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关大奖赛使我收获颇丰——“我的三十年记忆”之十一

1988年发生了许多的事情，比如由李燕杰等三位青年教育家与蛇口青年对话引发的“蛇口风波”、张艺谋导演的电影“红高粱”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关于电视政论片“河殇”的争论，上海的甲肝疫情流行、我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的诞生、国营工业企业承包制的推行、海南正式建省、北京成功举办首次人体艺术大展、全国实行住房制度改革、在汉城举办的奥运会上中国军团严重受挫等等。这其中的每件事都具有很深刻的社会意义和文化内涵，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深远的社会价值。

例如那场蛇口风波所揭示的实际上就是思想解放、更新观念的深刻主题；红高粱的国际获奖则是中国影视艺术全面走向世界的发端；而关于“河殇”的争论则是关于如何正确认识和借鉴西方现代文明、怎样选择中国未来的发展之路的观念之争。必须承认，在改革开放10年之后，当时能够理性地面对这些，放在10年前则是不可想象的。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当时人们的思想意识尚有着许多矛盾和模糊认识，当时的许多争论，实际上折射出“摸着石头过河”的意味，是一种思想解放基础上的有益探索。而关于国营工业企业全面实行承包经营，探索所有权与经营权的适度分离的实践，则是后来彻底实行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阶段，没有当初的承包实践，也就谈不到后来的全面实行股份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本改革局面的实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关住房制度的改革，真正将我们原有的住房分配制度改变为住房商品化、实现市场化操作。从后来的实践结果看，当时的方案可能有点走极端了，没有区分百姓的经济状况，忽略了科学借鉴国外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和香港）的成功经验，没有区别实行商品房、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差异化做法来解决城市不同人群的住房问题，而是采取了一刀切的简单方式。但毕竟在改变原有的大锅饭弊端、有效实现“居者有其屋”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不仅从根本上极大地改善了国人的居住条件，而且极大地促进了社会产业的提升，使房地产也迅速成为了我国快速增长的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鉴于我们实行改革开放的宗旨是要实现全民的共同富裕，考虑到社会中各个人群在经济收入上的客观差异，目前正在大力推行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建设速度，这既是当年改革实践的适度深化，也是对以往改革实践的再认识和适度修正。即便如此，当年开始的这一改革实践的重大历史意义还是不容低估的。

这一年中我个人印象最深的，要数参与组织“全国公关先生、公关小姐大奖赛”辽宁赛区的比赛了。在我策划主持了1986年那次公关系列讲座、又在《沈阳日报》上发表的“社会主义公共关系初探”一文并被《人民日报海外版》原文转载之后，我就获得了“东北公关第一人”的美誉。加之随后又组建了沈阳物资贸易中心公关部，更使我在公共关系界有了一定的影响。这一年要在深圳举行全国公关大奖赛，一些媒体的朋友找到我，希望共同合作组织辽宁赛区的选拔赛。于是我作为辽宁赛区组委会秘书长，以物贸大厦为阵地，开始了为期半年的赛会活动。那一年，我在物贸中心的角色又有了变化，我兼任了市场开发部经理的职务。这是个工作范围较大的服务机构，当时下设了市场管理、市场组织、信息服务、公共关系、剧场服务等五个科，整个大厦的半壁江山都在我的管辖范围。这对于我履行大奖赛秘书长的职责当然是好处多多了。鉴于我们对本地公关现状的基本判断，我们将赛事活动组织的重点放在了普及公关知识的环节上。按理说，大奖赛应该是各界公关精英之间的较量，但限于当时辽沈地区的现状，绝大多数的人们尚搞不清楚公关与接待的区别，许多人误以为公关大奖赛就是变相选美。我和我的伙伴们统一了这样的认识——活动的目的从本质上说，是为了普及公共关系知识，让正确的公关观念能够切实深入人心，使之成为促进本地经济健康发展的润滑剂。

于是，我们在进行活动策划时，将组织公关培训活动作为赛事的重要组成部分。记得当时正值盛夏，物贸大厦的礼堂没有空调，我和我的伙伴们承担了为报名选手的培训、咨询、活动辅导等一系列的组织、协调和服务的职责。由于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专家、老师和参赛报名的选手学员都是业余参与的性质，时间都是安排在班后的时间。每天培训课后，还要接受热情的学员们的各种提问，现场咨询活动经常持续到午夜。那段时间我也很兴奋，由于整个活动都是在我们物贸大厦展开的，出于多重的责任考虑，我在近两个月的时间内，吃住在单位，即可随时处理学员和场地方面的各种问题，也便于保证活动的有序进行及安全环节的监管，避免各种意外事件的发生。那是一段紧张而又亢奋的日子，尽管每天忙得很，既要完成大奖赛的各项组织协调职责，又要完成本职工作的各项使命。我这人总是宣称精力过剩，即便是在那段特殊的日子里，我也没有丝毫应付不了的畏惧情绪。此次大奖赛经过报名、培训、初试、复试、决赛等各个流程，我这个集报名咨询顾问、培训讲师、决赛评委、组委会秘书长等多重角色于一身的大忙人，终于不辱使命地完成了任务，并结识了许多年轻的朋友，内心也留下了一段美好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