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范式与分析框架

——关于中国经济学范式的言说[1]

徐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投资系 北京100102）

提要：中国经济的奇迹标志着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在理论上其区别于新自由主义或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独特性也为中国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土壤。综观建国以来中国经济学研究历史与现状，不难发现中国经济学发展在经历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条主义之后，又走向了新古典经济学教条。而事实上，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却即不能为苏联范式所解释，也不能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这种所谓主流经济学所解释。因此寻找适合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强解释力的经济学范式成为了中国经济学亟待研究的重大问题之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本质，认真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分析框架，深入挖掘其蕴含的经济演化的特征，会发现其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强大解释力。“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功指导了我国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同时也必将成为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理论范式。

关键词：范式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学

引言

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独特且不断演进的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也即范式[2]。最先“范式”这一概念由库恩（1962）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科学史研究者科恩（1985）发展了并把范式的定义为：一种共有的方法、标准、解释的模式，理论或共同具有的知识。经济学范式的产生，完善与演变折射出经济学的历史，是经济实践的主观反映[3]。而对于经济学本身及其流派与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探讨与争论则屡见不鲜。耿明斋(2004)[4]认为，人们对重大经济问题认识上的差异根源于支撑这些理论的方法的差异，而导致经济学家之间理论观点分歧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利益的分歧；郝云宏(2003)从唯物辩证的角度指出不同经济学研究方法中的时空相对性；张东辉(2004)[5]从经济学方法变革的动态角度细致考察了经济学的发展，指出了现代经济学发展所具有的一些规律；田国强[6](2005)，钱颖一(2004)[7]则强调倡导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而刘国光(2005)[8]特别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我国的主从地位。上述观点或横向或纵向，或静态或动态，从不同视角对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切入，但是目前问题真正的核心的在于什么样的范式才是适合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范式，即能解释经验和指导实践的范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否具备这样的职能？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范式内核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核本质上是一组规则的集合。总结起来，其支撑点在于两个基本的命题，即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范式的精髓[9]。

   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其经济学的哲学基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剖析经济现象时，始终严格区分社会存在和自然存在。他从分析商品的二重性开始，指出商品的自然存在是通过劳动与自然物结合所构成的使用价值，商品的社会存在则是它的价值对象性。在此基础上，进而分析劳动的二重性。马克思在经济学中区分社会存在与自然存在的方法论原则，明确规定了人们认识社会经济现象的出发点和认识的途径，指明了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和经济范畴之间的从属关系及其在理论体系中的排列顺序，规定了理论的逻辑起点。经济学所要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在一定生产力基础上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基于上述观点，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现象的方法论特征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马克思始终从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内在矛盾的分析中寻找资本主义经济现象产生和发展的内在原因。例如，马克思通过商品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立统一表现揭示价值形式的内容与演变的原因，从而说明货币的起源与本质，从土地所有者和土地经营者的矛盾关系中揭示资本主义地租产生的原因与条件。马克思区分了经济现象与本质，揭示了经济活动中的因果关系。例如，工资表面上是劳动的报酬。

    第二，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看待。在马克思看来，在这个整体内部不同层次之间，同一层次不同方面之间的现象或关系互为条件，互相制约而形成合力。例如，在既定的社会形态中，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作用和反作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作用和反作用这样的关系体系等等。在已形成的经济结构中，个人没有选择的机会，个人的行为受结构的制约。马克思是在重视整体运行规律研究的前提下开展对个体行为的研究。他的这种方法有助于立体地再现整个社会经济的内在联系，说明整体运动的层次性和有序性。

    第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注重实证与规范的结合。在分析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时，对“工作日”这个概念的逻辑分析之占中译文的5页。而为了列举事实和文献，实证地讨论资本家延长工作日的具体行为以及资产阶级国家相应立法是什么等等，其中译文的篇幅长达73页。而后对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两的理论概括又只有10页。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除了具有实证分析，在规范分析上的特征几乎没有争议，这里不再赘述。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分析框架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不仅仅研究制度，但是其主要的分析框架却与制度分析密不可分。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通常将制度变迁的框架概括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这仅仅是结构性的框架，看不到人类行为选择，看不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这仅仅是哲学上的框架，显然不够具体；这也仅仅是长时段的结构性分析框架，适合说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对短期过程分析缺乏有效的工具。张宇提出的三个理论模型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他提出分析框架有三个实质相同但形势和侧重点各异的理论模型组成，这三个理论模型分别是制度结构模型、制度选择模型、制度理性模型[10]。

制度结构模型是整个理论框架的基础，它体现出了社会制度变迁的客观历史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区别不在于要不要对个体的动机和行为进行分析，而是在于前者认为，人是具体的、历史的、以社会整体结构的制约为前提的，而后者则把抽象的孤立的人当作了制度选择的出发点，把社会制度的变迁当作了理性的个体之间相互博弈和自由契约的产物。

制度选择则是制度结构的表现，没有制度选择的制度理论必然会导致机械决定论和宿命论。虽然马克思曾说过“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但是这一观点并没有在马克思主义的制度理论中得到充分体现，人的行为和选择是一个长期被忽略的问题，社会制度的变化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经常被看成了一个纯粹自然和客观的过程。克服这种机械唯物主义缺陷的关键，是要把个人的行为与社会结构的制约结合起来，社会并不是完全地立于个人而存在的空壳，社会结构对于他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即后者的中介，又是其结果。相对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而是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人们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创造历史，在一定制度中选择制度，在改造环境中改造自身，这就是自度变迁的实质。

制度理性模型目的是为制度的选择提供理性依据。如果说前两个理论模型时实证的，他们描述了关于制度演进的客观过程，那么后一个模型则可以说是规范的，它要对制度的优劣和制度干预的标准与途径进行分析和判断，需要回答的问题包括：什么样的制度是好制度，合理的制度？为什么要对制度的演化过程进行社会干预？制度干预的条件和途径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认为一方面，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一个社会纪实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即逃不脱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另一方面，社会是可以认识的，也是可以被改造的，改造社会正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所在。马克思纪实演进主义者，又是构造主义者，演进性与构造性之间的矛盾是通过引入社会实践这一范畴得以解决的。他们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主观与客观、目的性与规律性的统一，这种主观和客观、目的性和规律性的统一就是社会实践。

以上三个理论模型各有侧重，相互补充，他们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社会结构的分析是制度分析的前提，没有结构的分析社会选择就失去了客观的基础；社会选择的分析是实践观点的具体体现，没有社会选择理论，制度的分析就会变成机械决定论和宿命论；社会理性分析是理论的归宿，认识社会的目的是改造社会。三个模型的统一，完整地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制度变迁的实质和精髓。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的经济学范式的联姻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导着中国经济学范式变革

马克思的经济学按照其制度分析框架区别于新古典范式，具有演化经济学的研究传统。马克思的利益关系和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自不待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明确主张方法论的整体主义，反对新古典范式的个人主义，在方法论上显示出了与演化经济学共同的特征。马克思对技术和经济动态的强调而言，无疑也是具有与演化经济学相似的研究传统。在一些西方异端经济学中的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流派中发现马克思的深刻影响是不足为奇的。比如熊彼特的技术竞争理论就是对马克思理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马克思对演化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创造性综合最大的贡献是在科学哲学方面。马克思是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的先驱，正如坎特指出的，我们现在可以自信地确认马克思在思想史上的巨大革命：马克思绝对是第一位实在论科学哲学家,他是具备了全部原创性的一位先驱。演化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创造性综合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的指导。这种传统的创造性综合是中国的经济学革命[11]。演化经济学研究传统的中国综合就是以新事象（novelty）和人文关怀为纲领对西方异端经济学各流派进行杂交性的综合。按照中国科学思维模式对演化经济学研究传统进行创造性综合就会产生一种新的经济学，而这种新的经济学是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的。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演化的特征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演化的特征，发掘这一特征，使之与中国的历史文化、实际情况相融合，我们会发现利用“苏联”范式和新古典范式不能解释的经济奇迹可以得到很好的说明。说到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正确的方向，它深刻的演化内涵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和生命力。以下结合中国经验作一点说明。

第一，不确定性与“摸着石头过河”这种隐喻不但反映出中国改革者面对改革结果的不确定性对自身有限理性和根本的无知最为清醒的认识，而且也反映出他们不畏艰难这种创造性选择的企业家精神。汪丁丁从沙克尔的激进主观主义出发对“摸着石头过河”进行了诠释：只有进入未知世界才能创造已知世界，但你不知道应当往哪儿迈才是理性的。这种诠释本质上是中国式的中国思想家相信现实中存在着一种根本的不完全性与不确定性。这种根本的不完全性与不确定性其实是其自由创造的必要条件，实在之不确定的与不准确的，模糊的与含混的方面属于在其创造自由之真正可能性中的生命。

第二，直觉、实践智慧与回溯法原理。当踏入未知世界的时候，既然没有理性可以依靠，只能凭直觉和实践智慧的指引，“摸着石头过河”就是邓小平对这种决策原则的形象概括。正如赖纳特所指出的，企业的决策大多数是在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做出的。这正是基于商业学校中所谓“经营中的直觉和本能上的感觉”。早期的政治家似乎也是按照类似的方式而工作的正是在这种直觉和实践智慧的指引下。在没有完全理解经济政策所涉及的各种要素的情况下，东亚“四小龙”和我国的经济改革由于实施好的经济政策而产生了“经济奇迹”，但俄罗斯的转型和拉美国家却因为主流经济学“理论深厚”的经济政策而陷入困境。皮尔斯把他的学说叫做实用主义,可是他的意思只是指科学研究的方法。无疑，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也是一种实用的科学方法，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为之提供了经验基础。

第三，个体群思维与人类创造力原理。试验与创新是中国经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正如陈平指出的，中国的改革一直遵循着试验的方法,这包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部门种种渐进的和多样化的制度改革等。在改革初期，政府领导人，包括激进的改革派，对于上述试验“乡镇企业的”、“非法竞争”和经济特区的许多非正统改革措施等都是持怀疑态度的。但是，他们并没有急于下结论，没有压制这些“非法的”改革实践；相反，他们让时间去做检验和判断，这种对异端的容忍抚育了制度建设的创新。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经济行为者被假定为是同质的和理性最优的。因此，它排除了多样性、变异和人类的创造性活动。中国改革的成功就在于其潜意识地或不自觉地对个体群思维和人类创造力原理的应用，充分发挥个体和地方的积极性，允许多样化的制度试验，实际上就暗含着对个体特异性与创造性的朦胧意识。

四、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