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兴亚教授谈“刘石增现象”
河南大学新闻传播专业硕士研究生 孟玉静
最近，在《东方今报》上发表了关于河南许昌59岁农民刘石增与《资本论》的文章，包括新华网、新浪网、中国新闻网等在内的多家媒体多所转载，引起了一定反响。为此我采访了其中涉及到的河南大学经济学院原院长、国内著名《资本论》研究专家许兴亚教授，请他谈谈有关的情况以及他的看法。
若干事实，需作澄清
孟玉静（以下简称孟）：最近，在有些媒体和网络上报道和转载了襄城县农民刘石增和《资本论》的事。您作为其中所涉及的当事人之一，能否谈谈对这一事件的看法？
许兴亚（以下简称许）：网上和报上的报道我已经看到了。刘石增同志的事迹基本是属实的，也确实很令人感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媒体（最早是平顶山网站）首先应该说是做了一件好事。
孟：您说“基本是属实的”，这是否意味着其中有些地方与事实有出入？
许：这首先是指在涉及河南大学的地方，有些事实需要稍微作些澄清。具体是：
首先，1984年（或1985年）我与刘石增（他当时的名字是刘实增，而不是现在的刘石增）最初认识的时候，还不是河南大学的“教授”，并且也不好说因为看到刘石増同志的成果而感到“非常震惊”。
因为当时在全国各地通过自学而取得某些成就的实例并不少。而且在我所接触到的河南省自学和研究《资本论》的工人和农民朋友中，刘也已经不是第一人。我只是对他的精神很感动，也很敬佩，特别是觉得他对《资本论》研究的热情和执著精神很可贵，所以希望能够对他有所支持和帮助。
其次是我也并没有“当即将刘石增引荐给了河南大学原校长”。因为其中所提到的周守正教授是我的恩师，但他并没有做过河南大学的校长；而且我也并没有“当即”就将刘石增同志引荐给周先生。至于说“河南大学曾决定破例招收刘为硕士研究生”，这也许是他的一种误解。如果对此不多少做些澄清的话，读者难免会对我校的研究生招生工作产生疑问、甚至非议的。
孟：那么，事实是怎么一回事？
许：事实是：如果这篇报道中所提到的刘石增与我初次见面的时间是正确的的话，那么我请他到河南大学来的那一年，应是1985年以后的事了。1985年5月，河南大学成立了经济研究所。周先生任所长，我任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所长，这时我才有机会向先生和所内其他同志介绍了刘石增同志的情况，希望利用经济研究所这个机构给刘石增同志提供点帮助。
我当时想到的办法有两条：一是希望研究所同意他到这里来免费进修研究生的课程，以便为他的研究工作进一步奠定一些必要的基础，同时提供一些好一点的工作条件。二是希望能以研究所的名义打报告，报请学校批准，聘他到研究所资料室或办公室做个临时性的工作，以便解决他的生活问题。为此，经济研究所专门为他举行了一次见面会，周老师和所里的全体老师都参加了，算是研究所对他的考核。但结果却不够理想，所以这件事就算搁浅了。
孟：那么，“1991年，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周守正主编的《〈资本论〉和社会主义经济》一书收录了刘石增撰写的《对马克思有关再生产基本原理的探讨》一文”的情况呢？
许：这件事属实。因为这本书是由我作为副主编而协助周老师主编的。这也算是我利用了一点“职权之便”吧。该书1992年还获得了全国出版系统的优秀图书奖。不过，至于说这就意味着“有关专家学者对其研究成果的高度认可和肯定”，一方面，“专家学者”这个“头衔”，我本人实不敢当；另一方面，“高度”这个说法，我觉得也有点实在难以把握。甚至也可以说有些过头了。
“刘石增现象”：敬佩和感动中也有苦涩
孟：能否进一步谈谈您对整个事件的看法？
许：整个来说我觉得：刘的“事迹”既有令人敬佩和感动的一面，也有令人感到比较棘手、苦涩和无奈的一面。
值得肯定的一面是他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热爱和执著。不仅是刘石增同志本人，还有我所接触到的其他几位来自农村和基层的《资本论》的自学和研究者，他们共同的艰苦奋斗的精神都是非常令人敬佩和值得赞扬的。而且有几人也有着与刘石增差不多的、甚至更加坎坷的经历。
例如河南省孟县（现在称孟州市）的郭兴邦同志，河南省温县城关的退休乡村教师许洪筹同志等。前者曾出席过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的学术讨论会，并聆听过于光远老前辈和西北大学的何练成前辈的教诲，后来还出版了自己的书，并给我送来了十几本，让我转赠给其他同志。1985年以前，我在《河南大学学报》工作时，也曾试图帮他在学报上发表文章。后者是在身患癌症做过手术后，继续业余从事这方面的理论研究的。他也曾自费在香港出版过自己的著作（《生产方式论》）。大约是在1999年前后，许洪筹老师在给我送来这本书的同时，也给我送来了他的第二本书稿《凭证论》。
其他的同志，也还有几位。
这些同志的情况虽各有不同，但他们共同的特点之一，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和《资本论》，以及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热爱和执著。尤其是这些同志都是在身处十分艰难的环境下，在生活上做出巨大牺牲的情况下来坚持他们的研究和信仰的。单就这一点来说，就不能不令人为之感动和动容。特点之二则是在他们各自所进行的研究中，确实也都不同程度地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中也都多少具有一些他们自己的带有闪光点性质的学术思想或见解。所以，单从这两个方面看，我认为这都是值得肯定的，并且也是令人感动和敬佩的。同时，这与我国思想界、理论界和学术界一些号称“专家学者”和“经济学家”的人相比，也形成鲜明的对照。
孟：为什么说与这些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许：因为在这些“专家学者”中，有很多人，尽管享受着党、国家和人民给他们提供的相对优厚的待遇和比这些同志优越得多的研究条件，但他们却早已背离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他们不仅不去努力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反而一头扎倒在资产阶级的怀抱中，一味地向马克思主义开刀，“鄙薄马克思主义，以为不足道”。其中有些人，虽然也自称“学习过”马克思的《资本论》，但其真实性其实是值得怀疑的；或者至多也只是停留在道听途说和浮光掠影式的一知半解上。另外有些人，则从骨子里就站在反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立场上，也就是站在反共和反人民的立场上。党、国家和人民养育了他们，他们却连起码的知恩图报也没有。所以，他们与这些工人和农民兄弟相比，无论是在政治觉悟上，还是在人品、人格上，简直都有着天壤之别。
所以，我经常引用马克思的一段话：
“《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被认为是德国世袭财产的卓越的理论思维能力，已在德国的所谓有教养的阶级中完全消失了，但在德国工人阶级中复活了。”
同时，这也使我时时想起毛主席的那句话：
“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
孟：所以，您认为……？
许：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社会有必要给这些同志提供必要的关心和支持。我这里所说的“社会”首先应当是指这些同志所在的社区，以及党和政府的有关部门和单位。有关方面不应当对此不闻不问，把这仅仅看作是这些同志个人的事情。也不应当单靠他们自己的孤身奋斗，或请求“专家学者”的支援。而最好是由当地的党、群组织，乃至政府，来予以适当的关心和帮助。更不应歧视他们，认为他们是什么“神经病”。
所谓在全社会造成尊重人才、尊重科学的风气，我觉得也包括了对这个特殊群体的关心和尊重。而且事实上，这个群体的人数并不多；关心和帮助也有多种方式，其中也包括适当的引导，并不一定意味着把他们“包起来”，或者一定要把他们捧作“天才”或“奇才”。
孟：令人感到比较棘手、苦涩和无奈的一面是什么？
许：这主要是在两个方面：一是个人的时间、精力和能力有限，除了在理论本身方面提供一些供他们参考的意见之外，实在难以在工作条件和环境等方面对他们提供更多更好地帮助和支持，因而常常使自己感到很惭愧、很内疚。二是虽然正如前面我已经指出的：这些同志为了追求真理、追求科学而长期艰苦奋斗，比常人做出了更多的牺牲，这种为马克思主义科学而奋斗不已的精神是令人感动和钦佩的，因而也是值得肯定的，但他们某些想法和做法，我认为也确实存在值得改进的地方。
寄语朋友和兄弟
孟：可以进一步谈谈您对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吗？
许：如果说到对这些同志的意见或建议的话，首先就是要对自己所进行的研究工作的性质和已经取得的成果，有一种科学的认识和准确的定位。不要对自己所取得的成果的评价定位过高。尤其是不应该轻易地就认为自己一定会在“中国经济学领域掀起一场革命”，把自己的作品说成所谓的“经济学领域的擎天之石、架海金梁”，把自己的人生目标定位于所谓“中国马克思理论经济学的一代宗师”。
孟：这种做法的错误何在？
许：首先是不符合事实。
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门非常博大精深的学问。即使单就马克思本人的经济学著作来说，《资本论》也只是他原来计划写作中的一系列著作中的一部分。如果按照马克思的“三部、六册”计划，《资本论》原本只相当于其中第一部、第一册中的“第一篇 资本一般”（其它尚有三篇则为“竞争”、“信用”和“股份资本”）。而且即使按照“宽派”的说法，《资本论》至多也只是把原来属于“资本册”的后三篇中的部分内容，以及原属第二、三册的部分（而不是全部）内容也纳入了其中。怎么可以设想，一个人仅仅读了《资本论》（而且仅仅是它的中译本），并对其中的某些理论做出了自己的理解和“推论”，就可以认为“它的出版面世，将掀起中国经济学领域的一场革命”？
更何况，自己的这些成果能否成立，还需要经过科学和实践的检验呢？况且，此外还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它经济学著作，以及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对于马克思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
其次，这也违背科学研究和科学发展的规律。
事实上，人类社会自从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来，各门科学的发展就都早已超出了少数“智者”或“贤人”单靠个人的孤军奋战就可以做出“划时代”的发明和贡献的时代了。不仅其他各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情况如此，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如此。
就拿马克思本人的经济学理论的形成来说，除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一系列客观条件之外，从理论本身的角度看，其中不仅经过了他自己多年辛勤的劳动，而且也广泛地涉猎和批判地借鉴了不下数千种前人的研究成果。此外，马克思一生的科学研究，还受到了恩格斯早期的经济学著作（特别是其《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激励，并且也得益于他们的相互帮助。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也从未自称为“一代宗师”，并且反对他的学生这样做。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马克思自己就曾经把“科学劳动”称作“一般劳动”，指出：
“一般劳动是一切科学工作，一切发现，一切发明。这种劳动部分地以今人的协作为条件，部分地又以对前人劳动的利用为条件。”
第三，这也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科学是最实事求是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自满和骄傲。正如毛主席曾经说过的：
“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
判断一个人在某一科学研究的领域内所做出的贡献，也是如此。
因此，即便一个人确实在科学研究上做出了某些贡献，也不应当在这些成果还没有问世和经过实践的检验之前，就轻易地给自己做出如此过高的评价和判断。而应当让历史和事实来说话，让社会和后人来评价。
而在事实上，这其实只不过是对自己做出了过高的判断或“期望”。
孟：之所以出现这种过高估计的原因何在？
许：我认为，原因之一，从主观方面来看，首先在于他们在知识结构上还有所欠缺，同时对马克思主义这门科学的性质还缺乏更加进一步的了解。同时也表明了他们的学术视野还不够宽阔。其次，从客观上来看，则在于他们自身研究条件的恶劣，以及社会对他们的关心和帮助和引导不够。
但是，两相比较，我认为主要还在于他们对自己估计过高。也就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成果的价值或贡献。
孟：这种高估的危害何在？
许：我认为，这种过高的估计和定位的结果，首先是不利于自己沿着正确地道路，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切切实实地在科学研究中做出一些更加切实可靠的成就来。相反，还有可能把自己原本可能取得的某些成果，淹没到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中，从而断送了自己多年努力的成果。
其次，则是不利于更好地得到社会的同情、支持和帮助。
再次，严重的，则甚至会妨碍个人和家庭的正常生活。
孟：您的第二条建议是什么？
许：为了真正更好地从事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其《资本论》的研究，应当努力创造一些必要的条件。这首先是指在知识和工具方面的条件。例如，拿对《资本论》的研究来说，单靠通过中文版《资本论》的阅读，就试图对它进行全面的“发展”和“创新”，就是绝对不够的。当然，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比那些连任何版本的《资本论》都不读，就号称可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创新”和“发展”的人，当然要好得多。
孟：可否更加具体一些？
许：更进一步说，
第一，正如上面我们已经说过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并不限于《资本论》，而是还包括他的大量的手稿和其他相关的著作。
第二，马克思《资本论》的原文是德文，而不是中文。尽管迄今为止，无论郭大力和王亚南翻译的中文版，还是中央编译局翻译的中文版，都可以视为翻译得最好的中文版，但任何哪怕是最好的译文，也都不可能做到与原文的精神绝对相一致。因此，为了“研究”《资本论》，至少应当多少懂一点外语，而且最好是德语。
第三，为了更好地“研究”（而不仅是一般地“了解”或“学习”）《资本论》，除《资本论》的原著本身以外，至少还应当掌握一些其他的相关知识。例如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的把握，马克思经济学史及《资本论》的创作史，与《资本论》相关的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以及国内外专题研究的相关文献等。
以上，这就是我在十几年前就曾经建议刘石增同志到河大来进修和改换一下工作环境的原因之一。
孟：请谈谈您的第三条建议？
许：我的第三条建议是：不要过分看重个人学术著作的出版，出版后也不要对它的影响寄予过大的期望。因为，目前在我国，特别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已经出版的各种多如牛毛的“学术著作”中，几乎谈不上有什么学术价值的书，也比比皆是。因此，著作的出版与否，并不足以成为一个人学术水平和学术影响的标志，也未必一定会使个人的学术环境有多大的改变。
正因为如此，所以我曾向刘石增和其他有的朋友建议，与其把功夫更多地花在“著作”的写作和出版上，不如先做一些“问题”的研究，把它写成论文，争取发表出去。先以这种形式进入学术界，然后再来进一步进行更加系统的研究。
孟：还有其他的建议吗？
许：我的第四条建议是：凭实力和成果平等地进入学术界，不要过分寄希望于“专家学者”的提携和帮助。因为在我们的社会里，各种职业都只是分工的不同。在科学研究上，学术标准应是统一的。因此就作者而言，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不要指望因为有“专家”对自己进行了褒奖，就认为自己的学术地位就会有多大改善；也不要指望因为自己条件艰苦、经历坎坷，别人在学术上就应当对自己降格以求；更不要以“千里马”自框，期待“伯乐”来发现。关键是把自己的研究作充分、做扎实，让后人和历史来评价。
孟：从研究、工作和生活的关系方面来看有没有什么建议？
许：说到这一点，我自己也的确是感到既很惭愧，也很无奈。因此只能从主观方面向他们提出一点建议，就是要尽可能地兼顾好自己的研究、工作和生活。因为从客观的角度看，有很多条件都并不是单凭我们个人的主观愿望就可以得到改善的。但从主观的角度看，改善的余地和空间总还是有一些的。尤其是要像毛泽东曾经教导过的那样：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但要尽量避免那些无谓的牺牲。此外，从认识上，也要看到：
第一，马克思主义者首先也都应当是普通劳动者。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除了专职的科学研究人员之外，一方面，人人都有从事业余研究的权利，而无论他所热衷的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资本论》；另一方面，包括大学教授在内，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不具有科学研究性质的岗位工作和职责，而且也都有明确的工作量的要求。大学教授的本职工作首先也是教书和育人，也没有条件和可能把自己的全部时间都用在科学研究上。因此，除了专职的科研人员以外，各行各业的人，都没有理由因为自己热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热爱《资本论》研究，就可以不去首先做好本职工作。
第二，同样的道理，马克思主义者也是社会的人，也都承担有个人和家庭的社会责任。所有的人，都没有理由说因为自己热爱研究《资本论》，就可以放弃这些责任。
事实上，马克思当年的研究工作难道比我们今天某些同志的研究工作更加不重要？然而，他尽管工作和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但他仍然是一位非常称职的家长、丈夫和父亲。在他的《资本论》第1卷出版之前，他的主要生活来源，是靠给报纸写稿赚取的稿费，而并不是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完全依赖恩格斯的资助和接济。有一段时间，他甚至曾经打算到铁路上谋求当一名办事员，以便养家糊口。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同志就其对马克思主义和《资本论》研究的热爱和执著这一点来说，是令人敬佩、值得赞扬和肯定的；但从另一方面看，如果因此而弄到家徒四壁和妻离子散的地步，却无论如何也就算不上是成功的范例了。因此，就后面这一点来说，我认为这是不值得过分渲染和提倡的。
孟：不过，到此为止，您还并没有直接涉及到对刘石增本人的研究成果的评价。
许：对于这一点，事实上我也多少涉及到一些了。总的说来，撇开他对《资本论》的执著和热爱，他在自己的研究成果中还是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有价值的见解的。所以，尽管我曾多次建议他先从学术论文写起，但就他的书稿本身而言，我认为同样也是具有一定的出版价值的。至于纯学术性质的见解和评价，我在我的电脑上找到了1996年给他的一封长信的底稿，那里面曾经比较详细的谈到了我对他当时这部书稿的意见。那时，他自己已经觉得“基本满意”了，并且希望我为之作序。我的意见则是认为还不够成熟，还需要作一些较大的修改。从那以后，我们就多年没有联系了。不过，从最近的几次联系中，我得知：这些年来他又对自己的书稿进行了进一步的加工和修改。而且从有关报道中您也已经看到：不仅是我，而且还有我的研究生同窗巫继学教授，以及还有其他有些同志，也在关注着他。我当然期待着他的著作的问世。
孟：最后，再对您的这位多年的老朋友说点祝愿的话吧？
许：这里告诉读者的一点是：最近，在河南电视台有关部门的记者的安排下，刘石增同志专程到河南大学来与我又见了一次面。河南大学经济学院党总支书记李庆春同志、副书记齐彦波同志和冯海清副院长也参加了这次会面。您作为记者当时也看到和听到了：他现在精神状态很好，很乐观，很豁达，很谦虚，也很幽默。身体也不错。多年来他并没有被生活的重负所压倒。而且他的女儿也已经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并且已经成了他使用电脑进行写作的助手。他同时也纠正了媒体报道中若干不实的转述和说法。
现在我最希望他的，还是像过去一贯建议的那样：首先，尽可能地进一步妥善兼顾好自己的研究和生活；其次，希望他能以一种更加平常的心态，尽其可能而又顺其自然地继续作好自己的研究工作。我自己也是如此。我们两人都赞成这样的说法：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是一个蕴藏着丰富宝藏的汪洋大海。能够把自己的绵薄的努力汇入到这个汪洋大海之中去，就既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幸福。
（原文部分内容曾摘要发表于《开封日报》理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