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民权、民生”——在看完总理答记者问之后，这三个词语突然闪现在我的脑海之中。
“民族、民权、民生”——不仅是国人在屈辱的近现代史上为之而奋斗的目标，而且即使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它们也有现实意义。口号虽依旧，实质却不同。区别在于它们虽由中国资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人提出，但却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所实施和超越；区别还在于随着时代的不同，其内在含义发生了演变。
（一）“民族、民权、民生”的提出与实施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独立、民主和富强是社会发展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摒弃了农民阶级的农业社会主义和皇权主义，逾越了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君主立宪的藩篱，认真吸取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制订出建立共和制的民主革命的纲领和方案，就是实行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亦称“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有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之分。然而，无论是新旧三民主义，都含有非常鲜明的革命气息。遗憾的是，中国国民党由于自身的缺陷和不足，其革命党的本质发生质变，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外国殖民势力利益的代言人。其遗留下来的民族、民权、民生任务，只能由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完成。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完成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双重任务。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近三十年的共同努力，中国于1949年10月终于实现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从而掀开了洗刷屈辱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第一页。不过，民族虽解放、国家虽独立，民权和民生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这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尚未解决、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必须面临和解决的迫切问题。在党的几代中央集体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又经过两个三十年的艰苦奋斗，初步解决了民权和民生问题。
时代在发展，“民族、民权、民生”问题也在演绎。二十一世纪的当代中国，成就虽巨大，忧患亦长存。中国要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仍不容回避演绎着的民族、民权和民生问题。
（二）“民族、民权、民生”内涵的演变
孙中山先生于二十世纪初最早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概念。在他看来，民族主义就是要求中国民族解放，各民族平等，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民权主义就是要求主权在民，建立法制国家，人民拥有政权，政府只拥有治权，实行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分立；民生主义就是要求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节制资本。这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理念即旧三民主义的原初表述。随着当时中国革命形势的变化以及中国国民党性质的变化，“三民主义”的内涵也随之发展或变化，乃至最终失去和背离了孙中山先生革命理念之实质。
中国共产党的理想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它的领导之下，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新中国。而新中国要超越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实现民族复兴，必须要完成前人未竟之事业，方可能达成既定之目标。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必须肩负着完成资产阶级所未完成之使命。首先，民族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长期斗争下，中国实现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但是，由于国内外势力的干扰，中国的民族问题尚未得以完全解决。在当代中国，民族问题主要存在两个方面：其一，民族团结问题。如新疆、西藏地区的极少数极端分子和敌对势力试图制造分裂气氛，破坏民族大团结。其二，国家统一问题。台湾尚未回归，两岸敌对仍未结束，分裂活动尘嚣日上，国家完全统一尚无定期。其次，民权问题。民权问题是社会主义的核心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民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主张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等目标。这为中国人民勾勒出了一幅美好的民权图景。然而，图景虽好，实现犹难。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仍显滞后，中国人民的民主政治权利仍未得到充分体现，政府及其官员以权代民、以权代法等不民主、不合法的现象时有发生等等。在当代中国，解决民权问题需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如何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步伐，如何充分保障人民民主政治权利、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如何建设高效、廉洁、透明的服务型政府等等。第三，民生问题。民生问题关乎人们的切身利益。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收入大幅增长，生活水平极大改善，物质文化需求得以极大满足。这些充分表明中国的民生问题得以有效缓解。但是，旧问题尚未完全消除，新问题已然显露踪影。如居民收入差距急剧拉大，城乡、区域发展明显不平衡，教育、文化、体育、卫生事业发展相对滞后，社会保障水平亟待加强等等。而要解决上述涉及民生的问题，关键点在于实现社会普遍意义上的公平和公正。
总之，“民族、民权、民生”这一贯穿中国近现代史的话题，也必须为当代国人所正视。在很大程度上，民族、民权、民生问题已成为影响中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成功与否的重要课题。借用中山先生的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想这也当成为今日国人的共勉之语吧！
“民族、民权、民生”——不仅是国人在屈辱的近现代史上为之而奋斗的目标，而且即使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它们也有现实意义。口号虽依旧，实质却不同。区别在于它们虽由中国资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人提出，但却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所实施和超越；区别还在于随着时代的不同，其内在含义发生了演变。
（一）“民族、民权、民生”的提出与实施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独立、民主和富强是社会发展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摒弃了农民阶级的农业社会主义和皇权主义，逾越了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君主立宪的藩篱，认真吸取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制订出建立共和制的民主革命的纲领和方案，就是实行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亦称“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有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之分。然而，无论是新旧三民主义，都含有非常鲜明的革命气息。遗憾的是，中国国民党由于自身的缺陷和不足，其革命党的本质发生质变，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外国殖民势力利益的代言人。其遗留下来的民族、民权、民生任务，只能由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完成。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完成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双重任务。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近三十年的共同努力，中国于1949年10月终于实现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从而掀开了洗刷屈辱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第一页。不过，民族虽解放、国家虽独立，民权和民生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这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尚未解决、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必须面临和解决的迫切问题。在党的几代中央集体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又经过两个三十年的艰苦奋斗，初步解决了民权和民生问题。
时代在发展，“民族、民权、民生”问题也在演绎。二十一世纪的当代中国，成就虽巨大，忧患亦长存。中国要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仍不容回避演绎着的民族、民权和民生问题。
（二）“民族、民权、民生”内涵的演变
孙中山先生于二十世纪初最早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概念。在他看来，民族主义就是要求中国民族解放，各民族平等，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民权主义就是要求主权在民，建立法制国家，人民拥有政权，政府只拥有治权，实行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分立；民生主义就是要求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节制资本。这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理念即旧三民主义的原初表述。随着当时中国革命形势的变化以及中国国民党性质的变化，“三民主义”的内涵也随之发展或变化，乃至最终失去和背离了孙中山先生革命理念之实质。
中国共产党的理想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它的领导之下，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新中国。而新中国要超越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实现民族复兴，必须要完成前人未竟之事业，方可能达成既定之目标。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必须肩负着完成资产阶级所未完成之使命。首先，民族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长期斗争下，中国实现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但是，由于国内外势力的干扰，中国的民族问题尚未得以完全解决。在当代中国，民族问题主要存在两个方面：其一，民族团结问题。如新疆、西藏地区的极少数极端分子和敌对势力试图制造分裂气氛，破坏民族大团结。其二，国家统一问题。台湾尚未回归，两岸敌对仍未结束，分裂活动尘嚣日上，国家完全统一尚无定期。其次，民权问题。民权问题是社会主义的核心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民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主张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等目标。这为中国人民勾勒出了一幅美好的民权图景。然而，图景虽好，实现犹难。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仍显滞后，中国人民的民主政治权利仍未得到充分体现，政府及其官员以权代民、以权代法等不民主、不合法的现象时有发生等等。在当代中国，解决民权问题需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如何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步伐，如何充分保障人民民主政治权利、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如何建设高效、廉洁、透明的服务型政府等等。第三，民生问题。民生问题关乎人们的切身利益。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收入大幅增长，生活水平极大改善，物质文化需求得以极大满足。这些充分表明中国的民生问题得以有效缓解。但是，旧问题尚未完全消除，新问题已然显露踪影。如居民收入差距急剧拉大，城乡、区域发展明显不平衡，教育、文化、体育、卫生事业发展相对滞后，社会保障水平亟待加强等等。而要解决上述涉及民生的问题，关键点在于实现社会普遍意义上的公平和公正。
总之，“民族、民权、民生”这一贯穿中国近现代史的话题，也必须为当代国人所正视。在很大程度上，民族、民权、民生问题已成为影响中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成功与否的重要课题。借用中山先生的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想这也当成为今日国人的共勉之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