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维丽：8.18以后我不记得还参加过什么红卫兵的活动，“破四旧”我肯定没参加。一下子什么都成了旧风俗、旧文化，都要被砸烂。“破四旧”开始不久，有一天我和几个同学去王府井大街，听说带“封资修”色彩的商店招牌都被拿下来了，我们想去看看。在一个商店门口有些男红卫兵围住一个梳长辫子的女人，让她把头发剪了，理由是因为邓拓赞美过长发，所以长发不好。我就问那些男生，如果邓拓也提倡喝白开水，是不是我们就都不喝了？当时有很多人围观，我说这话的时候有人从后面拉我的衣角不让我说下去。我们都戴着红卫兵袖章，那些男红卫兵不能把我怎么样，可我们还是很快离开了。我们里面也有一个留辫子的，路上大家就说还是剪了吧，省得惹麻烦，没过几天那个同学就把辫子剪了。
还有一次是在离我们学校很近的西单。那儿有家有名的理发馆，文革前橱窗里摆着各种发型的照片。破四旧的时候这家理发馆被一些红卫兵占领了，我们几个从那儿经过，我认出这些红卫兵里有个“新华社小孩”，我们就进去了。记得当时也有一场小小的辩论。我们问你们为什么专注意梳什么头这些事，这跟革命有什么关系？这不是把革命庸俗化了吗？我们敢说得比较放肆也是因为我认识他们里面的人。当时革命声势无比高涨，如果家庭出身不好绝对不敢乱说乱动。
马笑冬：你们居然能说出“把革命庸俗化”这样高明的话，我不行。当时把革命庸俗化的事情太多了，我也有些看法，但我想不出这个词。
叶维丽：其实穿什么衣服、梳什么头，都是一场“大革命”的组成部分。研究法国革命的学者，就对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变化非常注意。我们还是对“革命”太理想化了，“革命”一旦真起来，“庸俗”的东西多得很。
马笑冬：你说了那么多你的经历和看法，我也该说说我的。你说文革中暴力给你的印象最深，我经历过两次暴力，其中一次我也参与了，这是我一辈子都不能原谅自己的。
我先来讲第一次的经历吧。红卫兵运动在我们学校起来后，我也成了红卫兵，带上了红袖章，但我始终没有卷入过学校里大规模的活动。不是因为我不想参加，而是我们太小，高年级的红卫兵不把我们算在里面。
叶维丽：在我们学校，初二的很活跃。我的感觉，在我们学校最活跃的是高一、初三和初二的，15岁到17岁左右，正好是青春期最不稳定的一个年龄段。
马笑冬：我们学校是高中的活跃。破“四旧”的时候，学校很乱，班里的同学各干各的，不去学校也没人管，很多人都在社会上。我们学校周围是胡同，有不少红卫兵在抄家。有一次我和几个同学进了一座四合院，那家人不是资本家就是地主。在一间大屋子里，我看见四、五个“牛鬼蛇神” 低着头站着，几个穿军装的男红卫兵在审问他们。其中有个人特别凶，一个一个地问那些人是什么出身。问到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她小心翼翼报自己的出身：“贫农。” 那个男红卫兵说：“贫农出身怎么会给人当小老婆？”说着一把抓住那个女人的头发，把她的脸拉起来看。我的心一下子缩紧了，觉得这个男的很匪气，像个流氓。他是想看看这个女人是不是长得漂亮，要不然怎么会做小老婆？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小老婆”，以前只是在书上读过、电影上见过。她头发乱蓬蓬的，面孔扭曲着，一副惨相。我心里很不舒服，觉得她一定被揪得很痛，很快就走掉了。
但是后来我自己也打过人。这件事我过去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
叶维丽：怎么回事？
马笑冬：那天晚上我住在学校里。已经很晚了，我突然听见一个教室里有动静，就去看看。有几个女红卫兵正在审问一个女人，一边审一边打。那个女的有四十来岁，油头粉面，身体圆乎乎的，穿一身紧绷绷的黑颜色衣服，身上的曲线看得很清楚。这种打扮在当时很少见……
叶维丽：特别符合阶级敌人的形象。
马笑冬：就是。我一看见她，就没好感，觉得她就是个阶级敌人。我进去的时候，她们正在打她，她在地上滚来滚去。我悄悄问是怎么回事，一个女红卫兵小声告诉我，这个女的骂毛主席是猪。我一听脑袋“嗡”的一下，头发根都竖起来了。居然有人敢如此胆大包天，我真的遇到了反动透顶的家伙了！就在这时，那女人说：“我是骂毛主席是猪，我是…”听见这话亲口从她嘴里说出来，我一股怒火直冲脑门，完全不能控制自己。我忘了当时是不是回了句“你才是猪，”就从身边一个人手里拿过皮带，抽了那女的好几下，一边抽一边喊：“你还说！你还说！住嘴！”我对那天打人的情景到现在还觉得有点奇怪，只听见我手里的皮带打在她身上“嘭嘭嘭”的响，打人就是这个声音吗？她身体看去既不红，也不肿。她在地上滚来滚去，拼命地叫，很夸张的样子。她越这样我就越来气。
叶维丽：后来她怎么样了？
马笑冬：不知道，我过了一会儿就走了。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无法安心。我曾一次一次地问过自己，我有没有可能在当时不那么做，而有另外的选择：比如说，告诉那些红卫兵，她一定是神经错乱了才这么胡说八道，放了她吧；或者斥责她几句，然后走掉，不参与打人。想来想去我认为我当时不可能有别的做法。我只有十五岁，无法辨别政治立场和心理疾病的区别，当时也根本不知道心理疾病这个概念。再说，在那种对毛泽东的崇拜以及政治立场高于一切的大环境下，我的认识和勇气都不足以强大到让我选择比较温和的做法。老实说， 我对那些被斗争被抄家的人并没有什么好印象。我见过抄出来的一些乱七八糟的照片，其中有一张是个裸体女人叉着大腿蹲着，特别恶心。当时我觉得这些人就是腐朽反动，不觉得他们冤枉。
叶维丽：我没抄过家，也没见过抄家，但我知道抄家抄出很多隐私。我第一次知道有同性恋就是在那时候。当时听说我们学校附近的居委会到学校来说某某家有问题，让学生去抄。“成年人”，包括街道居委会、派出所、甚至一些机关单位在“破四旧”的时候起的作用值得注意，光是不知情的青少年闹不出那么大事。你们学校的红卫兵是被北京市文化局的人叫去参加斗“牛鬼蛇神”的，老舍就是那次被斗后自杀。红卫兵是把刀，可以借刀杀人。
我们学校的红卫兵到了据说有问题的人家一抄，抄出来是两个女的住在一起，其中一个总穿男装，她们照相也扮成一男一女，像一对夫妻。大概街道爱管闲事的老太太们觉得这家人奇怪，就挑唆红卫兵去抄家。后来我们学校抄老师家，又传出来有两个数学老师是同性恋。
马笑冬：我也听说你们学校有两个女老师终身不嫁，老在一起。
叶维丽：你也听说了？可见这种事情到处传。抄家的时候发现她们俩住在一起，睡一张床。当时我不懂别的，就觉得睡在一起好像不应该。两位老师当时都有60来岁了吧？她们有点儿像我小学的陶校长、汪校长，也是属于中国比较早期的职业女性，很多人终生不嫁。她们都是北京市特级数学教师，文革以前特受尊重，两个人的名字老在一块儿提。
马笑冬：文革前大家知道这两个老师老在一起吗？
叶维丽：没有啊，我至少没听说过。文革以前好像不提这种事。文革中私生活问题成了注意的焦点。新华社8月10号第一次大游斗时候有两个人受到特别的羞辱，是老妻少夫，妻子是个“当权派”，丈夫比妻子小好多岁，那次把她丈夫也拉上去羞辱了。
马笑冬：：那时候根本没有个人的空间。
叶维丽：文革中我们家也被抄了，第一次大约在8月下旬。是我爸爸部门来人抄的，抄了好几次。奇怪的是每一次抄家我都不在场，但每一次都抄走我的东西。
马笑冬：真的？干嘛抄你的？
叶维丽：大概是觉得有问题就顺手带走了。第一次抄家就抄走了我的画。我从来没有给任何人看过那些画，把它们严严实实放在我自己房间抽屉的深处。他们真是翻得很彻底。
马笑冬：就是你前面提到过的那些人体画吧？
叶维丽：是。他们不但抄走了画，还把它们在我父亲的部门展览出来，说因为他的思想有问题，他孩子的思想才会这么不健康。
马笑冬：真可怕。
叶维丽：这件事对我是极大的羞辱，自己最隐秘的东西在光天化日之下示众，让我无地自容。我当时还算是红卫兵，抄家以后，我老觉得自己随时会被揭发出来，不敢和任何同学朋友讲，也不愿意去学校。我爸爸妈妈简单地告诉我有这么一件事，并安慰我说没有关系，之后就不再提起了，我想他们是想让这事慢慢淡化。我只能一个人在心里化解，我至今记得当时像锥扎一样又羞又怕的感觉，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逃离这个世界。我从小喜欢涂涂抹抹，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拿画笔了。但这次抄走我的画，还没有后来一次抄家的后果严重。
马笑冬：后来又抄过你的东西？
叶维丽：那次我的日记被抄走了，定性为反动日记，跟着我一路去了山西插队，这个事咱们以后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