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在会议期间，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先富”的思想，当时提法是“允许一部分先富起来”，这“一部分”，包括“企业、地区、社员”，邓小平认为：“这是一个大政策”。会后，邓小平关于“先富”的标准说法被表述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

　　从中文语境看，邓小平的这句话，第一个关键词就是“允许”。文革时期过来的人都知道，这个“允许”是针对“不允许”提出来的。在文革期间，“革命”与“生产”，“政治”与“经济”，都被尖锐地对立起来。一个普通农民到集市上去卖几个自家老母鸡生的鸡蛋，都会被当作“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对象，当作“投机倒把分子”，挨批挨斗。

　　因此，在改革开放初期，听到“允许”“先富”这样的指示，确有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感觉。80年代最早的“先富”是在贸易市场上“杀”出来的个体户，紧接着有农村的专业户、个体户，那时的奋斗目标是“万元户”。到90年代，私营企业主和外企的白领逐渐崛起，文艺界、体育界的明星开始耀眼，股市、汇市、债券、期货也天上地下地催生了一批“大户”，当然其中少不了所谓的“官倒”，等等等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确定为以市场为导向之后，中国的发展日新月异，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但是，关于“先富”，我们后来听到更多的不是邓小平的原话，而是由此而演绎出来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尤其当GDP崇拜成为一时风气之后，有些政府官员便扯着这面大旗，明里暗里“让”自己来与民争利，尤其是官商勾结、贪污腐败，玷污了“先富”的名声。与此同时，贫富差距逐渐拉开，不同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也日益突显。

　　进入新世纪，我们再次确立了“全面小康”、“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的发展目标。改革开放三十年后，我们是否可以作出这样基本判断：中国社会已经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社会财富的原始积累也已经有了阶段性成果。如果说，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我们是在为摆脱贫困而奋斗，那么，今天我们就要为真正为市场，为市场经济，尤其是为建立一个有消费能力的国内市场去奋斗。于是，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没有消费就没有市场，没有市场就没有市场经济。

　　如果说，前三十年，我们为完成基本的原始积累，总在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在生产，我们的外贸依存度高达70—80%，那么，今后我们是否应该逐渐地转向为“内需”而生产，更看重我们自己的消费（当然是适度消费）。如果要实现这个转变，国际经验告诉我们：要做好基本公共服务，要做好社会保障，因为只有这样，老百姓才能无后顾之忧地去放心消费，我们的市场才能有持久的活力。

　　现在我们是否已经到了像邓小平所说的从“允许”“先富”转向“以先富带后富，走向共同富裕”的拐点了呢？看看当今的世界形势，虽然我们一片诚意，但西方发达国家的“先富”们显然不愿带我们这个“后富”。所以，一句话，我们只能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