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北京之行（九）

陶先生

那天在老赖的办公室说起了陶先生。陶先生今年90高龄了。

在我们上学的时候，陶先生是经济系最知名的教授，是有资格住在小红楼的极少数几个资深教授之一（启功和钟敬文这样的大师才有资格住小红楼）。陶先生是我国“世界经济学”研究的奠基人，还是是我国《资本论》研究和外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带头人。

陶先生没有给我们上过课，但他的思想和风范却对我们产生过深深的形象。

一方面，当时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大多数是陶先生的学生，如杨先生、姚先生、詹先生等，通过他们，我们间接接受了陶先生的教诲；即使在今天，我还能深深体味杨先生的博学，姚先生从容和詹先生的严谨。这一切，尤其是他们所影响我们的对待学问的严肃谨慎，对待工作的热忱踏实，对待学生的认真负责，都来源于陶先生的熏陶。

另一方面，每年新生入学，陶先生都会安排一次讲座，这成为全系新老同学的一次精神会餐。前后听过陶先生三次讲座。因为对象主要是新生，所以讲座内容不是很学术。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求学经历，研究历程以及对年轻人的期望。从那几个小时当中，我们确实学到过很多东西。这几小时讲座的内容，可以让我们回味很长时间。

1918年，陶先生出生在上海一个普通工人家庭，他的父亲是商务印书馆的排字工人。由于家境贫寒，陶先生中学毕业就去当了工人。经过业余时间的刻苦自学，1936年，陶先生考取了中央大学经济系。阅读《资本论》之后，陶先生就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自己终身学习和研究的对象。1940年，陶先生考取了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研究生。国难当头，时局不允许一个热血青年埋头苦读。一年后，陶先生毅然放弃研究生学习，前往香港，从事进步文化活动。当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后，陶先生又逃到了广州。后来，在王亚南教授推荐下，开始在中山大学任教。

在讲述这段经历时，陶先生表达了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刻骨仇恨。这种仇恨甚至使他不能接受日本产品。我们上学那个时候，对外开放还不久。来自日本的家用电器以质量高性能好和外型美观成为国人追捧的对象，甚至成为一种炫耀身份的象征。像陶先生那样著名的经济学家，拥有几件日本电器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但陶先生说，他家里没有一件日本电器。即使他的学生从日本给他带回来，他也要他们拿走。“中国电器也可以用。只要大家支持，我们自己的电器总有一天会比日本电器更好。”陶先生的这种执着，我将其理解为一种强烈的民族情结，一种自觉的民族精神。后来，当我听到有人将拒绝日货说成是一种“狭隘的爱国主义”时，想起陶先生，我就会坚信，这种爱国主义，即使是狭隘的，也是值得提倡的。以后，当我看到北大某个“著名经济学家”将德国历史学派先驱者李斯特称为“爱国贼”时，我在课堂上表达了极大的愤慨；想起陶先生，我知道，我的愤慨不是冲动。

日军占领广州后，陶先生又向内地转移，先后在广西大学、交通大学和四川大学任教。陶先生说，那时候生活紧张，为了糊口，只能多上课。本来他数学不好，为了挣钱，还是接了数学课。经常是晚上向数学教授请教，第二天就上讲台讲。但陶先生是一个凡事认真负责的人，做任何事情都要对得起别人也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由于在研究和教学的突出表现，仅3年时间，陶先生就从讲师、副教授提升为教授。当上教授那一年，陶先生才28岁。

1946年，陶先生与另外两位川大教授发起了营救被捕进步学生的活动，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迫害。这就是历史上的“三教授事件”。同年，受英国文化委员会的邀请，陶先生前往曼彻斯特大学和伦敦从事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工作。

建国后，陶先生克服重重困难回到国内，从1954年起，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1957年，在当时极不正常的政治背景下，陶先生因为“民盟六教授事件”被打成右派，其研究和教学生涯被中断了22年。1979年，陶先生的错案才得到纠正，这时他已经年过花甲。陶先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研究工作中，并于1979年筹建了经济系，担任了第一任系主任。那些年，陶先生写作出版了大量经济思想史方面的著作。

陶先生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他对某些政策的理解可能滞后于时代。于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陶先生就很少公开发表言论了。这是陶先生身上最令我钦佩的地方。他这样做，不是“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而是秉持一种对自己对学生对国家对科学负责的精神。现实的经济政策确实有一些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矛盾和冲突的地方，作为一个终身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陶先生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出于一个知识份子的风骨，陶先生不愿意不断“修正”自己的思想以适应时代，那种骑墙做派，那些“风派”教授，正是他所鄙视的。同时，出于对学生、对学科、对国家的责任，在他不能对形势作出全面深入的判断之前，他也不愿意发表言论以免误导。

但是，陶先生从来没有忘却自己的责任。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和教育家，陶先生深知教育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针对我国教育投入不足的问题，利用自己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人大常委会委员及民主党派负责人的身份，陶先生一直在呼吁提高教育投入，提高教师地位。现在每年一度的教师节，就是陶先生和启功先生等倡议设立的。前些年，当一些经济学家在鼓吹“教育产业化”等谬论时，陶先生从自己的专业知识出发，演讲并著文，对这股潮流给于回击。陶先生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让每个公民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可以提“把科技推向市场”但不应提“把教育推向市场”。不能把“教育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教育产业化”混为一谈，也不应把“教育必须面向社会”说成是“把教育推向市场”。他强调，“科教兴国，教育为先”。要真正实现“科教兴国”，就必须先做到“国兴科教”。政府应该在科教上大量地投入，每年至少要从GDP再拿出4％投在教育上才能适应时代的潮流，并对付来自各方的国际竞争。

我们上学的时候，陶先生已经不是那么流行了。但是，从陶先生那里，我们还是学到了做人和做学问的很多东西。至少，从陶先生那里，我们看到了知识分子的良知、责任和风骨。

另外一位著名经济学家也曾经对我产生过重要影响。但我最初对他的崇拜最后却成为失望。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后，中国改革进入一个关键时期，选择适当的突破点关系到进一步改革的成败。是价格改革优先还是产权改革优先，这是当时理论界激烈争论的话题。听过北大的厉先生的几次讲座后，我对产权改革优先深信不疑。厉先生的逻辑无可挑剔：建立市场经济体系需要独立的经济行为主体，企业只有具备独立产权才能成为独立的市场行为主体。产权改革是塑造独立的市场行为主体的前提，从而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从那以后，厉先生成为我最崇拜的经济学家。我读遍了那时厉先生公开发表和出版的所有文献。一直到上个世纪末期，我都在追踪厉先生的研究，并在课堂上宣讲厉先生的思想。

后来，当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事实上成为掠夺国有资产的资本盛宴时，我开始认识到鼓吹产权改革可能是某些人或利益集团的阴谋；再后来，当网上盛传厉先生家族的暴富历程时，回想厉先生对股票市场的持之以恒的唱多，我开始怀疑一个学者的情操；再后来，当厉先生这样骇人听闻的言论充斥于耳的时候，——“什么叫小康，小康概念就是要拥有两套房，应该鼓励中国人购买两套房”、“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我对经济学家的良知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从我学经济学开始，厉先生就是经济学界的风云人物。他对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的推进，他不断推陈出新的思想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引领，证明他是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在一定意义上，厉先生提升了中国经济学家的整体地位。但是，也就是在厉先生那里，经济学可能成为个人或利益集团谋利的工具，而且，当他利用这一工具谋取个人或集团利益时，对民族和国家的良知，对科学和事业的责任，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风骨，都已经不复存在。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陶先生尽管早已不流行，但他的良知、责任和风骨，证明他不仅是一位经济学家，而且是一位大写的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