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迅笔下的阿金说到江青
这是一个早就想写的题目。
“文革”结束至今已三十多年，江青弃世也已多年，但某些沉重的问题总还不时在脑际涌现。
我是爱读鲁迅文章的。鲁迅是博大的，时下的人们却往往把鲁迅压缩到小而又小的视界里，不喜欢他的人是这样，看似崇拜他的人几乎也是如此。例如，在众多人的眼里，鲁迅的杂文就被描绘成了攻击人的器具。其实那和鲁迅有什么相干？有时禁不住会想：这些人真看过鲁迅的几篇杂文呢？
至少也是三十年之前吧，读鲁迅的杂文《我的第一个师父》和《阿金》。前者映现出的那时江南真实的和尚生活，不在这里说了。由鲁迅描写的女佣阿金，总不由使我联想到江青。
且莫以为，我在此要贬低江青。还是几年前，从网上读到三十年代的江青（蓝苹）决意不再与唐纳交往而发表的公开信，真是简洁明快的文字。清晰的思维、果断的处事方法，实在远远超出一般人。借用一句曾经的时髦语，那时的江青，称得上是当时社会的精英人士，尽管她在演艺界饰演的是并不起眼的角色。
鲁迅笔下的阿金，只是当年上海弄堂里某户人家的一个女佣，但她却能把那一角落的社会生活搅成别一种风情，以至连鲁迅也要承认阿金的伟力，这又岂是普通的村妇所能做到的呢？我想，阿金至少算得上这一社会阶层中的厉害角色。只不过客观条件限制了阿金这样的能干人物，无法登上更高的社会层次。试设想，阿金这样的人物握有了社会的重要权力，当别人不敢做、不屑于做的事，在她眼里是份里应当之事，那又会造成怎样的社会奇景呢？
但是，无论怎样的厉害人物，难以摆脱社会根本条件的制约。诚然，在既定的社会舞台之上，英才们演出的真戏剧，差异之大实在使人惊叹，否则怎样成就真实的历史呢？但回过头来冷静一想，又有谁能摆脱有形无形的巨大的社会樊篱呢？
现在国人的大多数，是不再迷信某个伟人了，但是真出以公心的深刻的剖析之作，却也极少见到。其原因，除了有些研究对象较为敏感，主要还是有无深入洞察、分析能力。
还是讲具体事吧。
党内、国内，经济建设方面左的转折点，究竟在那里呢？普遍的看法，1957年是政治上的转折点，1958年是经济上的转折点。仔细查查史实，1956年才是关键。高速度的农业合作化是一方面，显露的左的倾向大约少有人异议了。涉及的当事人，被批的代表人物是邓子恢。但邓子恢当时的地位毕竟还不是处于最高决策层。经济建设上的冒进才是更重大的。
现在众多人的眼里，周恩来在毛泽东面前是唯唯喏喏的形象，但真实的历史是，对建国后党内国内带有全局性的左的冒进倾向，公开予以反对、正面提出自己看法并组织实施的，却是周恩来。历史证明，周恩来才是对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经济、军事等问题高度敏感、判断准确、行动果断的人。
从已经公开的史实，包括重要的当事人的回忆中可以知道，毛泽东当时对周恩来的“反冒进”极为不满，曾有意撤换周恩来的总理职务，周恩来实际是被迫提出了辞职要求，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开会结果是予以挽留。据周恩来当时的秘书范若愚回忆，周恩来为写检讨压力很大，不同意由范若遇代笔，而自己动手又难以成文。
真正值得重视的，并不是周恩来的总理之位。周恩来是一个胸怀坦荡、高度自责的人，他的焦虑和检讨难以成文，说明周恩来内心深处绝不认为反冒进是错误的。但他实际上是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不错，当时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是维持了周恩来的总理之位，表面上看来他是得到了战友支持的。但是，十分重要的是，当时的政治局已经不可能对未得到毛泽东认可的重大政治、经济等事项进行讨论、决策了。从国民经济全局讲，异常急促地完成的农业合作化，工业和基本建设等方面不仅出现了周恩来批评的严重冒进问题，而且对于反冒进的意见以上纲上线的方式加以批判，这已表明经济建设方面将会推出更加左的政策。
人们可能会说，这是由于政治体制或决策体制不好，这是现在人不假思索似乎当然正确的答案。是否就是这样明白无误下面再谈。现在首先要问的是，当时的社会大众普遍的看法是怎样的呢？又是什么样的原因、什么样的社会条件决定着大众的想法的呢？
现在的人们，对社会主义恶声恶气或嗤之以鼻的数量决不能说少，理由大约有三点：体制不行、领导人不行、比不上资本主义国家。但如果回顾一下历史，无法否认，那时的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人正是从大众中产生的，是大众中的极出色者。从世界范围讲，1930年代至1960年代，有多少看似难以做到的经济事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赢来了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一片赞叹声，这总是无法否认的吧！
上面这些话，绝非迷恋于过去的辉煌。近似于战时经济的管制形式的经济体制，在相当一段时期里的成功，使人们普遍以为，那就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一般形式；对于中国说来，以小生产者的眼光来看待现代社会主义，则是和中国社会原本非常薄弱的经济现状联系在一起，成了大多数人普遍的知识基础。
正是周恩来，1948年6月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提纲中就已指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也是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或极端平均主义的。”（见《周恩来手迹选》）。但这样的较深刻看法、这样清醒地认识中国社会的现状，实际难以为党内普遍接受，也难被社会大众普遍接受。与此相比较，党内的制度问题或者说民主集中制问题，是次一层的。
还是周恩来，1971年林彪摔死，在那样艰难的条件下，他所批判的是林彪的极左。尽管后来被毛泽东所否定，仍可看出周恩来的眼光之远大、观察之深刻。
前些时看了几篇关于毛泽东、刘少奇在大跃进时期言论的文章。文中详举史实，试图证明，大跃进时期毛泽东是清醒的，头脑发热的是刘少奇等人。
不必在此细论该作者是否有过于为毛泽东辩护之嫌，有一点无疑是客观事实：当时党内党外，浮夸风之盛，确不是少数人的问题。而对1956年的冒进、1958年的浮夸风、鼓虚劲，将对社会造成怎样的危害，是普遍轻看的。毛泽东本人就曾讲过要保护这种积极性。尽管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内左倾路线如王明时期造成的损失远大于其他时期。更加重要的是，人们往往不愿意细想、也没有能力细想，这和未能真正客观地认识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经济制度有着怎样的联系。从根子上讲，小生产式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主义成了思维的基本方式，不能不说是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这也代表着中国社会数量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的共同认识与想法。这与中国社会发展基础薄弱、社会生产落后、大工业仅占国民经济很低比例，无疑有客观联系。
但是，如果说对大跃进的领导责任不能归毛泽东一个人，如邓小平在与意大利记者的谈话中明确表达的，他也有责任、其他中央核心领导人也有责任；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教训刚刚有所反省，随即在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转向更极端化的阶级斗争为纲，接着而来的就是“四清”和“文革”了，虽然也有国际上种种外部条件变化的因素，不必再找托辞，那以后的错误，毛泽东是应负责任的最高领导人。
另一方面，正如后来的历史已证明了的，对作为必然性的社会主义社会经济规律的认识，无论上层领导人还是普通社会大众，都仍处于相当幼稚阶段。上层也好，大众也好，自信时以为自己全知全能，待到自信丧失，又成了别人例如某些西方学者思想上的奴仆，甚至也未必真通篇读过人家的著作。过去是对马克思、列宁著作不求甚解式的信仰，现在则是对西方学者的盲从。
再来看上层的决策问题。不错，那时的最高决策是变成了毛泽东个人的绝对权威。体制或机制问题确是重要的，但党章也明白无疑地写着是民主集中制。再好的制度也要由人来执行的。某个人之所以可以违反某个重要制度而难以制止，一定是众人已经以某种方式作了授权。
可以与之作点对比，当今以民主国家自诩的美国，已有的证据足够证明，关于伊拉克与基地组织的关系、关于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几乎难以计数的公然撒谎是布什自己和切尼。但迄今为止，当今美国社会何曾有从法律上追究布什、切尼的意向？是美国社会给了布什撒谎的自由，是美国社会以沉默给予了布什滥用权力的特权。至少在这样的一件大事情上，美国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事实上是被抛弃了。
话题拉得远了些，回过头来再讲江青。我想，假如江青原来就止步于演艺界，她在这一阶层极有可能成为有声有色的人物。
管理国家与社会，当然也并非是神秘莫测的事情。但是，这毕竟是一个有着具体的能力要求的职业。就如某种专门技艺，决非人人都能达到卓越水准一样，当今社会的一线操作工的大多数，既不可能培养成该领域的顶尖人才，也不可能培养成卓越的国家领导人。
之所以江青在“文革”中成了呼风唤雨的人物，诚然，毛泽东的决定是关键。但是，试图以极端的方式短时期里造就“无私”社会，随之演变成普遍的打、砸、抢，无法否认，和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普遍的落后状况有着深层的联系。江青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是中国的不幸，实际也是江青本人的不幸。可以说，这是在众多方面相当落后的中国社会，必然要经历的种种磨难的标本式体现。
以近事而论，无论西方国家或东方国家的男性元首、政府首脑，其夫人中试图依仗特殊身份干预国家重大事务，且以此为能事，目前也还不能说已经绝迹或以后也不会再有。至少在当代社会，权力、财富、名声，对于许多人还是巨大的诱惑，决不会想一想自己的真本事有多大；即使自己略有小能，怎会清醒地看到，超出自己的犹如过江之鲫，只不过他们没有自己一样的支撑者。而从社会角度讲，之所以还会发生这一类的荒唐事，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人们以某种方式作了授权，普遍的容忍或默认，实际是特殊的授权方式，是人们自己放弃了否决的权利。同时还因为，这些一朝专权者所推出的东西，尽管或许为大多数人所厌恶，却也迎合了另外一部分人的需要，或者为某一部分人提供了追名逐利的机会。丑恶的东西、荒唐的事物之所以风行于一时，几乎都依赖于此。
2008-2-2
这是一个早就想写的题目。
“文革”结束至今已三十多年，江青弃世也已多年，但某些沉重的问题总还不时在脑际涌现。
我是爱读鲁迅文章的。鲁迅是博大的，时下的人们却往往把鲁迅压缩到小而又小的视界里，不喜欢他的人是这样，看似崇拜他的人几乎也是如此。例如，在众多人的眼里，鲁迅的杂文就被描绘成了攻击人的器具。其实那和鲁迅有什么相干？有时禁不住会想：这些人真看过鲁迅的几篇杂文呢？
至少也是三十年之前吧，读鲁迅的杂文《我的第一个师父》和《阿金》。前者映现出的那时江南真实的和尚生活，不在这里说了。由鲁迅描写的女佣阿金，总不由使我联想到江青。
且莫以为，我在此要贬低江青。还是几年前，从网上读到三十年代的江青（蓝苹）决意不再与唐纳交往而发表的公开信，真是简洁明快的文字。清晰的思维、果断的处事方法，实在远远超出一般人。借用一句曾经的时髦语，那时的江青，称得上是当时社会的精英人士，尽管她在演艺界饰演的是并不起眼的角色。
鲁迅笔下的阿金，只是当年上海弄堂里某户人家的一个女佣，但她却能把那一角落的社会生活搅成别一种风情，以至连鲁迅也要承认阿金的伟力，这又岂是普通的村妇所能做到的呢？我想，阿金至少算得上这一社会阶层中的厉害角色。只不过客观条件限制了阿金这样的能干人物，无法登上更高的社会层次。试设想，阿金这样的人物握有了社会的重要权力，当别人不敢做、不屑于做的事，在她眼里是份里应当之事，那又会造成怎样的社会奇景呢？
但是，无论怎样的厉害人物，难以摆脱社会根本条件的制约。诚然，在既定的社会舞台之上，英才们演出的真戏剧，差异之大实在使人惊叹，否则怎样成就真实的历史呢？但回过头来冷静一想，又有谁能摆脱有形无形的巨大的社会樊篱呢？
现在国人的大多数，是不再迷信某个伟人了，但是真出以公心的深刻的剖析之作，却也极少见到。其原因，除了有些研究对象较为敏感，主要还是有无深入洞察、分析能力。
还是讲具体事吧。
党内、国内，经济建设方面左的转折点，究竟在那里呢？普遍的看法，1957年是政治上的转折点，1958年是经济上的转折点。仔细查查史实，1956年才是关键。高速度的农业合作化是一方面，显露的左的倾向大约少有人异议了。涉及的当事人，被批的代表人物是邓子恢。但邓子恢当时的地位毕竟还不是处于最高决策层。经济建设上的冒进才是更重大的。
现在众多人的眼里，周恩来在毛泽东面前是唯唯喏喏的形象，但真实的历史是，对建国后党内国内带有全局性的左的冒进倾向，公开予以反对、正面提出自己看法并组织实施的，却是周恩来。历史证明，周恩来才是对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经济、军事等问题高度敏感、判断准确、行动果断的人。
从已经公开的史实，包括重要的当事人的回忆中可以知道，毛泽东当时对周恩来的“反冒进”极为不满，曾有意撤换周恩来的总理职务，周恩来实际是被迫提出了辞职要求，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开会结果是予以挽留。据周恩来当时的秘书范若愚回忆，周恩来为写检讨压力很大，不同意由范若遇代笔，而自己动手又难以成文。
真正值得重视的，并不是周恩来的总理之位。周恩来是一个胸怀坦荡、高度自责的人，他的焦虑和检讨难以成文，说明周恩来内心深处绝不认为反冒进是错误的。但他实际上是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不错，当时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是维持了周恩来的总理之位，表面上看来他是得到了战友支持的。但是，十分重要的是，当时的政治局已经不可能对未得到毛泽东认可的重大政治、经济等事项进行讨论、决策了。从国民经济全局讲，异常急促地完成的农业合作化，工业和基本建设等方面不仅出现了周恩来批评的严重冒进问题，而且对于反冒进的意见以上纲上线的方式加以批判，这已表明经济建设方面将会推出更加左的政策。
人们可能会说，这是由于政治体制或决策体制不好，这是现在人不假思索似乎当然正确的答案。是否就是这样明白无误下面再谈。现在首先要问的是，当时的社会大众普遍的看法是怎样的呢？又是什么样的原因、什么样的社会条件决定着大众的想法的呢？
现在的人们，对社会主义恶声恶气或嗤之以鼻的数量决不能说少，理由大约有三点：体制不行、领导人不行、比不上资本主义国家。但如果回顾一下历史，无法否认，那时的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人正是从大众中产生的，是大众中的极出色者。从世界范围讲，1930年代至1960年代，有多少看似难以做到的经济事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赢来了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一片赞叹声，这总是无法否认的吧！
上面这些话，绝非迷恋于过去的辉煌。近似于战时经济的管制形式的经济体制，在相当一段时期里的成功，使人们普遍以为，那就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一般形式；对于中国说来，以小生产者的眼光来看待现代社会主义，则是和中国社会原本非常薄弱的经济现状联系在一起，成了大多数人普遍的知识基础。
正是周恩来，1948年6月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提纲中就已指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也是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或极端平均主义的。”（见《周恩来手迹选》）。但这样的较深刻看法、这样清醒地认识中国社会的现状，实际难以为党内普遍接受，也难被社会大众普遍接受。与此相比较，党内的制度问题或者说民主集中制问题，是次一层的。
还是周恩来，1971年林彪摔死，在那样艰难的条件下，他所批判的是林彪的极左。尽管后来被毛泽东所否定，仍可看出周恩来的眼光之远大、观察之深刻。
前些时看了几篇关于毛泽东、刘少奇在大跃进时期言论的文章。文中详举史实，试图证明，大跃进时期毛泽东是清醒的，头脑发热的是刘少奇等人。
不必在此细论该作者是否有过于为毛泽东辩护之嫌，有一点无疑是客观事实：当时党内党外，浮夸风之盛，确不是少数人的问题。而对1956年的冒进、1958年的浮夸风、鼓虚劲，将对社会造成怎样的危害，是普遍轻看的。毛泽东本人就曾讲过要保护这种积极性。尽管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内左倾路线如王明时期造成的损失远大于其他时期。更加重要的是，人们往往不愿意细想、也没有能力细想，这和未能真正客观地认识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经济制度有着怎样的联系。从根子上讲，小生产式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主义成了思维的基本方式，不能不说是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这也代表着中国社会数量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的共同认识与想法。这与中国社会发展基础薄弱、社会生产落后、大工业仅占国民经济很低比例，无疑有客观联系。
但是，如果说对大跃进的领导责任不能归毛泽东一个人，如邓小平在与意大利记者的谈话中明确表达的，他也有责任、其他中央核心领导人也有责任；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教训刚刚有所反省，随即在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转向更极端化的阶级斗争为纲，接着而来的就是“四清”和“文革”了，虽然也有国际上种种外部条件变化的因素，不必再找托辞，那以后的错误，毛泽东是应负责任的最高领导人。
另一方面，正如后来的历史已证明了的，对作为必然性的社会主义社会经济规律的认识，无论上层领导人还是普通社会大众，都仍处于相当幼稚阶段。上层也好，大众也好，自信时以为自己全知全能，待到自信丧失，又成了别人例如某些西方学者思想上的奴仆，甚至也未必真通篇读过人家的著作。过去是对马克思、列宁著作不求甚解式的信仰，现在则是对西方学者的盲从。
再来看上层的决策问题。不错，那时的最高决策是变成了毛泽东个人的绝对权威。体制或机制问题确是重要的，但党章也明白无疑地写着是民主集中制。再好的制度也要由人来执行的。某个人之所以可以违反某个重要制度而难以制止，一定是众人已经以某种方式作了授权。
可以与之作点对比，当今以民主国家自诩的美国，已有的证据足够证明，关于伊拉克与基地组织的关系、关于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几乎难以计数的公然撒谎是布什自己和切尼。但迄今为止，当今美国社会何曾有从法律上追究布什、切尼的意向？是美国社会给了布什撒谎的自由，是美国社会以沉默给予了布什滥用权力的特权。至少在这样的一件大事情上，美国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事实上是被抛弃了。
话题拉得远了些，回过头来再讲江青。我想，假如江青原来就止步于演艺界，她在这一阶层极有可能成为有声有色的人物。
管理国家与社会，当然也并非是神秘莫测的事情。但是，这毕竟是一个有着具体的能力要求的职业。就如某种专门技艺，决非人人都能达到卓越水准一样，当今社会的一线操作工的大多数，既不可能培养成该领域的顶尖人才，也不可能培养成卓越的国家领导人。
之所以江青在“文革”中成了呼风唤雨的人物，诚然，毛泽东的决定是关键。但是，试图以极端的方式短时期里造就“无私”社会，随之演变成普遍的打、砸、抢，无法否认，和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普遍的落后状况有着深层的联系。江青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是中国的不幸，实际也是江青本人的不幸。可以说，这是在众多方面相当落后的中国社会，必然要经历的种种磨难的标本式体现。
以近事而论，无论西方国家或东方国家的男性元首、政府首脑，其夫人中试图依仗特殊身份干预国家重大事务，且以此为能事，目前也还不能说已经绝迹或以后也不会再有。至少在当代社会，权力、财富、名声，对于许多人还是巨大的诱惑，决不会想一想自己的真本事有多大；即使自己略有小能，怎会清醒地看到，超出自己的犹如过江之鲫，只不过他们没有自己一样的支撑者。而从社会角度讲，之所以还会发生这一类的荒唐事，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人们以某种方式作了授权，普遍的容忍或默认，实际是特殊的授权方式，是人们自己放弃了否决的权利。同时还因为，这些一朝专权者所推出的东西，尽管或许为大多数人所厌恶，却也迎合了另外一部分人的需要，或者为某一部分人提供了追名逐利的机会。丑恶的东西、荒唐的事物之所以风行于一时，几乎都依赖于此。
200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