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中国政坛"77、78"级现象:不少人步入高位
http://news.QQ.com 2008年04月22日10:07 人民网 评论15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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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述由头：随着党委换届完成及此次全国两会对干部人事的调整，各级、各地党政领导班子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恢复高考后的前两届大学生，于1977、1978年考入大学的。由于这一群体担任各级领导干部的人数较多，又都受过高等教育，并且有相同的经历与背景，因而被称为“77、78级”现象。
上世纪80年代初，恰逢国家人才短缺，他们一毕业便被国家各大机关、研究院校和大企业所吸收。加之改革开放提供的广阔舞台，他们具备了比后来者更好的契机。特殊的成长经历让他们集各种优势于一身，并成就了其今日的政治地位。
经过20多年的历练，这一群体不少人已经步入中央领导层、省部级高官行列，成为中国政坛一支具有影响力的生力军。如果将“77、78级”作为一个群体来看，他们所展示的共同特点是什么？与上世纪50、60年代“工农干部”、“革命干部”一代比较起来，他们的行政理念、工作作风、理论水平、个性特点有怎样的区别？他们亲历改革开放过程，在思想解放大潮和改革开放中得到锻炼成长，他们将如何适应与影响这个时代？
中国"77、78级"官员:年轻化 知识化 有实践经验
“77、78级”现象的出现有其深刻的历史渊缘
“77、78级”学生来源复杂，大多经历了“文革”红卫兵运动、上山下乡、进厂进部队的社会生涯，高考时年龄跨度极大，父子同考大学并非极端例证。这一代人，既是“文革”早期的积极参与者，又是被“文革”耽误了青春、丧失了最佳学习时间的人，还是在“文革”期间世界观人生观逐渐成熟的一代人。
在校期间，这一代人经历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大讨论，目睹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1982年，离校后的他们亲身体验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全部历程。他们虽然不是改革开放的发端者，却是改革开放的实践者、推动者和受益者。长期的社会实践，使得这批人对中国国情有较深理解，对“文革”的反思以及后来在高校所接触的现代社会科学知识，又使他们对政治有着独特的认知。比如，坚持改革开放，在坚持基本社会制度的基础上借鉴人类一切政治文明成果的政治理念，对这些人来说并不需要“解放思想”就能够达成共识。再如，坚持大政方针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与坚持个人独立思考的统一，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一切从实际出发，形成了这批人“务实”的品格，等等。这也是“77、78级”能够承担承上启下的职责、能够被老一代人及后来的60、70年代出生的人所共同接受的原因之一。
“77、78级”现象的出现是干部成长规律的反映
每一个时代所产生的干部，都会形成具有适应特定时代特点的群体，而当社会变迁时，干部队伍之间也会发生较大的代际间的群体转换。干部群体代际转换的原因:一是年龄的自然更迭，二是时代的需要，即思想行为方式符合时代的节拍就能够生存下去，而不顺应时代的发展则往往被淘汰。因此，干部的成长既受个体因素的制约，又有社会环境的影响。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来看，共和国的各级领导干部大体经历了这样几代人：一是在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干部，这些人都已离退休了，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已经过世；二是“文革”前参加工作的人，包括“文革”前的大学生，但这批人大多数也退休了；三是以“77、78级”大学生为代表的一代，现在是干部队伍的中坚；四是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干部，这批干部现在在基层担任领导职务的较多，少数人因干部政策规定要配备45或40岁以下干部而在地厅、省部任领导职务。因此，“77、78级”现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属于自然更迭，也是特定时代的需要、特定时代的产物。
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77、78级”出身的干部的成长是与时代的成长同步的。在上世纪80年代，为了与现代化建设相顺应，全党推行干部队伍“四化”方针(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其时“77、78级”的人在年龄、文凭方面均占优势，符合“硬指标”(当时“四化”方针在社会上被称为硬指标)，其能力和阅历也足以使其担当起现代化建设的使命，因此，“77、78级”刚离校不久，就有相当一部分人在上世纪80年代的大规模机构改革中进入了县(处)级领导班子。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时代为“77、78级”的人提供了机遇。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老一辈各级领导者逐渐淡出领导岗位后，于77、78年入学的这批人的岗位也逐步发生变化，逐渐承担起党和国家各级重要职务。这既是代际间自然更迭的结果，也是社会变迁、对领导者的社会需求变化的结果。
在今天，惟有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的人才能够承担领导职责，这是最基本的政治要求。而既有相当的知识背景、又能够在经济、文化、社会建设方面有实践经验，掌握时代特点，则是最起码的个人素质要求。由此，那些在实践中磨炼出来的符合社会需求的皎皎者，就成为时代的选择。
“77、78级”现象的出现是必然和偶然的统一
“77、78级”现象的出现从宏观上来说是必然的，是与社会需求、时代机遇紧密相连的。只要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现代化建设，就需要这样一批人。从另一方面来看，不可否认，“77、78级”现象的出现也有个人的因素、甚至可以称之为偶然的因素。这些人在走上工作岗位时，展现出突出的个人因素：因在社会底层磨炼多年，凭着个人努力考上大学，有着较强的奋斗精神，所以能够较快地成长起来；由于有一定的社会阅历，在工作岗位上易于较快地与他人形成适当的人际关系，等等。但是，一个人能否得到提升，还要取决于多种因素，比如机会的出现，而机会并不是同时展现在所有人面前的；再如，所在单位的内部环境、内部风气，上级领导的赏识；又如，个性的差异可以导致不同结局，等等，都对人的发展有或多或少的影响。同样是这两年入学的学生，也有身居高位而最后因腐败而落马的。
如果将“77、78级”作为一个群体来看，绝大多数人成为当今社会的骨干是历史的必然现象。但是，能否成为领导者、特别是能否成为高级领导者，则有一定的个体因素起作用，有一定的偶然因素。从总体上讲，“77、78级”所展示的共同特点，足以使人们从共性上分析历史的必然作用。
随着时间的推移，“77、78级”现象终会成为历史的名词，新一代各级领导者将会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成为中坚，这在基层乡镇乃至县级领导班子中已经显露出来，这是历史的进步。但是，“77、78级”现象会在历史记录中留下独具色彩的一笔。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高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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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收集
“77、78级”官员主要特点
据不完全统计，仅担任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的“77、78级”大学生已达20人以上。这批新人大部分出生于新中国的五六十年代，属于“共和国一代”，正处于年富力强阶段，有以下特点：
一是相对年轻化。如周强47岁担任湖南省省长。法国《费加罗报》曾经这样评说：“中国高官年轻化、知识化步伐加快，似乎是作为十六大后用人的思路在加以推行，这将对中国的未来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二是知识化优势。这批官员大多数出自名校，具有较为扎实的专业知识，许多人拥有硕士、博士头衔，属于专家型官员。在上世纪50、60年代，中国人受到的主要是以计划经济为主要特征的苏联模式教育。但在上世纪80年代后，包括课程设置等都改革了，引进了西方发达国家的许多新知识，许多人还有机会出国留学。
三是实践经验优势。这批官员中，大部分具有丰富从政经历和基层生活体验。不少人当过插队知青、解放军、工人、基层团干部、学生会干部、领导秘书等。
中国政坛"77、78级"现象：政治与教育相互影响
政坛“77、78级”现象耐人寻味，从政治对教育的相互影响角度来看待这一现象，有着更深刻的时代意义。
恢复高考制度是我国政治发展的结果
“文革”以后，邓小平同志以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果断地决定恢复中断了十年之久的大学招生，而且不论家庭出身，重在个人表现，择优录取。这就使得积压了10年的3000万学生，其中包括已届而立之年的“老三届”毕业生，终于盼来了一个最后的机遇。同时，使得很多家庭出身“有问题”的青年获得了平等的竞争机会。
国家现代化建设需要大批优秀的人才。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规，社会发展急需大批专门人才。对外经济贸易交往以及学习国外先进技术需要大批的外语人才、恢复实行民主法制需要大批的法律人才、工农业生产发展需要大批的科技人才……一批批大学专业就在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中恢复和诞生，一批批大学毕业生就这样在社会需要中走出校门，进入现代化建设的主战场 ，在为国家贡献聪明才智的同时，他们也在不断成长进步。
高学历人才进入重要领导岗位是政治进步的产物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深刻地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关系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在全面改革的系统中居于重要地位，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著名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深刻地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
在这些重要思想的指导下，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一方面，进行机构改革，精简机构、减少人员、下放权力、理顺关系、转变职能；另一方面，进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1982年，确立了新的干部人事工作的“四化”方针，即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建立干部任职期限制度和离退休制度；改革干部选拔方式，在传统的委任制基础上，探索实行公开竞争的选任制和考任制，从群众公认、有能力、作风正的同志中选拔领导干部，不仅拓宽了领导干部的来源，而且激发了人们干事业的热情，为年轻干部特别是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也正是在这种良好的体制和社会环境下，一大批年轻知识分子脱颖而出，担任各种领导职务，成为干部队伍的生力军。
公务员制度为青年知识分子从政提供了更加有利稳定的制度保障
1993年，国家实行《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公务员制度坚持公平竞争原则和功绩制原则。
公平竞争原则一是在法律上确认每个公民具有平等的竞争权，公民都有申请报考公务员的权利，并有同等机会参加公务员录用考试，以同一标准决定是否被录取，而不因家庭出身、民族、宗教信仰、性别等状况受到歧视或享有特权；二是公务员任职条件公开，报考公开，考试成绩公开，录用公开；三是国家通过法律保护公平竞争的环境和公民在竞争中的合法权益。功绩制原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以工作实绩和贡献为考核、评价公务员的标准，作为公务员升降的重要依据；二是以工作实绩和贡献大小，作为公务员享受工资待遇的主要条件，对考核连续多年被评定为优秀的公务员，可以提前晋升工资级别、越级晋升职务，而在年度考核中不称职的，不得晋升工资，而且还要降职。公平竞争原则和功绩制原则确立了公务员管理的择优和激励竞争机制。另外，公务员制度还规定必须进行人员交流，以及采取辞职辞退等办法，使公务员能进能出，以增强机关的活力。
现在，“四化”标准成为社会成员进入国家干部队伍的主要标准。21世纪领导干部的年龄结构大致是，省部级以45—50岁的干部为主体，40岁左右的有一定数量；地厅级以40—45岁的干部为主体，35岁左右的有一定数量；县处级以35—40岁的干部为主体，30岁左右的有一定数量。在学历结构上，县级和地厅级的干部应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应达到一定比例；省部级的干部应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研究生学历和硕士、博士学位的应达到一定比例。在专业结构上，党政领导干部中熟悉现代管理以及意识形态、党务、政治、科技、金融、经济贸易的人才都要有一定数量。根据这些要求，一大批年轻有为的社会成员进入了领导干部行列。
高学历人才进入重要领导岗位，会更好地推动政治发展和社会进步
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事务越来越复杂。我国当前正处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全球化过程之中，发达国家用了一百多年甚至几百年时间完成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我们却只经历了短短的30年时间。我国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尚未完成之时，又迎来了发达国家发起的以他们为中心的信息化和全球化，把传统和现代压缩在一个空间，使我国面临双重的压力。经过30年的改革发展，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变化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人们的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进一步发展既有很多有利条件，也面临很多限制性因素，机遇和挑战都十分巨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大批精力充沛、思维敏捷、视野开阔、知识丰富，思想解放、锐意进取、不因循守旧、勇于实践、敢于创新，经过实践和基层锻炼，受过良好教育的中青年干部。近年来，很多高学历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已经有着出色的表现，做出了非凡的业绩，展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受到社会的认可和赞誉。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龚维斌)
30年前高招改革:改变命运的不仅仅是两届大学生
“77、78级”大学生都是于1978年入学的，到今年刚好30周年。由于“77级”是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是高招制度改革的成果，所以备受人们关注。30年前“77级”进入大学是这样，30年后“77级”入学纪念也是如此。任何纪念都是一种感恩，一种感怀，又是一种反思和前瞻。我有幸作为“77级”的一员，在感恩、感怀的同时，更想透过30年前的那一场高招制度改革给我们民族的前途命运带来的影响谈点想法。
30年前的那一场高招制度改革不仅改变了那两届大学生的命运，更重要的是改变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文革”十年中，受破坏最严重的是文化教育。1977年邓小平同志复出工作后，自告奋勇抓教育科技，并大刀阔斧进行改革。首先进行的就是高招制度改革，废除“文革”中一度实行的“工农兵推荐”制度，恢复高考制度和相应的教育体制。当年冬天，“77级”参加考试并于次年春天入学。紧接着，“78级”春天考试，秋季入学。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而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是考试，中国上千年的科举考试和西方近代的大学考试、公务员考试都证明了这一点。尽管考试有很多弊病，但至今还没有发现比考试更好的选拔人才方法。
30年前的高招制度改革最直接的成果是培养了连续几代高素质的人才。今天，不仅“77、78级”大学生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而且以后各届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是中国30年来之所以能够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作者为中央编译局副秘书长 杨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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