育基金，以成立一系列的大学，教授“农业和机械技艺”。这是美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其核心的目的，就是给农民装备上各种实用的知识，发展农业生产力。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农业大国，和这种努力有着密切的关系。
再看看中国农民，对比可谓再鲜明不过了。历史上，农民为国家提供了主要的税源，但一直听任贪官污吏的欺压和盘剥。最繁荣的江南一带，经营农业成功的地主迅速迁出农村。明清两代，乡居地主几乎全变成了城居地主。他们除了收租外，对农事不闻不问，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地在哪里。另外，为了收到租子，和官府勾结的租栈纷纷成立。这些租栈拿着官府给的空白逮捕状，专门用来对付抗租的农民。这样，农业生产得不到有效的组织，缺乏足够的投资。建国以后，城乡更是严重分离。在合作化中的农民，劳动果实都被统购统销的制度给盘剥走。即使是改革后，农民仍然享受不到城里人的基本权利。这样的农村怎么会没有问题？
如今的改革，则给解决这些问题带来了希望。在高速城市化、城乡一体化的时代，农业问题绝不仅仅在于农业。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中国拥有世界40%的农民，但仅有世界10%的耕地；结果是农业生产规模过小，影响了效率。中国的总劳动力中有40%是农民，但其创造的产值仅占ＧＤＰ的12%。在粮食产量上，中国过去十年的年增长率为1%，美国则为2.5%左右。童大焕先生最近在《东方早报》撰文，指出当今农民90%以上的收入到来自于进城打工。可见，农业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农民大量涌入城市、成为产业工人或服务业的从业人员。只有这样才能使农村摆脱剩余的劳动力，适当扩大农业的经营规模，提高劳动生产率。
但是，这样的战略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挑战：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中国正在面临着产业升级。这种产业升级，需要的不是从事简单劳动的低技术甚至无技术的劳工，而是教育良好的高技术工人。长期城乡分化的结果，使农民在教育程度、文化习惯等等方面和都市经济之间有巨大的鸿沟。比如一些从落后地区来的农民，到城里当保姆竟不知道擦地和擦桌子要用不同的抹布。他们如果得不到充分训练，不仅自己生计受影响，而且无法在劳动力供应萎缩的时代为中国的制造业提供急需的高质量劳动力，结果不仅放缓了农村问题的解决，甚至还会影响到中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
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重要路径，就是让农民进大学。这是个巨大的变革，需要高度的政治远见和制度创新。具体而言，农民进大学需要三个环节的连动：第一，农民对自己土地使用权的自由支配；第二，有关金融机构在国家的支持下，对农民提供以土地使用权为抵押的信贷服务；第三，大学对农民学生采取分红式的延期收费制度。这样，就可以通过“农民出一点、国家出一点、大学出一点”的办法，解决未来几亿进城农民的巨大教育费用问题。
具体而言，农民脱离土地进城，必然要对自己所拥有的土地使用权进行有偿转让。保证了他们在这方面的权利，就使他们能够用转让所得的收入为自己的未来而投资，包括缴纳大学的学费。对此，国家应该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农民利用土地使用权转让的收益进行教育投资。比如，银行在国家的支持下，对那些愿意上大学的农民提供低息甚至无息的教育贷款，农民以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甚至可以通过若干年后的土地使用权转让的“未来收益”逐步偿还眼下的教育债务。其实，这种贷款在发达国家已经是家常便饭。消费者经常用自己的房产作抵押进行借贷。
不过，最关键的还在于大学。最近几年大学盲目扩招、盲目上马博士课程，不顾及教育质量、不考虑市场需求，造成了大量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指望农民把自己的家底儿投资给这种并不能给自己带来前途的大学呢？所以，大学非改革不行。其中的一个办法，就是国家要求所有接受国家拨款的大学招收一定比例的农民学生。这些学生在学期间，可以用土地作抵押通过贷款来支付生活费，但学费必须要等到毕业找到工作后逐渐支付。如果找不到工作，或者找到的工作工资水平达不到一定的标准，则可以不支付这些学费。也就是说，大学必须先培养出能找到体面工作的学生，然后才可能从学生日后获得的“教育红利”中分享收益。如果大学一心忙着盖大楼、兴办欺世盗名的博士课程、导致学生毕业即失业，那么就永远也别想从学生头上收回钱来。这就逼着大学以教学为中心、以学生的前途为中心。另一方面，这一推迟支付学费的措施，也可以通过银行的信用服务来完成：农民学生因为用自己的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获得贷款、获得推迟支付学费的财政优惠，日后如果赖账，银行则可以通过正当法律手段在核准毕业生确实有一定水平的收入后以其土地使用权的收益偿还学费。
我希望那些认为让农民进大学是异想天开的人看一看美国的“Morrill颁地法案”。这是一笔教育投资，也是一笔农业投资。影响所及，美国如今不仅是世界第一高等教育大国，也是世界第一农业大国。十九世纪美国能够“突发奇想”，最终实现了以土地换教育的计划，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难道连想都不敢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