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谈到中国应将经济增长的重点转向消费这个问题时，将中国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社会保障体系的欠缺，我在文章里写道：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储蓄量，居民的不满意度使得我们要鼓励中国居民消费更加困难。消费困难有两个原因，这种隐患一方面来源于产业结构性的问题，2008年经济增长率达11%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这里有一个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产业结构性的问题，我们经济的增长惯性性的有赖于外需及固定资产的投资，而正如我在前面已经提及的，美国甚至全球经济因为格林斯潘的遗产---错误的利率政策而带来的后果，这将对我们经济的增长惯性性的有赖于外需的当前结构提出巨大的挑战，其忧患在于必须改变内需不足的当前事实，纵观这5年，本来消费增长幅度落后于整体经济增幅，虽然政府已经提高了公务员的工资及养老金的水准，但这一惠及面到底对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国家是十分有限的，同时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甚至于缺失，整体工资及可支配收入增长的缓慢，“未雨绸缪”“自保意识”将决定，住房、教育、医疗支出及保障性储蓄主导国人的消费、投资结构及行为。而自去年以来cpi的增长又将进一步加剧国人的日常消费支出的减少，这种现象必然导致产业结构的进一步畸形化。
对于我的观点，读者们基本上给予了我肯定，但也有读者为我提出了我问题的不足，就这个问题一位网友对我过分强调社会保障体系的提法表示值得商榷，他在我的文章后边的评论里和他给我的email里就特别提到国民性的影响，他说：“国民性的因素或许更大，日本人经济发展程度与美国很接近但两国的消费观就径庭的很。”这是事实，日本在社会保障体系很完善的今天，该国的储蓄率就还很高，具体到美国和日本，这两个的国民对待消费的态度的确是截然不同的，这是事实，的确是我们注意，而另一位网友也曾就这个问题写过email给我，他援引了我自己在其他文章中的原话，他说：
诚如韩先生您自己曾说过的：目前的市场处于典型的“过亢性繁荣”状态，的确绝大部分历史事件，从战争到革命，都找不到简单的起因。当这些事件朝着极限方向发展时，就像最近股市中市盈率的表现那样，通常是因为一大堆因素汇集在一起，其中任何单个因素都不足以解释整个事件。那么具体到这个问题，我们又何曾不可以用同样的观点呢？消费不足，也应该是因为一大堆因素汇集在一起，其中任何单个因素都不足以解释整个事件。
他们的批评都真是太好了。应该值得我虚心接受。在这几个网友中，还有一个网友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命题，他说：“我很认同先生您在您的文章房价高企与生命周期储蓄模式的关系里对新中国的两次生育高峰的定义------（见我的小文《房价高企与生命周期储蓄模式的关系》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07/10/11/83541.html韩和元注），但我认为中国事实有三波生育高峰，一、二波正如先生提过的，虽然我国现在实行了计划生育的政策，但事实上第二波高峰给出的庞大的基数，及这个基数的传衍，数量也将是极大的，20世纪80--90年代应该属于这个范围~~~对于第二、三轮高峰出生的这个群体来说，他们并没有受到他们祖辈或父辈那样的恶劣环境，也因此他们在消费上的态度较他们的祖父与父亲辈来说，要积极的多，‘月光族’的出现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这位网友，在他的信里很‘小心’（他自己的原话）的跟我提到：“先生，我认为当然是我个人认为，如果当前这样的环境没有被恶化，我国的生产和消费的主流，变成这一代人时，我国现有的国民消费心态会否发生根本的转变呢？”
他的判断，我认为是完全正确的，虽然他在他给我的信里很不敢肯定，因为：“今天的日本的生产和消费的主流与美国是属于同一个时代的。”
这里需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美国的狩猎文明与以日本和中国为主体的农耕文明，其有本质差别，其二者能不能有效整合。纵观历史中民族融合的可能性，在当前以启蒙文明为世界主流意识的前提下，强势狩猎文明对农耕文明予以整合也存在可能。就如同昔日中国中原强势农耕文明对北方弱势狩猎文明的整合一样。这种文明是否可整合，是回答下面的问题的前提。
美国与日本当前的主流群体的确都属于战后这个大时代，但美国与日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偏差呢？还是那个网友自己提到的，环境因素，美国在二战后一直就很强盛，战后出生的孩子们的童年都处于一个极端繁荣的环境，而日本出生高峰出现在上世纪50年代，但国内环境得到根本改变却在60年代了，也就是说，日本生育高峰的孩子们的童年是处于一个卧薪尝胆的环境，就生活质量而言，跟美国还是有本质的差别的，而我们知道童年的环境对人的成长的影响是巨大的，正如个体心理学者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谈到的：实际上，在个体心理学看来，青春期是所有个体必经的成长阶段。我们并不认为成长的任何阶段或遭遇的任何环境会改变一个人。它们只是起着准备性测试的功能，即它们只是作为一种把过去形成的性格特征显现出来的新环境。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80年代，正是那个高峰期人群为主流期但他们的消费态度却远没有与他们同龄的美国人积极的原因了，他们童年的卧薪尝胆的经历影响着他们的今后行为。而到了90年代，美国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成就更进一步得到巩固，但日本却在刚刚宣传他们可以说不的时候就陷入了低迷，70、80年代出生的新人类，在这里的环境里他们是不可能如他们美国的同龄人那样，哪怕他们有这样的态度和冲动，但他们缺乏支撑这种态度的必要的经济基础是我们不应该回避的事实。
综上述，我们个人得出的结论是：当前这样的环境如果能够可持续的话，那么我国的生产和消费的主流在变成上世纪80、90年代生人时，我国现有的国民消费心态会发生根本的转变，他们将会如当前的美国人那样，在消费态度上表现的异常积极。当然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是前提，到那时，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体，将不是梦而是绝对的事实。
当然，这或许又将激起我们的民族主义者的不满了，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当前的弱势文明将不可避免被西方文明吸收合并。就象当初中原文明吸收合并北方的狩猎文明一样。这却是我们的“爱国主义者”绝对不愿意看到的，事实是今天我们的意识形态我们的思维模式我们的价值观就在无形中已经被他们同化了，但在我看来这真是个伟大的和平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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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狩猎文明与游牧民族
游牧是指终年随水草转移进行游动放牧的一种粗放的草原畜牧业经营方式。牧民长期无固定住所，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生产设备相当简陋，经营非常粗放，基本处于靠天养草和靠天养畜的落后状态。游牧民族指的是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方式的民族。广义上的游牧民族指的是居无定所的流浪民族，包括草原民族和海洋民族。
【起源】
关于游牧民族的起源，国内外学者众说纷纭，争论的主要观点可归纳为人口压力说、游牧出于游猎说、驯化地理说、游牧与农耕并立说、游牧与农业分离说、气候变迁说等。有关中国北方游牧业的起源问题，与世界游牧业的起源问题研究是密切相关的，笔者主张游牧与农业分离说。
游牧经济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非自足性的经济类型，对农耕社会存在着依赖性，它不能完全脱离种植业，需以整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相当发展并产生一定的剩余产品为前提。这就要求种植技术和游牧技术都有相当的进步，从而决定了游牧民族只有在较晚的时候才能形成。以种植业为主的农牧结合的混合经济是人类赖以进入文明时代的最主要的经济类型。中国北方游牧业的兴起是在青铜文化的背景下层开的。马被认为是草原游牧的象征，马的驯化和传播是欧亚草原游牧兴起的关键。钱穆先生云：“大体文明文化，皆指人类群体生活言。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人类文化，由源头处看，大别不外三型。一、游牧文化二、农耕文化，三、商业文化。……游牧、商业起于内不足，内不足则需向外寻求，因此而为流动的，进取的。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并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而为静定的，保守的。”游牧的起源、游牧国家的产生与演化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游牧与农耕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很长时期内曾相互对立、相互依存。战争、掠夺、和亲、互市等所有的历史现象似乎在说明一个主题：生存与财富是游牧国家兴起的原因。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明确提出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理论：“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这是解开游牧起源这一历史悬案的锁钥。如何正确理解恩格斯的这一经典论述，学界为此长期争鸣不休。
有的学者认为，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并不是游牧与农业部落的分离，而是人类从攫取经济——采集和渔猎向生产经济的发展过渡。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下，有些部落向农业经济发展，有些部落向游牧经济发展。恩格斯所说的正是后一种情形。直接从攫取经济向农业生产过渡也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形式之一，而且世界上几个文明古国都是沿着这一道路发展的。因此，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发生在距今约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持反对意见的学者则指出，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从新石器时代起一直以农业为主，没有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也就没有农业和游牧业的社会大分工。有的学者认为，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发生于新石器时代末到铜石并用时代，游牧部落的形成标志着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实现。也有人基于考古发现指出，我国整个新石器时代原始畜牧业和锄耕农业结合在一起，到了青铜时代，适宜农业发展的地区形成了灌溉农业，而适宜放牧的地区在锄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成游牧业，从而实现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
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关于游牧起源问题的探讨进一步深入，如有学者认为，畜牧民的出现才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标志，而畜牧民是从既种植谷物、又驯养家畜的人群中发展来的。因此，最早出现的不是游牧部落，而是以牧为主、农牧结合的畜牧民；随后由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为进一步扩大分工创造了条件，才出现专以畜牧为业、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
然而，恩格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理论的指导意义即在于此。在纷繁复杂的历史踪迹中游牧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而从事游牧业的人群由部族、部落发展到民族、国家。游牧从起源到游牧国家的形成、演化，对于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与影响。
【中国的游牧文明】
游牧文明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与农耕文明的冲突与融合构成了中国北方边境历史的主题之一。但是一直以来中国的史学界都不重视对游牧文明的研究，认为游牧文明是一种落后的文明，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意义与影响都不大。这种思想也存在与一般人的心中，认为游牧文明是野蛮落后的，只有农耕文明或工业文明才是发展的方向。于是，我们便看见政府一直不遗余力地在牧区推广定居点，并且非常自得地认为这是在造福牧民，却从来没有考虑过，游牧文明在北方大草原上纵横驰骋了几千年，为什么没有跨掉，反而延续至今，这恰恰是因为游牧文明与北方草原的生态环境是相适应的。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生态环境与一个民族性格的形成和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只有与当地的生态环境能够非常融洽相处的文明才能长久地延续下去，也可以说，才是成功的文明，而游牧文明正是这样一种成功的文明。相对来说，农耕文明尽管更为发达，却最终将毁掉生存的根基，因而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文明，也是一种不算很成功的文明。于是在北方草原上，游牧文明始终占据了主导地位。
中国是一个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的国家，众多的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共同谱写了一部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史诗画卷。历史上匈奴、鲜卑、羯、氐、羌、契丹、女真等游牧民族一度在中原建立了政权，经过历史风雨的洗礼和涤荡，他们一部分西迁、一部份在历史中消亡，一部份融合入汉族，一部份仍保持了本民族的特征和习俗，生活在中华民族大家庭当中。
中国历史上的北方游牧民族主要由六大部分演化而来：
一：匈奴部分：主体在东汉时期被汉人消灭，剩余部分西逃往欧洲，与马扎尔人融合，构成今天的匈牙利人；氐，匈奴一部分，后被汉族融化；羯，匈奴的一部分，公元4世纪灭决。
二：东胡部分：秦时被匈奴灭亡，之后分成两大部分：乌桓和鲜卑，乌桓被曹魏消灭，鲜卑主体被汉族同化，剩余的演化为柔然；柔然被突厥击败，分化为室韦（蒙古）和契丹；契丹主体被女真族和汉族同化，剩余的西逃到中亚，与当地人融合，成为中亚人的一部分；蒙古一直生存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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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突厥部分：有可能是匈奴的一个分支，后灭亡了柔然，其自身的主体被回鹘人和汉族人所灭，剩余的向西逃窜，形成了今天的土耳其人。
四：通古斯部分：原称肃慎（商、周时分布于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和长白山一带），后为女真、满洲，一直生存到现在，即今天的满族人。
五：羌藏部分：羌，一直生存到今天；吐蕃也就是今天的藏族，是古代羌族的一部分；党项，羌族的一部分，后被蒙古人灭亡。
六：回鹘：主体由丁零人构成，融入了铁勒和高车人的一部分，在唐朝时期，将突厥主体灭亡。回鹘生存到现在，即使今天的维吾尔族。
让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各个民族在矛盾中不断地了解、在矛盾中不断融合的历史。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制王朝——秦帝国。秦帝国的疆域内涵盖了南方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与北方的游牧民族几乎没有什么联系。
公元前202年刘邦推翻秦帝国建立西汉王朝。自从西汉立国开始，崛起于北方的匈奴就凭借它的军事优势，不断对中原施加军事侵略与政治压力。
公元前200年，匈奴首领冒顿单于率三十万骑兵把出兵抵御匈奴入侵的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包围在白登山（今山西大同市东北），刘邦被迫采纳臣下的建议，对匈奴采取了“和亲”政策，提出把公主嫁给匈奴单于才得脱险。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白登之围”。
这是北方游牧民族政权与中原汉民族政权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对峙，事实表明，当时的战略优势在匈奴一方。汉帝国为了休养生息，积蓄力量，汉高祖、文帝、景帝执政的六七十年间一直采取屈辱的“和亲”政策，每年送去大批财物，但始终无法满足匈奴无止境的的贪婪欲望。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刘彻登基执政。汉帝国经过六十多年的休养生息，国力空前强大，汉武帝为了捍卫国家和民族尊严、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摆脱匈奴贪得无厌的敲诈勒索、保卫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对匈奴发动了大规模的自卫反击战争，通过一系列战役给匈奴以致命打击，将其驱逐到大漠以北，从此“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
这是一场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捍卫民族尊严和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伟大卫国战争，最终以正义的辉煌胜利而告终。
公元207年，东汉丞相曹操北破乌桓，将东胡各少数民族迁徙到河北地区；公元216年，又将北方降汉的匈奴安置在并州，分五部加以统治。
这对促进民族融合，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虽然匈奴作为国外敌对势力被汉帝国驱逐了，但这些降汉的匈奴部族仍保留着凶悍好斗、残忍嗜血等游牧民族的天性，他们学会了汉人的政治、军事韬略、掌握了汉族先进的冶炼技术。曹操的这些举措为日后北方游牧民族彻底灭亡中原汉族政权埋下了隐患。
公元265司马炎代魏建晋，定都洛阳，史称西晋。西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短暂而又黑暗的王朝。士族统治集团既腐朽不堪，又激烈争权夺利，爆发了影响巨大的“八王之乱”，国力空前衰败。由于中原战乱，汉族居民大量流徙江南，中原汉胡势力的分布和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匈奴见有机可乘，开始策划“兴邦复业”，起兵反晋。公元316年，匈奴军夺取长安，西晋灭亡，撤退到长江以南的西晋贵族建立了东晋政权。
此后北方游牧民族先后在中原建立了十六个政权：
前赵（匈奴304－318）后赵（羯319－350）前秦（氐351－394）
前燕（鲜卑337－370）后燕（鲜卑384－409）西秦（鲜卑385－431）
成汉（巴氐304－347）后凉（氐386－403）南凉（鲜卑397－414）
南燕（鲜卑398－410）北凉（匈奴401－439）夏（匈奴407－431）
由于这些北方游牧民族大多处于奴隶制社会，有些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他们建立的政权大多实行胡汉分治政策，仇视、奴役汉族人，甚至对汉族人采取野蛮残酷的种族屠杀政策。各族统治者的暴行和暴政，给人民带来严重灾祸，社会经济和文化遭到严重破坏，汉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生存危机。在这种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的形势下，爆发了大规模的民族复仇——冉闵《屠胡令》
公元350年，汉族将军冉闵推翻了残暴不可一世的羯赵帝国，即皇帝位，定都邺城，年号永兴，国号大魏，史称冉魏。
当时，新生的冉魏政权处在敌对胡族势力的四面包围中，他们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扼杀新生的冉魏政权；内有数十万仇视新政权的胡族随时可能发动暴乱，或在敌对胡族势力进攻时充当内应，即使将他们全部驱逐，也只能使敌对胡族势力更加强大。
为了保卫和巩固新生的冉魏政权，坚决镇压极端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冉闵采取断然措施，颁布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杀胡令》，各地汉人纷纷起义响应，开始对入塞中原的数百万胡族展开大反攻，史载“无月不战，互为相攻”，一举光复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甘肃、宁夏。
迫于冉闵和诸路中原汉军的武力威胁，氐、羌、匈奴、鲜卑数百万人退出中土，一些胡族甚至从此迁回万里之外的中亚老家。整个中原地区在经历了羯族的残暴统治和连年战乱之后，满目疮痍，百业凋敝，而统治今天外蒙内蒙和中国北部的鲜卑进入了极盛时期，企图一举消灭因刚扫清中原而元气未复的冉魏政权。
公元352年，冉闵在抗击鲜卑入侵的廉台大决战中被击败，冉魏政权灭亡，冉魏的臣子纷纷自杀殉国，河北二十余万汉人不甘做亡国奴，纷纷南逃，但受到鲜卑大军截击，死亡殆尽。至此，汉民族在长江以北的最后一个政权灭亡了，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公元581年隋朝建立才结束。
十六国时代是一个民族大分裂时期。由于统治阶级高层的权力争夺而引发内战，中央政府完全丧失了对国家秩序、政治局面的有效控制；在这种形势下，极端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匈奴部族发动了大规模武装叛乱，推翻政府、颠覆国家现政权，妄图建立起独立的匈奴族国家，实行种族歧视和屠杀政策，最终导致汉民族大规模的种族复仇，来自北方的外族敌对势力“鲜卑”乘机大举入侵我国，汉族政权丧失了对中原的领土主权。
这是一场汉民族在自己家园里与游牧民族的一场大混战。在这场战争中，汉民族第一次被游牧民族彻底打垮，国破家亡，丢掉了祖宗基业、丢掉了整个中原，北方的汉族人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被剥夺了一切公民权利，政治上没有地位，连最基本的生存权利都得不到保障。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之一。
我们跳过隋唐，从公元907年唐灭亡到公元960年北宋建立，五十四年间中原相继出现了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在这五朝之外，还相继出现了前蜀等十个割据政权，这就是历史上的“五代十国”。这一时期是唐藩镇之乱的延长，是由唐朝而宋朝的过渡时代。
这一时期有两个值得我们注意的特征：五朝之中有三朝，即后唐、后晋、后汉的开国之君都是沙陀人，形成华夷混合政权。其二是北方的契丹人借军阀混战之机不断强大，逐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和军事集团，也为后来辽、宋、金对峙的形成埋下“伏笔”。
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北宋，公元907年，契丹族建立辽政权，公元1115年女真族建立金政权。辽宋金对峙局面形成。
公元986年，宋太宗发动第二次北伐，要夺回幽燕，统一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是北宋在于与极端民族分离主义势力辽、金政权的战争中一再受挫。
公元1125年女真灭辽，公元1127年四月女真灭北宋。撤退到长江以南的北宋贵族建立了南宋政权。公元1206年，在蒙古高原上以铁木真为首的蒙古部落强大起来，建立了蒙古帝国。公元1234年，金帝国在蒙古与南宋联合进攻下灭亡，长江以北的广大区域都处在蒙古帝国的统治之下。
1279年3月19日，最后一支南宋军队在厓山大海战中被元军消灭，左丞相陆秀夫背着南宋王朝最后一个皇帝——年仅九岁的赵昺投海殉国，当日随同跳海殉国的朝廷诸臣、后宫女眷、民众多达十几万人。至此，中国大陆上最后一个汉族政权——南宋灭亡。
在这一历史时期，汉民族为追求民族解放、自由与独立，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和奴役，做出了巨大努力，付出了巨大牺牲，以岳飞、韩世忠、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为代表的一大批民族精英责无旁贷地肩负起抗击外族入侵的历史使命，无数优秀中华儿女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自由和解放，为了使子孙后代不做亡国奴，前赴后继，抛头颅、洒热血、为国捐躯，谱写了一幕幕悲壮的中华民族抗争史。
这是中国爱国主义精神最光辉的时代。他们无愧于中华民族英雄的光荣称号。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中国爱国主义精神的灵魂。
公元1368年,强大的蒙元帝国在仅仅统治中国89年后，在席卷全国的民族大起义的狂潮中灭亡，取而代之的是由朱元璋建立的明王朝。
公元1644年，李自成起义大军攻入北京，大明崇祯皇帝朱由检自杀，明朝灭亡。
公元1644年5月27日，明将吴三桂联合关外清兵与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在山海关展开大战。
这是一场决定中国人未来260年命运的大决战。民族败类、大汉奸、投降派吴三桂，勾结满清侵略军击败了李自成的农民军。满清入关后开始了对中国长达两个半世纪的统治，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灭亡。
回顾整个历史，四个汉民族王朝的灭亡伴随着游牧民族的四次大飞跃：
第一次飞跃西晋灭亡，匈奴、氐、羯、鲜卑等游牧民族开始在中原地区建立起一系列地方割据势力。
第二次飞跃北宋灭亡，金（女真）统一北方，游牧民族建立起统一整个北方的强大政权，汉族政权已无力反击。
第三次飞跃南宋灭亡，蒙元帝国建立，游牧民族第一尝到了做整个中国的主人的滋味。
第四次飞跃明王朝灭亡，游牧民族最终彻底征服了整个中国，实现了他们几千年来的梦想。
一、游牧文明的产生及与草原生态的关系
游牧文明是在人类早期原始狩猎文明和原始采集文明之后，与农耕文明差不多同时产生的，就其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而言，比农耕文明更接近原始的采集狩猎文明。
最早的原始初民，按一般的考古学观点起源于非洲大陆，在漫长的地质史时期，由于气候的改变引起生存环境的变更以及由于生产力的提高，人口压力的逐渐增加而逐步迁移到其他的大陆，并且由于地理隔绝而逐渐形成了不同的种族和亚人种。
这些原始初民所属的就是原始采集狩猎文明，在生存压力并不大的情况下，他们往往随着季节的变更而进行或长或短的迁移，以获得更丰厚的食物，这从对非洲一些原始部族的人类学研究中可以得到比较推论。但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和虽然缓慢但仍然不断增长的人口，生存压力变大，许多物产并不那么丰富地区的部族不得不采取强度更大的劳动，而对于草原地区来说，采集的基础原本非常薄弱，部族的主要食物来源依靠捕猎，不得不跟随着兽群的迁徙而迁徙，以便获得足够的肉食。在这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蓄养动物比起单纯地追猎野生动物来说更有保障，养畜业便慢慢发展起来。对野生动物的驯化，也许发生在更早的时候，但在生存压力不那么大的时期，花费那么多的精力去发展畜业并不怎么合算，于是畜业的产生只有在凭采集狩猎无法获得足够丰厚的回报之后了。
但是为什么畜业最终发展成游牧文明而不是像现在政府所推行的那样定居圈养或放养呢？这也许是由于畜业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由对野生畜群的松散性控制发展来的，而定居蓄养需要较繁重的劳动，如果没有明显的优势，并不能吸引更多的人放弃游牧。马的驯化则更为游牧文明的产生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支持，对于放牧的畜群能够更加便捷、省力地控制。然而更重要的是，北方草原自身的生态特点决定了定居畜养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生产方式，自然而然地遭到摈弃。
我国东南临海，受海洋季风影响，越往西北，越近大陆中心，季风影响越弱；相反，来自西伯利亚与蒙古的高压作用越来越强。故从东南向西北，降水越来越少，干旱程度也随之增加，植被类型也表现出明显的地带性特征。由东南向西北可分为温带草甸草原、温带典型草原和温带荒漠草原。最优质的呼伦贝尔、锡林郭勒东部、科尔沁等地的草甸草原的年降水量也不过在350—550mm之间，土壤有机质含量虽一般在4%以上，平均产草量在1500kg/hm²左右，但仍旧无法承受定居畜养的放牧强度；那些年平均降水量仅150—250mm，年平均气温仅约2—5℃，土壤有机质含量一般低于2%的西部草原便更无法承受定居放牧的压力，只需几十，甚至十几年的时间，草原便会退化到无法收集到足够的饲料喂养牲畜的程度。如呼伦贝尔大草原自1958年建立了25个国营农场，进行大规模的定居垦荒之后，仅一二十年就退化成为呼伦贝尔沙地。而有关试验经过5年的研究进一步表明，过度的割草会使地上生物量大大降低，对草原退化有很大影响。年年割草的牧区地上生物量只有割一年休一年的牧区地上生物量的76%。因此经过长期的实践之后，游牧文明成为草原民族的主体文明是完全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建立在与生态环境和谐共处的情况之下的。
游牧民族使用的牧业生产的主要工具为套马竿，又称“套竿”。蒙古语称“兀兀儿合”。据《元朝秘史》载，早在13世纪初蒙古汗国建立前，就已出现了这种工具，一直沿用至今。套马竿木质坚韧,总长约300厘米，顶端拴有套形皮绳。它既可用于套马，也可用于狩猎时套其他动物。每逢捕捉马匹时，牧民持竿跨马，冲入马群，看准马匹，抖开绳套，将马颈套住勒紧，随马奔驰，直至马匹力竭驯服为止。阿拉善旗等少数地区的牧民不用套马竿，而用套马索，蒙古语称“察拉木”。这些套马者多系技术娴熟、身强力壮的牧民，因而当地牧民以套马为光荣。
二、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冲突及其引起的生态破坏
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冲突和融合伴随着中国古代北方边境历史的始终，而这种冲突和融合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北方边境的生态环境，反过来，生态环境的变迁又导致了文明的变迁。尽管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一点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重要影响，但传统史学的盲点并不能抹杀这种影响的实际存在。
下面这张表是中国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主政中原的简表：
时间中原王朝游牧民族王朝游牧民族
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秦汉匈奴
220年至581年魏晋六朝匈奴
386年至556年魏及其前后的北方汗国鲜卑、突厥
581年至907年隋、唐突厥
907年至1123年辽契丹
960年至1279年宋契丹、女真
1115年至1234年金女真
1206年至1368年元蒙古
1368年至1644年明
1616年至1912年清满洲
从这张表中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对历史的争夺从来没有中断过，而其背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呈现出一定的规律。
想到对环境的破坏，一般会想到连年的征战。战争固然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但是历史上对北方边境生态环境造成毁灭性影响的并不是战争本身，而是中原文明为了抵御游牧文明的侵袭而采取的移民塞边和屯田制的措施。
我们根据上面这张简表，稍微梳理一下史料就可以发现一个非常触目惊心的事实，凡是农耕文明的王朝或被农耕文明同化的游牧文明王朝控制了北方草原地区，生态环境就遭到大规模甚至毁灭性的破坏。首先是秦朝，虽然曾有移民开垦今河套和鄂尔多斯地区的一部分草原，但乍兴即废，对当地自然生态未能造成严重破坏。因此，直到西汉初期内蒙古草原的自然环境还是很好的。但是到了汉王朝，因与匈奴争夺西域的控制权，曾几次出兵今鄂尔多斯和河套地区，汉武帝时更迁徙70万人开垦黄土高原，使原来的牧区变为农区。持续多年的大规模开垦使草原的自然生态环境开始发生局部恶化，因此到东汉时期内蒙古西部地区汉族移民的种植业趋于衰微。鄂尔多斯地区的沙丘大约是在这个时期陆续出现的。
从东汉末期到唐朝初期，内蒙古草原的所有权回到游牧部落手中。由于传统的游牧型草原畜牧业成为主导产业长达四个多世纪，草原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时间，鄂尔多斯地区先前出现的沙丘并没有扩展。被称为大碛的沙丘，也仅是当今库布其沙漠的雏形。
唐朝的中后期，是继汉朝之后较大规模开垦内蒙古草原的一个时期。神龙三年（公元707年）在河套和鄂尔多斯地区开辟屯田，并在边境上修筑了三个受降城作为屏障。元和年间（公元806--820年），再次大兴屯田。尽管唐代在内蒙古草原的垦殖没有达到汉代的规模，但由于这时内蒙古草原地区的自然环境已不如汉代，导致了迅速荒漠化的结果，鄂尔多斯地区南部已有风沙肆虐，库布其沙丘开始扩大并以普纳沙、库结沙等名字为世人所了解。唐朝屯田制后来迅速由盛转衰，就是其破坏草原生态环境的自然报应。
辽、金、元三代的三百余年间，内蒙古草原基本上属于游牧部落所有。尽管在此期间有过相当规模的屯田，甚至辽朝还在内蒙古东南部利用汉族移民发展过种植业，但与汉、唐时期的以耕代牧不同，所实行的是以耕助牧政策，没有形成滥垦局面。况且，与鄂尔多斯等西南部地区比较，内蒙古东南部地区对人类开发活动的承受能力强。根据《蒙古黄金史纲》关于成吉思汗临终前不久行经鄂尔多斯地区时对此地风光的赞美，可以断定该地区的沙化趋势在元代至少已经减缓，甚至完全停止。
到了明代，除在内蒙古河套地区再度出现屯兵驻扎外，已有许多内地贫民作为雁行式季节性移民或常住移民自发地迁入内蒙古地区，在隆庆和万历年间（公元1570--1582年）达70.5万人，导致农耕规模再次扩大，喀拉沁、土默特地区的开垦情况已达近似于当时内地的程度。
在规模和程度上对内蒙古草原地区传统游牧业产生深刻影响的进程出现于清朝后期。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王朝废止以前实施250余年的关于限制汉民移居蒙地的边禁政策，正式开放蒙荒，并改私垦为官垦。清统治者在内蒙古实施的这一所谓新政，敞开了内地汉民大量涌入草原地区的门户，开始在察哈尔、乌兰察布等西部地区，尔后在昭乌达、哲里木等东部地区有大批汉民移居。在1902--1908年的所谓移民实边的高潮中，内蒙古西部地区共放垦土地757万亩，东部地区放垦土地2450万亩。导致康熙亲征葛尔丹时还是生计周全，牲畜茂盛，较他蒙古殷富。……水土、食物皆甚相宜的鄂尔多斯地区，到抗日战争爆发时已经变成生计不周全、牲畜不茂盛、较他蒙古贫穷的地方了。
如果我们不戴着有色眼镜看待这一段历史的话，就应该承认，北方边境如此严酷的生态环境并不是古即有之，也不是战争使然，而是农耕文明静态的生产方式对游牧文明动态的生产方式的挤压所造成的。正因为静，农耕文明在定居点垦田植荒，以防御性的态势应对游牧文明的侵袭，而这种屯田实边的生产方式最终因为不适于草原生态而随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强弱、战和，数度兴废，始终无法确立稳固的统治。
2、农耕文明及其特点：
农耕文明及其特点
作者：张系统
为什么近代中国商业文化形不成主流文化？为什么工业革命不能首先在东方出现？宋时已初具规模的手工业不能形成大产业？为什么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总是只能得其形而不能得其神？为什么中国的封建社会能长达2000多年？能不能从民族文化深层次的烙印中寻找一些导致这些现象发生的必然线索？
农耕文明的潜意识或者烙印？
最近几年，中国的电视台一色长辫子的电视剧充斥各个频道，一色反映清宫皇帝公主的闹剧。为什么这样的节目还有那么大的市场？康乾盛世，诚然建立了不小的文治武功，但清朝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到底作了哪些贡献？起了哪些作用？（满族）作为一个只有几十万人口的关外少数民族，入关后面对群体庞大的汉民族，内心的恐惧只怕到了极点。“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种疯狂凶残的屠杀冲动，就是这种内心深处恐惧到极点的一种本能反应。满清所以能够顺利入关，表面上是吴三桂这个汉奸的功劳，但满清入关后，能比较顺利地坐上皇帝之位二百余年，怕不是仅用康熙、乾隆两个皇帝英明神武能够说充分的。满族人对庞大的汉民族内心的恐惧，到了慈禧太后时，有了一句经典的总结：“宁与外夷，不与家奴”。由此可见一斑。
满清入主中原后，男人必须去发留辫，女人不须放足。康熙封孔子为文武大成至圣先师，以揽汉人士子之心，俨然一幅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开明君主模样。就这样几个招式，迅速稳定了局势。中国历史上这样相似的一幕实在太多。根据研究成果，中国这片土地上所建立的王朝，大多崛起于北方。秦穆公和秦朝崛起于西北。中国历史上只有朱元璋以南方为基础驱逐蒙古人，建立了明朝。如果从凤阳的地理位置，在淮北，更靠近中原。当然，朱元璋依靠的是南方经济和军事力量。这在中国历史上算是一个异数。
网上转载得很多的一篇文章叫《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文章总结，历史上总是这样，落后文明战胜先进文明，穷国打败富国，游牧民族打败农耕民族。放在中国历史上，同样恰如其分。这里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启示，农耕文明有什么致命的弱点？中国历史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诡异能不能在农耕文明，农耕文化，农耕民族找到他的内在原因呢？追本溯源，又是什么原因使得这种文明顺利产生呢？是什么原因推动这种文明得以持续发展呢？
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中提出过这样的问题：“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
今天，不论是研究中国文化史，还是朝代更迭历史，以及研究中国统一与分裂的历史的人，都注意到了这个特点。这样的历史场景，2000多年前的司马迁注意到了，西汉后两千年间的中国，又不断地重复这一幕。这里面一定还有我们没有发现的内在的必然性规律。
“古代欧亚大陆的诸文明的生活方式，有如他们的祖先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深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全球通史》）中国人的祖先，在进化的过程中选择了一个不同的途径，建立了一个不同的文明，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即农业文明与农耕文化。这与两河文明，尼罗河上的古埃及文明极为相似。而在文字上，两河流域文明所用的楔形文字，古埃及文明所用的象形文字上看，进化路径相近的线索很明显。分析中国文化的实质，就是农耕文化。中国文明的本质实际上是农耕文明。农耕文化与农耕文明是中华文明的精神烙印。
中国人的祖先走出森林，来到旷野，仍然保留了以素食为主的饮食习惯。这与欧洲人的祖先游牧民族的以肉食为主的饮食习惯有了较大的区别。这（区别）造就了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加速朝各自的方向发展。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分道扬镳了，各自走向了不同的发展道路。造成这种状况的首要因素是环境，包括山脉、河流、地质、季节、降水、温度等地理气候环境。看世界通史，所有以农耕文明为主要发展方向的文明起源，大多以大河两岸为主要依托区域。古埃及的尼罗河农耕文明，中东的两河文明，中国的黄河流域兴起的中华文明，都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大河特征。经过漫长的发展历史，进入青铜器早期，黄河流域已崛起一个强大的部落，它的最鲜明的特点便是以农为主。到尧舜时期，中央部落已非常强大，开始形成国家制度的雏形。禹治水一方面可以看出，这种治水明显地是为农耕业服务的；另一方面说明，工具的制造水平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
有人提出，炎帝黄帝大战（部落之间的争霸战争），只是神话传说，周以前没有什么国家制度，尧、舜、禹时代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存在国家制度。本人认为，一个文明不可能突然出现；一个民族不可能突然发展到青铜器时代；一种制度，不可能突然形成；一种习俗的形成决不是一夕之功。中华农耕文明，要发展到较为成熟的青铜器时代，不知要经历多少万年的艰辛历程，从没有语言到语言的产生要经历多久？从没有文字到文字的记录应用，刻在兽骨上??甲骨文，又要经过多久？这种文明发展的连续性我们是不可否认的。那么就肯定是有在他的前代，前几代甚至几百代人的存在。虽然经过传说过程中的变异，赋予了古中国人一些“超人”的力量，动摇了其传说的可信基础，但在严肃的古代史书中，这种“超人”的色彩与民间传说比显然已经微乎其微。虽然经孔圣人及其门人弟子渲染，尧、舜、禹、汤是如何如何的王道乐土难令人信服，但这个社会在中国历史上是客观存在的一段文明的发展史。这种客观存在，我们姑且称之为尧、舜、禹、汤时代又有何不可？当然，其实物等证据，还需要我们去寻找，去发现。
到春秋末期，孔子时代，农耕文明的发展离其最高阶段只有一步之遥。战国诸子百家学说的兴起，没有一家否认“以农为本”的思想。孔子不是一位标新立异的思想家，这从他一生致力于恢复周王室的权威和周礼可看出。孔子思想及其著作，他及门人弟子整理选编的《诗经》、《尚书》、《周礼》等是掺杂了理想成分的历史总结，同样深深地打上了农耕文明的烙印。《周官》、《礼记》中介绍的周朝社会政治制度的完备，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生老病死仪式的标准化行为准则、道德标准之详尽，令人叹为观止。孔子的出现，是一个时代的标志。后来的国家制度，政治文化发展虽有进步，但都没有根本性的变革。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了近代??辛亥革命为标志。旧的制度终于要退出历史舞台了。然而，这种深入到民族心灵深处的农耕文明的精神烙印也就此消失了吗？没有！从近100年来中国发展的历史看，不论是国民党时代还是共产党时代，这种民族的潜意识还在影响着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
中华文明的一道风景
偶尔翻阅“三礼”??《周礼》、《礼记》、《仪礼》，为书中所记载的叹为观止的中国古代的官吏设置制度、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礼节标准及动作细节规范震惊。《周礼》记载了六类官员的称呼、职责和人员编制。《天官》这类官员就是“首都”或者“中央政权”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从卿（上大夫）到庶人共安排职位或岗位3313人，王宫后院护卫、陪侍人等899人，可以计数的共3980人。还有没规定人数的九嫔、世妇、女御等。上至打理朝政大事，下至打理宫廷生活起居，无不详尽。再举《地宫》一例，主管教化的工作。从帝王王宫建设管理，到如何进行捕猎、除草、农耕以及婚姻事务，无所不包。计从官员到庶民共安排编制41572人。此外还有负责管理测量山的大小，林地面积及管理江河湖泊的专职人员。同样，还有协调管理天下风俗礼仪的《春官》，掌管军队事务的《夏官》，管理天下刑法的《秋官》，考核天下百工、制定和检验工具标准的《冬官》。
我们来看《仪礼》一书，从士冠礼、结婚礼、靓见礼到祭祖仪式，从仪式的开始到仪式结束，从出席的人的站位到每件器物的摆放位置，无不详细规定得一清二楚。这些礼节经2000多年儒家弟子的不懈努力，对今天的中国农村还有很大的影响。日本人把这一套东西从中国唐朝学了带回去，所以今天我们还能从日本人的某些礼节中看到这些东西的影子。只是日本人把这些本土化后，贴上了日本文化的标签。
再来看《礼记》。他是《仪礼》的注解。更详细，并解释为什么要这样作，为什么这个动作要这样。孔子儿时，就爱玩礼仪之类的游戏。成年后，对“礼”的推崇更是无以复加，向他请教礼的人也最多。这在《史记：孔子世家》和《论语》等文献中有记载。《礼记》中，孔子的门人弟子，把孔子讲的关于“礼”的道理也记录在书中。在2000多年前，孔子及其门人弟子花这么多精力心血，就记载整理出这么一套东西留给后人。在孔子看来，礼仪是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野蛮和文明的主要区别。从礼仪和政治制度内容来看，主要是用来规范国家政治制度和士大夫的行为标准。但孔子的理想是要把礼仪制度普及于天下。在《礼记：孔子闲居篇》里就明确的表达了这一点。儒家学说从一开始就不是标新立异的学说，与他的创始人孔子不是一个标新立异的人有密切关系。虽然后来由儒家弟子编的《周礼》、《仪礼》、《礼记》，可能掺有理想主义的成分，大多数或者主流学者认为这是在当时是有依据的，不是完全凭空杜撰的。岳麓书社出版的《周礼》主编钱玄，在该书前言中写道：“《周礼》记载建国设官之设想，故就总体而言，则非某一时代之历史的真实记录，但就书中一官一职、一事一物。则每可求证于先秦古籍以及考古出土文物。”春秋战国时期，国家政治制度及士大夫行为标准礼仪交际制度之完备和精细，已达到惊人地步。只有生产力发展到相当的水平，有足够的剩余产品供应有闲阶级，社会才能发展和完善这种制度。先放下评论这些东西的优劣好坏，这种制度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农耕文明的出现
人类起源于大森林中的一种叫“裸猿”的动物。他既食森林中的爬虫及各种小动物，也吃各种坚果、浆果。由于发生了不利于动物生存的环境气候变化，摆在森林居民面前的有两条路，要么走出森林，要么坚守森林。大多数动物选择了留守，我们的祖先选择了走出森林，迈出了及其勇敢的一步，也是成功的一步。走出森林的人类祖先，面临两项艰巨任务：要么比旷野的原住民??大型肉食动物更善于捕猎，要么比原有的草食动物更善于寻找植物性食品。我们的祖先在两方面都成功了。以上是《裸猿》一书介绍人类起源的大致过程。但是，是什么造就了中华文明的最初创造者??中华民族的祖先，偏重于重视农业？农业文明大多起源于大河流域，说明了农业文明与水、气候、地理有关。中央电视台曾出过一期节目，大意是讲气候与经济的关系。节目谈到，为什么工业革命首先是在北方，而不是南方出现？节目认为，北方的寒冷气候促进能源的开发利用，使得北方人在能源利用方面给予了特别的重视，在这方面关注的多且早，所以突破的早。节目还谈到，中国四季分明，在农作物生长季节，阳光和雨水充足，是非常适合发展农业的，是环境促成了中华民族的祖先，确立了以农业作为主导产业。
周王朝崛起于西北，武王克殷后，曾谦虚地向箕子请教治国的知识（见《史记：宋微子世家》）。箕子的介绍中农业和与农业有关的知识占了不小的比重。黄河流域有利于农业的这种气候特点，促进了农业经济和农业文明的发展。环境与经济发展、气候变迁与人类的进化有密切的关系，似乎可作为定论。同样是环境气候条件，促成了中华民族的祖先保留或者选择了以素食为主的饮食习性。这种习性，也同时促使祖先们特别重视植物性食物来源。这种知识的积累是缓慢的，也是成功的。主流历史学家根据考古发现的证据，认为农耕农业的出现只有几千年的历史。我觉得他们可能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农事方面的知识和技能的积累同样是缓慢的，发现和驯化种子发展相关知识和技能，可能与动物驯化一样，具有悠久的历史。
中国人的饮食习性，与西方游牧民族的后裔有一定的差异。有零星的证据表明，这种差异的某些方面甚至在蛋白质及遗传物质层面上得到反映。如中国人对牛奶的消化吸收能力普遍较欧洲人差。这种差异源于一种蛋白质酶的活性较低。也许是获得性遗传，或者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总之，饮食习性反应到了基因水平层面，并且要形成基因种群差异，需要的时间不会太短。也许，可以这样推测，自人类学会了取火并不断拓展火的用途时，农耕时代就开始来临。火，不仅是烧烤食品和取暖，还是生产力进步的重要标志。火可以用来烧毁森林便于开垦。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场景，当被用来作为食物的种子储存，因散落在居住地边上而发芽并结出种子或果实来，这种情况肯定会引起定居人的注意。会思考、拥有高等智慧的人一旦有意识地使用这种方法，农耕农业就产生了。定居人相对游牧人有更大的可能性发现这种现象，也有更大的可能性首先发明农耕农业。因为游牧民的流动性及植物生长的周期性，使得游牧人发现这种现象的概率大大降低。对植物性食品的关注度不如定居人，对这种现象重视程度也更低。
根据北京周口店地区的考古发现，100多万年前，有使用火的遗迹。如果上述关于种子发芽现象的发现，早于火的使用，那么火的应用将大大促进农耕农业的进步。反之，如果火的应用在前，这种现象发现后一旦与火的应用结合起来，农耕农业发展就有一个较高的起点。在中国近代，“刀耕火种”还在许多偏远的地区广泛应用。那么，农耕农业的出现，也许就在火的使用前后
的时段中。农耕农业的出现，标志着农耕文明在文明发展史上的主导地位开始确立。到这个时候，他与游牧文明发展的差异正式开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他的特色便开始展现，并坚忍不拔地朝既定的方向发展。农耕文明发展已到了最高阶段，今后开始由工业文明唱主角。秉承这种打下农耕文明精神和物质烙印的传统文明，必然对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总结农耕文明的特点仍然有他的必要性，那就是认识自己。这一课题非常博大，本人虽然自不量力，还是总结那么一、二、三点，不完善，就算开个头，抛砖引玉好了。
农耕文明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其传承性。
也许有人说，传承性是所有文明发展的共同特点。笔者所讲的传承性至少在程度上与游牧民文明有差异。农业种子、技术对季节变化、工具制造等方面知识积累方面传承性。一个作物种子被发现，那么它就会一代代被传下来。人们会不断地加深对这种植物的认识。农耕与天气季节变化密切相关，对季节变化的观察总结也是不断地积累。中国在周王朝时便有了较为完备的天文知识。武王向箕子请教中有“八”政：“庶徵：岁日月时毋，百谷用成”之语，箕子过殷虚，感慨而作《麦秀之诗》：有“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之句。在造字方面，《殷本纪》记载，成汤之前，其祖先用先用园圃之类的字眼作名字，后用天干（甲乙丙丁）等字作名字。后来发展了天干地支纪年。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成汤的名字就叫“天乙”。
传承性在后来发展到了对祖先世系记载的认真程度。著名的有“孔氏家谱”。而中国许多家族都有叙家谱、族谱的习惯，而在南方一些地方，至今仍对“叙谱”情有独衷。有人甚至认为“儒家文化，变成了一种祖宗崇拜的宗教”。本人认为，儒家文化是农耕化的一个典型代表，这种对祖先的崇拜，实际上是农耕文化传承性在这一方面的突出表现。甚至连传宗接代这种观念，都是农耕文化传承性的一种表现。只是儒家拿来用作自己的神主罢了。传承性与制度习俗相互作用和强化，因而在文明的发展上有更加重要的作用。这种传承性显然与游牧文明相比有明显的区别。文明的传承性，在有文字后便更为明显。特别是文字的特点上，相对于游牧文明来说具有更为稳定和持续特性。中国文字的一脉相传，与西方符号文字相比，也更显独特。中亚某国，在20世纪末，决定其文字采用罗马字拼法。有学者撰文指出，古英语与现代英语差别之大是古中国文字与现代中国文字差异所不能相比。游牧民族的文字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下的易变性与农耕文化的稳定性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国文明的特点是统一性和连续性，没有明显的突然停顿。”（《全球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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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
人人生而平等，
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
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第二个特点是对土地的依赖。
毫无疑问，地球居民和所有陆生生物，土地对他们都是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农耕文明对土地的依赖程度高于其他文明。这是由农耕文明本身决定的。农耕与土地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农耕对土地还有较为严格的要求。不是随便什么样的土地都能种出作物。越是生产工具落后，对土地的要求就越苛刻。《周礼》中“草人”这一职务，就是掌管土地化治，也就是土壤改良工作的专门职该书还就什么样的土质应该用什么方法和物资进行改良。古代中国人对土地的利用确实用心良苦。这种对土地的依赖性与定居的稳定性相联系。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有本质的区别。正是因为农耕民族严重依赖土地，决定了农耕民族定居的极其稳定性。《尚书：盘庚》记载了盘庚为了迁移遭遇其部族强烈反对，盘庚说服他们进行迁移的故事。实际上盘庚是连恐带吓，才实现迁移的目的。司马迁在《史记：殷本记》里，对这一历史予以肯定。虽然《尚书》里还记载有舜三迁其都，但最早的、有细节的记载就是这篇《盘庚》。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农耕民族迁移是多么的难，连首领的命令实行起来也是有阻力的。在此之后的人口迁移就记载的比较清楚了，也进一步证明了农耕民族对迁移的恐惧和反感。土地是农耕民族的命根子，农民把土地视为了生命的一部分。汉以后的王朝更迭、农民起义，大多打着“均田地”的口号，就连20世纪初的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也认识到失地农民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巨大力量。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就是建立在对这一力量的深刻的清醒的准确的认识上。他的最最通俗易懂、最深入人心的口号就是“打土豪，分田地。”由此可知农耕民族与土地的关系。正是因为这种定居的极其稳定性，决定了文明的发展方向。所以，这个特点也可以叫做定居的稳定性。
对土地的依赖与不愿迁徙的特点对文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定居的后果，产生了家族关系和国家政治制度的萌芽。最先的部族首领很可能就是族长，最先的君主很可能就是最强大的部族首领。中国秦以后的国家政治制度，我们也能从中找到家族制度的影子。这种定居的稳定性，使得部族内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复杂化。产生了对管理和规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需求。管理制度愈来愈精细，“礼”的规范愈来愈详细烦琐。例如，对亲戚的称呼上，中文与英文区别就很大。中文里“祖父”、“外祖父”，英文就一个词；中文里“伯伯”、“叔叔”、“姑父”、“舅舅”、“姨父”等英文里也是一个词。中文里对这些亲戚关系称呼之所以分得清清楚楚，是因为定居社会复杂的关系，亲戚大多居住相隔不远，所产生的分清血亲关系特定要求。
直至今天，大陆内地的许多地方，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已成为观念更新、经济发展的巨大阻力。在内地，一个人如果想办什么事情，首先想到那些部门的同学亲戚朋友。许多事情可以不用去找关系就可以办好的，也都去找关系。而有时候，找关系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这种意想不到的收获，使人进一步强化了对找关系重要性的认识。内陆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就业岗位相对较少，就业人口相对过剩，好的岗位如行政部门事业单位就成了让人看着就眼睛放光的位子。地方的党政班子领导的子弟，大多就在好的岗位上坐着，部门的负责人就彼此交易互相帮忙解决子弟就业问题。有一个县，每一次改革，机关就膨胀一次，除教师外，吃财政饭的人数由10年前的1000多人增加到6000多人。这实际上是农耕文明根深蒂固影响的一种表现。特别是这种现象还被看作是理所当然。许多人因为“没关系”，子女就业困难。这些人不是怪社会不公，相反只埋怨自己“没关系”。
农耕文明的第三个特点是温和性。
今天，西方游牧文明凭借工业革命，迅速地超越了农耕文明。有人看到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秩序稳定，人们过着祥和、安宁、富足的生活，就认为西方人比中国人善良。北大的有一位教授，叫焦国标。他在《致美国兵》的一首诗里，极其献媚地歌颂美国侵略伊拉克的大兵，是如何的文明之师、正义之师（“猫眼看人”网站有其个人专集）。他们忘记了西方殖民者的残忍和血腥的殖民历史，不知道游牧文明的残忍、屠戮、血腥、独占的特性是其文明的精神洛印。与之相对应，农耕文明的温和性是深入文明骨髓的一个重要特征。农耕文明有悠久的优待俘虏的传统。从有文字记载以来，战争中“不能杀害敌国的非战斗人员和平民”便成为重要军纪。《尚书：费誓》里，记载周公旦的儿子伯禽到封地齐国去就任，遇到了当时徐国之戎不服而发生的叛乱，伯禽率军讨伐，在宣布军纪时就明确了“不许抢劫平民财物，不许骚扰杀害平民”的纪律。武王伐纣，在牧野的誓师动员大会上，就强调了不许杀害投降的人和平民的军纪。《尚书：仲虺（音：挥。笔者注）之诰》里，记载了成汤放逐了夏桀，而不是将他杀掉了事。而游牧民族发动的战争之残忍，则令人发指；西方人的殖民历史的血腥更是瞩目惊心。
中华农耕文明进入春秋晚期，就有了“争天下就是争民心”的主流说法。在近代，优待俘虏成为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一个重要政策。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国俘虏所受到的优待与志愿军被俘人员所受到的摧残形成鲜明的反差。驻伊拉克美军虐待伊拉克囚犯，在我看来一点也不觉得奇怪。这不过是游牧文明本性的一次真实暴露罢了。这样的例子不甚枚举，如郑和下西洋，带给东南亚人的是友善，而随后到来的西方人带来的是杀?。
中华农耕文明的温和性的第二个表现是“和平相处”和依靠“集体的力量”。一个大的定居族群，由于生产工具的落后，生活物资的匮乏，对生活物资的争夺肯定会不时发生，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公认的准则，有争议也是协商解决，而不象游牧文明的决斗解决方式。族群的“和平相处”的观念得到公认。在古时候后，中国人就把人能战胜恶劣的自然环境，生存下来归根于依靠集体的力量。《吕氏春秋：恃君》篇说：“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干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辟害，勇猛不足以却猛禁悍。然且犹裁万物，制禽兽，服狡虫，寒暑燥湿不能害，不唯先有其备，而以群聚邪！”意思是说人类以群居形成的集体力量战胜了恶劣的自然环境。依靠“集体”力量的观念，是在进化的过程中不断克服困难而得到强化。在国家制度形成后，这种观念成为一个国家内，人与人之间、部族与部族之间相处的准则。为什么当年中国人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列强不能理解？因为在他们游牧文明的词典里只有“丛林法则”，没有“和平共处”这样的概念。为什么中国人信奉的集体原则，被西方认为是人权不能保障的主要因素？因为在游牧文明中，个人主义至上，只有强调个人自由，人权才能得到保障的思维定势起作用。
这种温和性的第三表现是协商解决纷争。今天中国主张政治解决国际纷争，实际上是农耕文明的惯性思维的表现，而美国则偏好使用武力。有人认为是中国还不够强大所以推崇政治解决，美国因为足够强大所以喜欢使用武力。这是以游牧文明的思维方式推理出来的结论。也进一步说明文明之间的差异之大和文明之间的理解交流的任务之艰巨。
这种温和善良，有时表现为宽容，有时表现为谦虚，有时表现为固执，有时表现为驯从，有时表现为认命。有时表现为果断，有时表现为迟疑。有时表现为进取，有时表现为保守。这种特性具有强大的同化吸收包容力量。“曾有许多游牧民族侵入中国，甚至还取某些王朝而代之，但是，不是中国人被迫接受入侵者的语言、文字、习俗，或者是游牧经济。相反，入侵者总是被迅速地、完全地被同化。”（《全球通史》）。满清统治时期，中国人被迫接受去发、留辫、穿马甲、系腰裙的风俗习惯等。中国人如今对旗袍已完全接受。再回到文章开头所提出电视剧现象，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满文化已成为汉文化的一部分，或者满文化被认为是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人已不把他当做外来文化。向游牧民族学习的例子有很多，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就是有名的例子。今天的中华文明，虽然他的农耕文明的本质没有改变，已不是纯粹的农耕文明。
第四个特点是中国历史上可能没有出现真正的奴隶社会。
从小学到大学，作者所接触的书籍，无不把中国的社会发展史生硬的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中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看了先秦和汉史，笔者对中国历史是否存在奴隶社会产生了疑问。从笔者所接触的历史资料，有几种这样的情况：（一盘庚迁国，一边说迁国的好处，一边说不听就要受罚。这显然不能把其臣民说成是他的奴隶。二：《周礼》所介绍的政治制度，人分三六九等职务，没职务的都称为“民”。显然民不是奴隶。里面还有女奴的职位，没男奴的职位，且人数少，形不成一个阶层。三：中国古代诸侯分封，诸侯对所封的土地上的出产和人民有很强的管辖权和控制权。封地上的平民与诸侯领主的关系似乎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浜，莫非王臣”相似，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领主与土地上的平民之间的关系。孔子时代均被称之为“民”。欧洲中世纪封建领主土地上的平民，有时也叫“农奴”，是封建社会的农奴。
从历史文献看，中国有士大夫阶层和平民阶层，没有奴隶阶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是后来儒家文化走火入魔的极端说法。儒家学说的经典被称为书经的《尚书》，记载了“舜的父亲和后母要杀他，都被他识破并逃脱”的故事。孔子对“微子三柬纣王，不听就可以走人，箕子三谏后不听，可以装疯”很兴赏；对比干忠柬致死，则不是特别推崇。即使古代君王对其子民有生杀予夺之权，但要以王法为准绳。并不象古代西方的奴隶制度那样全凭奴隶主的好恶，更没有古罗马时的“奴隶角斗士”那种现象。《礼记》记载有卖身为奴的说法，整个封建社会也都存在。还有中国历史上没有买卖奴隶的市场和交换奴隶的记载。古罗马时的奴隶来源大多是战俘和被抓获的敌国平民，而中国历史上没有这种奴隶来源做法。硬说中国历史上有奴隶社会，也应是一种农奴社会。或者中国历史上没有西方古代那种典型的“奴隶社会”特征的奴隶社会。
第五个特征是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制度。
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在《统一与分裂》一书中，认为秦以前的中国，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按古时候的国家概念，确实如此。而今天的国家概念与古时候的天下概念很相似。中国古时候的国家概念，相当于今天的联邦制的州或共和国的地位。“周王朝统治的前250年，有大约70－90个诸侯（姬发封诸侯72，其中同姓诸侯42个。笔者注）。他对诸侯国的控制是松散的，但在事实上是有效的。”（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能实行有效的控制??统治，便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至于控制是紧密的还是松散的，只是方式问题。正如现代国家制度是联邦制还是共和制一样，不能说联邦制就是事实上分裂的，共和制才算真正统一的国家。今天的美国，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美国联邦政府对各州的控制是比较松散的，但实际上又是有效的。所以美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有人说周王朝时的生产力水平，做不到强有力的控制，只能是松散的控制。笔者认为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统治的有效性标准。到春秋后期，周王朝对诸不能实行有效的控制，事实是分裂的。
中央集权是中华文明发展的一个特点。虽然，不同的王朝的集权程度有差异。农耕文明发展，导致必然出现中央集权。从文明发展的进程看都是渐进的，反应在国家制度上也是渐进的。《吕氏春秋：恃君》篇，归纳了这种“君王”产生是基于依靠集体的力量演化而来的。周王朝前250年的统治，被认为是有效的，他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笔者认为一是凭借文化上的统一，同姓诸侯的认同起了重要作用。二是道德的力量，这种威望本身就是一种威慑。第三是军事力量。不服从中央的统治，就出兵讨伐。王朝的讨伐，是正义之师，理直气壮。而叛乱的诸侯是暴戾，是乱臣贼子。同样周王朝这种统治也不是突然出现的，这之前的夏王朝和商王朝都有他的影子。自禹传位于益，三年后，益让位于禹之子启。确立了王朝“父传子”的制度??家族政权制度。夏王朝确立的这种制度，并被诸侯认同。殷商、周王朝继承了这种制度。从国家制度的渐进式发展规律推测，至少在夏商时期，就有了周王朝制度的基本形态。而中国一词在《尚书：梓材》中出现。中有“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之句。该篇主要是教导商之遗民要服从周王朝的管理，《史记》记载商之遗民封于宋，武庚之乱后其遗民又迁于卫，商微子代殷祀留在宋。这篇记载也证明，周王朝对诸侯即其臣民的管理权的是实实在在的。
汤因比还有一个这样的观点：在最古老的人类社会的那个阶段，由于技术进步速度极慢，人类的技术传播速度相对技术进步来说足够的快，地球上的文明进步表现出高度的整齐划一；随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技术进步的速度加快，技术传播的速度赶不上进步的速度，各个文明的发展表现出千差万别；到了近代，以帆船的出现为标志，技术的传播加快，一项新技术的出现，很快就传向全世界。在中国古代，每通过一次战争，文明水平达到基本均衡的状况，随后诸侯各自发展，产生了差异，差异的进一步扩大，标志混乱的开始。这一时期实际上是文明传播速度赶不上变化速度。夏、商、周就是这种状况的重复。到秦统一中国时，各诸侯国的文字、度量衡的差异已经很大，始皇帝不得不花较大的力气统一文字和度量衡。秦统一后实行郡县制，这种中央集权不是周王朝制度的简单重复，其创新的成分较大。而秦为诸侯时就已开始了的郡县制度的探索。从国家制度的演进，我们说，与其说是秦创造了中央集权，不如说是农耕文明的发展，推动了这种制度的不断完善和演变。游牧文明也产生了罗马帝国这样的中央集权，但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再也没有统一过。而中国这种中央集权则反复出现。这能不能说明游牧文明产生的中央集权是偶然的，农耕文明产生的中央集权是必然的呢？
历史在这里汇合。
独特的地理气候环境，中华民族的祖先选择了以农耕为主的文明发展方向。发展成了独特的中华文明。农耕文明的发展都有相似或相近的特点。中华文明与古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古埃及文明都有大河特征，其使用的文字都有相似或者相近的特点。苏美尔文明中断了，古埃及文明中断了。中华文明得以传承下来。汤因比把苏美尔文明、古埃及文明的中断，归咎于在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在公元前1800多年前驯养马的成功和马拉战车的发明。这两个农耕文明是在被马拉战车打败后，文明随之就中断了。在中国周边，也有游牧民族，也多次入主中原，结果中华文明没有中断，反而是这些民族被同化和融合，随之消失。1840年以来，欧洲的游牧民族后裔发明了武装帆船，从海上侵入中国。中华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竞争中再次居于下风。到了20世纪，民族存亡的危机降临到这个民族头上。这个时候，他再次发力，在20世纪60年代掌握了原子弹技术，民族存亡危机得以舒缓。但在文明发展史上，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竞争中，农耕文明总是占下风的局面并没有结束。曾有人把西方文明??本质是游牧文明，杜撰一个生造的名字“蓝色文明”，而把中华文明说成是“黄色文明”，作者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
中华文明的农耕文明本质，其优点有时也是他的缺点。当农耕文明大胆地吸收游牧文明的精华时，他便变得富于生机和活力。如赵武灵王学习游牧文明的“胡服骑射”。但总的表现，农耕文明接受游牧文明先进东西时，总是表现为保守和不情愿，是被迫的。农耕文明的代表性学说儒家学说，总的看来是提倡守旧和服从，反对创新、反对标新立异。他的创立者孔子就是一个守旧的复古的人。事实上孔子是把农耕文明的主要东西加以总结，他的门人弟子再把这种学说贴上儒学的标签。孔子不屑学种地、不屑学种菜，也不学商贸。在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一统天下后，天下读书人全是儒家弟子，农、工、商职业成为读书人不屑为的职业。农耕文明本身就具有自给自足的特点。游牧民族需要与农耕社会进行必要的交换，才能改善生活和生存环境。交换是游牧文明的特点。在中国，当儒家学说取得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后，商业文化就没有了产生和存在的基础了。与商业文化的契约性特点相对应，农耕文明的家族亲情关系和儒家的排斥商业牟利的鲜明特征，中国近代的商业文化的发展就更加艰难。
农耕文明的一个非主流东西比如兵法等，孔子是不屑学的。而这也是农耕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与对土地的强烈依赖有必然关系。争土地，就是与人相争；而与人相争，相比游牧民族主要与自然环境相争，发展起来的战略和阴谋诡计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见拙作《战略或者阴谋诡计？》《中国视点》网站）。所谓的阴谋诡计，中国人大多都会一点。这是中国人的优点，同时，滥用这种阴谋诡计时，负面影响还是很大。十多年前，中国足球的商业化或者市场化的改革，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足球商业化后，队员和俱乐部高管人员的收入猛增，接着便冒出“队员嫖娼”、“黑哨”、“行贿裁判”、“队员赌球”，到现在的罢赛。笔者经历从失望到绝望，已多年不看足球节目了。
人类已进入信息化时代。农耕文明不可能孤立地向前发展，交流学习是必然的。80多年前，鲁迅就曾大声疾呼“拿来主义”，8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做的怎么样呢？“五四运动”高举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旗帜呢？到今天我们举出了多少成果？事实上我们还是消极地接受其他文明先进的东西，我们还是被迫地学习。我们应该克服对先进的东西的本能的恐惧，我们要主动，大胆地把先进的东西拿来，我们不要过分地强调保持自己的特色，这是缺乏自信的表现。我们这样根基深厚的中华民族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难道害怕学了其他民族的一点东西就不是中华文明，就不是中华民族了吗？我们不但应该学，甚至要把别的文明好的东西拿来贴上中华文明的标签（有点象日本人的厚脸皮），使之成为中华文明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我们还要在学习的基础上去创新。摆在我们面前有两种前景：一种是多少年以后，中华文明是地球文明的代名词；另一种是，古时候有一个叫“中华文明”的，曾对地球文明（或者是欧洲文明或者是美国文明）的进步作过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