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提出史家必须兼 “史学”、“史才”、“史识”三长。（《旧唐书·列传第五十二》）到了清代，章学诚在此基础之上又增加了“史德”两个字（《文史通义·史德》），这都是常 识了。所谓史才，即编撰史书的才力，简而言之，就是史家的文笔；史学，历史知识；史识，对于历史的看法观点，是研究主体面对研究对象时一种特具的历史眼 光，是对历史的洞察力和判断力。至于史德，当然指的是史家的心术，即史家秉笔直书的胆识和修养。

    刘知己尤其看重“史识”。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举一个小说的例子略做说明。《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曹操煮酒论英雄”，曹操对“四世三公”的袁绍有一个经 典的评论：色厉胆薄，好谋无断。这个评语可谓精辟之至。历史上的袁绍正是因为优柔寡断，始终在各种不同意见中徘徊，而拿不定一个正确的主张，才在官渡之战 中败给曹操的。可以这么说，知识和判断是两回事，获取知识和对事物进行判断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有了知识，还要会判断。毛泽东曾经尖锐地指出知识分子的 一个“劣根性”，那就是“优柔寡断”。诚哉斯言！一个“断”字，可谓一字千均。

    对历史的洞察力和判断力既是一种天分，很大程度上也由于史家在现实生活中的历练。一个史家如果亲身参与实际的生活斗争，有了现实的经验，对历史的理解就深 刻了。所以司马迁二十岁时游历全国，探询史迹。后来遭受的政治迫害更使司马迁认识到统治者的残暴和政治的残酷，《史记》中的民主意识也与此不无关系。比方 王夫之在衡山发动过抗清起义，后又投到桂王的小朝廷。王夫之在这几年里扩大了眼界，结识了一些重要人物，也得到了长足的锻炼。王夫之的《读通鉴论》里边所 以有不少的真知灼见（陈寅恪、唐长孺的有些观点实际上受《读通鉴论》的启发），就和他本人的生活经历有关。

    近代以来的史学研究，一般分为史料派和史观派。王学典先生《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2004年1期）一文对史料派和史观派作了描述。不过我 觉得，把史学研究分为史料派和史观派，实际上还是遵循西方的眼光，把研究强分为材料与理论，实际上不完全符合中国史学研究的实际。王文认为：“1，在史学 与时代的关系问题上，史观派主张尽可能地撤除学术与时代、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藩篱，力倡史学向政治靠拢；而史料考订派则坚执‘为真理而求真理’的为学理念。 2，在理论与材料的关系问题上，史观派强调理论的先决地位，尤其将史观置于治学的初始环节上，甚至认为‘没有理论，材料等于废物’，考订派则强调‘拿证据 来’，‘一分材料出一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3，在宏观与微观的关系问题上，史观派一直致力于研究社会的大变动、历史的大关节和时代的大转折，而 这些大变动、大关节和大转折的叠合，则是社会形态的更替，而在考订派那里，一个字的古义的辨识与天文学上发现一颗恒星有同等价值，他们主张小题大做，选题 越小越好、越冷偏越好，走向极端者则沉醉于对历史的细枝末节的追逐之中而不能自拔。4，在普及与专精、著史与考史的关系问题上，史观派注重通史的写作与著 述，特别关心历史读物对青年知识分子的影响，走的基本上是一种‘史纂’的路子；考订派走的则基本上是一种学院派“史考”的路子。”这种区分其实显得既生硬 又模糊，而且褒贬严重，还有自相矛盾之处。史观派注重宏观，史料派小题大做算不算宏观研究？至于对真理的追求，谁也不会自我标榜不追求真理。关键是，强分 出一个史观派和史料派的对立，是对史料派的贬斥，也是对理论的贬斥，给人的印象是史观派从理论出发，编排材料。事实上，任何成功的研究都不可能从理论出 发，编排材料。同样，任何史学研究也不能停留在材料上，这实际是当代人的共识。

    把史学研究分为史料派和史观派，有许多学者无法分类。梁启超、翦伯赞、范文澜、郭沫若、吕振羽、侯外庐是史观派，这没有疑问。胡适是史观派，顾颉刚继承了 胡适的史观，怎么成了史料派？陈垣和吕思勉是史料派还情有可原，陈寅恪、钱穆成了史料派实在牵强附会。钱穆认为：“略论中国近世史学，可分三派述之。一曰 传统派，(亦可谓‘记诵派’。)二曰革新派，(亦可谓‘宣传派’。)三曰科学派。(亦可谓‘考订派’。)”（《国史大纲·引论》P3商务印书馆1996年 6月）

    我觉得，如果从传统的史学理论出发，也许可以有更恰当的分类方法。即以刘知己和章学诚的史学理论而言，史德和史才不太好作为分类的依据，用史识和史学来分 类，有十分方便之处。实际上，近代以来，不管史家如何受西方理论的影响，传统的思维方式仍然占据主导的地位。因此，我觉得，与其把近代以来的史学研究分为 史料派和史观派，不如分为描述派与问题派。

    史学家各有偏长，这是没有疑问的。有的偏向于史学，就是描述派。有的偏向于史识，就是问题派。这和理论的关系并不大，也就是说，理论在这种分类法中不再占 有中心的地位。这样分类不再有褒贬分明的意气之争，也不再有摸棱两可的史家无所适从，也不再有张冠李戴自相矛盾的现象。这种分类完全按史家的侧重点而言， 是传统史学理论的现代应用。

    描述派名士风度，“为历史而历史”，史料不分大小，一切以还原历史本来面目为目的。至于这种还原与现实有什么联系，所做的工作在现实中有什么作用，描述派 不与考虑。而问题派则关注现实，真正服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准则，从当代出发，为了解决当代的现实问题而向古代寻求答案。问题派的研究以问题为中 心，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是研究的关键环节，史料也就与问题的关联程度分为三六九等。

    从这样的角度，陈寅恪、钱穆之不属于史料派，而是问题派，就很显然了。因为陈寅恪、钱穆的研究都是关心现实，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都有现实关怀，以问题为中心 的。可以这么说，近代以来的问题派史家都毕生面对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中国文化如何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陈寅恪、钱穆坚持本位文化立场，他们的历史研 究正渗透着现实的关怀。钱穆自己也说：“为余治史之发踪指示者，则皆当前维新派之意见。”（《国史新论·再版序》P1三联书店2001年6月）

    史家的史识就正体现在这儿。让我们看一看历史上的各个时代。

    先秦由于其特定的政治格局：权力中心消失，诸侯割据，长期战争，从而丧失了对思想进行压制的政治条件，以至于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思想景观。以“从周”相标榜 的孔子树立正统意识，然而孔子的学说却受到春秋战国时代各家学说的批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 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对孔子的学说表示轻蔑。老子还对孔子提倡的仁、义等伦理道德进行抨击，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老子·十八章》） 而稍后于孔子的墨翟也攻击说：“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墨子·非儒》）至于庄子、商鞅、韩非无不极力反对孔子学说。诸子之间也互相攻讦。孟子就曾 猛烈抨击墨家与杨朱学说。在种种学术驳辩的背后，我们却看到一个个鲜明个性的学者形象，这种独立性、不盲从、不趋众正是先秦学者的重要标志。

    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在撰写先秦、秦汉这一段历史时，面对的是一段个性纷呈，人物性格异常鲜明的历史。有宣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草莽英雄（《史记·陈涉世 家》），有感叹“大丈夫当如此乎”的野心家（《史记·高祖本纪》），有“其术长权变”的苏秦、张仪（《史记·苏秦列传》），更有“不欺其志，名垂后世”的 侠士刺客（《史记·刺客列传》）……而司马迁可资借鉴的典籍又是什幺呢？编年体史书《左传》，国别体史书《国语》，历史散文集《尚书》，当然还有《春 秋》、《战国策》、《世本》以及其它的史料。总的说来，这些史书都不是“纪传体”。司马迁正是由于抓住了这段历史时期人物个性凸现的特点，才创造了纪传体 这种以人物为中心的史书体裁。

    春秋战国大约经过了五百多年的分裂战乱。时至战国后期，统一大业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大潮。秦顺应这一时代的要求，用武力剪灭了山东六国，并且实行了中央 集权制，以郡县制代替了过去的分封制，从政治上实现了统一。文化上尊崇法家，以“焚书坑儒”打击儒家。汉初吸取秦代的经验教训，政治上承秦制，文化上废除 法家的统治地位，代之以道家，主张清静无为。但这一策略只符合战后一时的需要，并不是长治久安之术。自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经过 两次官方召集的大规模经学会议（石渠阁会议和白虎观会议），儒家学说终于被提升到“国宪”的地位。

    汉武帝时期显然也是一个社会的转型期。

    汉代在政治上继续中央集权，思想上从多元定于一尊，意识形态上国家意识开始压倒个人意识，一切以国家利益为上。在历史的舞台上，一个个活跃的代表的已不再 是个人，而是国家。个性鲜明的人物依然存在，如游侠郭解。郭解其为人，“天下贤与不贤，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于是“上闻，乃下吏捕 解。”（《史记·游侠列传》）郭解的死亡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而同时代的代表国家利益的边将李广，也因为个性太鲜明而“李广难封”，终于自杀。如果说郭 解的被杀是因为“侠以武犯禁”，扰乱了社会秩序，那么李广对汉王朝贡献巨大，却为什么屡不受重用呢？文帝有一番话颇能说明其中奥妙：“惜乎，子不遇时！如 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史记·李广列传》）这是因为汉代是统一的农业大国，像程不识这样治军严谨，刁斗分明的将军才是汉武所喜者。这样的将 领易于控制。而李广这样英雄气概太浓，颇有“自由”气息的将领则不被重用，屈居于卫青、霍去病之下。

    尽管《汉书》与《后汉书》的体例仍是纪传体，而其中的中心人物则有了性质上的变化。英雄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司马迁所激赏的相对自由的环境，以及个性发扬的 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时的英雄是代表国家利益的英雄。有立功异域的傅介子（《汉书·傅介子传》），有为了国家利益与朝廷反复论争的赵充国（《汉书·赵 充国传》），还有不辱使命，富有民族气节，在异域十九年，“及还，须发尽白”的苏武（《汉书·李广苏建列传》），至于投笔从戎、英勇善断的班超（《后汉书 ·班超传》），以“马革裹尸还”为志向、精忠报国的马援（《后汉书·马援传》），无不如此。

    后世的学者常抨击班固对《史记》的态度：对司马迁的思想有微辞，把一些描写性的句子删掉，把陈涉、项羽的地位降低等等，殊不知这是时代使然。在汉代大一统 的背景下，显露个性是不合时宜的，东汉后期就连李膺、范滂，亦被禁锢（《汉书·党锢列传》）。而《党锢列传》又是《后汉书》最精彩的篇章之一。

    东汉后期，大地主与大儒合二为一。他们宗族势力强大，土地与部众甚多，称霸一方，他们世代高官厚禄，还垄断舆论以保障自己的子弟沿察举、征辟的道路进入官场。他们以某种儒家经典作为自己的家学， 广收门徒，借以扩大和加强自己的社会影响，他们还拥有私人武装。

    黄巾起义打击了世家大族，并未能从根本上动摇它。曹丕即位，出于政治上拉拢世家大族的需要，实行九品中正制，世家大族又死灰复燃，重新兴旺发达起来，并且 更加强大了。所谓九品中正制，即朝廷在州郡设置中正，负责将当地人物评为上上到下下九品，然后由中央政府根据品第的高低授予相应的官职。随着中正职位被世 家大族所控制，渐渐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士族制度就正式形成了。

    在皇权政法格局下，从理论上而言，不但宗族力量受皇权控制，而且一切其它社会力量都受皇权控制，不可能与皇权平行，更不可能超越皇权。东汉至西晋，尽管有 多次皇权旁落的时候，但那只是短期的皇权内部的权力转移，皇权的名义与实质都不可动摇。东晋以后，琅琊王氏辅佐司马氏在江左立国，有“王与马共天下”之 说，这时，门阀士族势力得以平行或超越于皇权，从名义上与实质上都发生了历史上未有过的变化。

    由于玄学是一种以道家哲学为主休，综兼儒、道、阴阳、兵、法、名等各家的学说，因此魏晋可谓第二次百家争鸣的时代。思想政治的相对自由，道家无为无不为的 思想熏染，使魏晋呈现出类似于先秦的丰富多彩的个性纷呈的景象。魏晋时期，士人的自我意识是明确的，而且偏重于性情之一面，尽管也不乏理智的一面。而这种 一定程度上的“个性解放”，恰恰和门阀制度有直接联系。正是门阀制度保障了士人一定程度的思想与行为的自由。门阀制度本身是以皇权的一种分割，门阀观念， 尤其是旧门阀清贵的观念是对皇权神圣观念的一种反叛。不仅仅如此，由门第所带来的贵族感还可以激励士人不甘平庸，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对士人的独立人格的 形成，是有积极作用的。

    一方面是皇权、家族的约束，一方面却是个性的解放，这就是魏晋的特点。这一段历史的中心则是家族的兴衰。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新的时代，日本历史学家内藤湖南 所谓的贵族时代（《中国史通论》上P3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1月）。但陈寅恪的描述显然更精确，那就是魏晋南北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都是以 家族为中心，这正是这个时代的特点！他的作品真正涉及魏晋南北朝的其实并不多，但他的相关著作由于抓住了这个中心从而开创了魏晋南北朝研究的新时代。唐长 孺也正是由于继承了这一视角，得以成就了他的名山事业。

    而汉以后的史学著作由于没能把握住时代特点，因而良莠不齐，晋书、南北史虽然在列传中进行了给家族写合传的尝试，也不能改变纪传体已不完全适合描述魏晋历 史的情况。至于新旧唐书以下，则更无足观焉。刘知几极力反对文人修史，认为文人修史，流于浮夸，因而认为文人不宜修史。（《史通·核才》）刘知己批评当时 的史书浮词累句、奇偶相配，以为“置于文章则可，施于简册则否。”（《史通·叙事》）章学诚也继承了刘知己的看法，区分“文人之文”与“著述之文”。 （《文史通义·答问》）章学诚想寻找史书为什么质量下降的原因，这其实主要涉及史识的问题。（《文史通义·申郑》）

    田余庆先生说：“陈寅恪按照他自己的家世背景、学术素养从事研究，达到了一个真正的高峰。”“他重视以不同的种族、家族、地域、文化为背景的社会集团的活 动，从中发现历史的联系和推移，并以之解释各种纷繁的历史现象。”（《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过去和现在》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编《魏晋南北朝史研究》，P1 -6，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3月）十分精辟。一方面，家族在魏晋南北朝历史中的中心地位是个历史事实，另一方面，文化在魏晋南北朝历史中如何 传承也和陈寅恪所在的现实相关，即和陈寅恪关心的文化的传承相关。可以说，这个问题的产生正在于现实，即陈寅恪时刻不忘的中国文化如何避免衰亡的命运。当 然，田余庆先生说陈寅恪“重视以不同的种族、家族、地域、文化为背景的社会集团的活动”，还是一种当时流行的眼光来看陈寅恪，应该说这种说法并不精确。事 实上，在陈寅恪的著作中，“种族、家族、地域、文化”并不仅仅是背景，而占据中心的地位，这其中尤其以家族为中心地位，其他才是背景。

    唐代门阀制度仍有很大影响。有所谓山东诸姓，关陇世族，江左冠缨之说，唐太宗并编定世族家谱，划分高低。贞观六年，唐太宗下令吏部尚书高士廉刊正姓氏，九 年以后，《氏族志》初步编成，经唐太宗干预，以关陇新门阀为首，新旧门阀结合的门阀体系再次形成。武则天即位，重视科举，用人不避寒微，是对门阀制度的一 次决定性的打击。从中唐以后，门阀制度衰微，而且再也没有恢复元气。到宋代，门阀制度就基本上不存在了。

    宋代用完备的科举扫除了门阀制残余。公元961年，又有“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宋代兵制，有所谓更戊法。即禁兵不长驻某地，两年一轮换，又将官提升时，调 离原来队伍，将官也不固定，进一步削弱了武官的兵权。又科举对各个阶层的文人广泛开放，只要文章合格，不分门第、籍贯，都可录取。宋太祖取士较严，宋太宗 时，一科进士多到三、四百人，诸科多到七、八百人。宋代重文轻武于是有了现实的基础。文人考试得中，除了取得政权、财权，甚至于以前无缘染指的兵权现在也 可以轻易得到。因此埋头书卷，争取得官，老死不止。

    那么，宋以后的历史又以什么为其中心特征呢？内藤湖南对此有十分精辟的论述。他认为，中国唐末与北宋之交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根本的变化。最典型 的就是宋以后君主和平民的权力上升，贵族的权力下降。（《中国史通论》上P323-32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1月）这就是内藤湖南著名的“唐宋 变革论”。但是内藤湖南仍然没有进一步告诉我们宋以后中国历史的中心特征是什么。

    正是在这儿，体现了钱穆卓越的史识。钱穆在内藤湖南的基础上指出，宋及其以后的中国社会，是一个科举的社会（《国史新论·中国社会演变》P31三联书店2001年6月）。

    关于宋以后是一个科举的社会，即宋以后科举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中所占的中心地位，除了钱穆有初步的论述外（黄仁宇关于明代财经的相关论述堪称经典），国内外学术界对此其实是认识不够的。由于这个问题太复杂，本人无力承担这样的话题，这里只想谈点题外话。

    鲁迅说过，读书要读野史。根据我读书的经验，宋以后的史书，对于我们认识那一段历史的本质，在某种程度上还确实不如野史小说来得准确。我常常觉得，《水 浒》、《红楼》、《儒林外史》、《聊斋志异》其实包含了宋以后社会的真正秘密。从这一点看，文人（小说家）往往比反对文人修史的史家具有更高明的眼光和更 深刻的洞察。作为史家，其实更应该学习文人对现实的洞察。我们应该明白，保持对现实社会的了解确实是洞察历史的前提和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