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到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3645亿元增长到24.95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9.8%，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3倍多，我国经济总量上升为世界第四。”
   “从1978年到2007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元增加到13786元，实际增长6.5倍；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34元增加到4140元，实际增长6.3倍。”
    上述文字来自胡Sir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从有关数据可以看到，改革开放30年，GDP增长了68.45倍——30年间，老百姓的收入增速相对于68倍多的经济总量增长，形成了鲜明而悬殊的对比。
    这种“现象”或者更直接地称为“失衡”的实质可以引用吴敬琏先生12月13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旧址所讲的一段话来解释：“社会问题就是马克思分析过的，企业物质资本投资过高一定会造成马克思叫做可变资本的比例下降，就造成了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提不高。”
    而这种“失衡”说明在利益分配构成中，百姓得到的比例明显偏低，再加上贫富差距拉大等“结构性失衡”，以及社会保障缺乏等“制度性失衡”——也就难怪中国老百姓不敢花钱了。
    最近，“扩内需、促消费”再次成为主流论调。甚至有人喊出了“买房就是爱国”的口号。问题在于，如果再不抓紧调整利益关系，“扩内需”永远只能是一种“符咒”，念上一万遍也白搭。
    也许有人说，改革本身就是在调整利益关系，咱已经调整了30年了。对此在下不敢苟同：在相当一个时期，我们都只将重点放在解决“有or没有”而没有考虑“谁有or谁没有”。这种忽略利益关系合理化的发展模式，其实并没有摆脱“先破坏，后治理”的窠臼。
    亨廷顿把改革分为“替代物改革”和“催化剂改革”，前者是指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做一些明智的让步，要求推翻政治秩序的“紧张”由于被引入建设工作而得到缓解，革命就会被阻止或者说被替代；而后者是指改革不仅无助于政治安定，反而会造成更大的不安定，甚至会导致革命。
    可见，“先破坏，后治理”是一种危险的游戏，如果失去了妥协的最佳时机，“替代物改革”就可能演变成“催化剂改革”。法国大革命大概算得上典型的“催化剂改革”，房龙写道：“当人们吵嚷着要得到‘A’时，国王指责他们，什么也不给。接着王宫被一群叫嚷的穷人包围，国王屈服了，答应给子民他们想要的东西。但到此时，人们要的已经是‘A+B’了。当国王在谕旨上签字，给他亲爱的子民‘A’和‘B’时，他们要求得到的，则是‘A+B+C’了，否则他们就要清洗整个王室。他就这样顺着字母表走下去，一直走上断头台。”
    ——说这些也许扯得有点远，还是回到“扩内需”的问题：金融风暴已经成为改变发展方式的最大“外需”，所谓“攻艰克难”、“转型升级”都只能起到“退热拴”、“降压片”的作用，根本性的解决之道则是要在调整利益关系方面采取实质性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