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著作：马国川《争锋》（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8.3），邹东涛2.5万字长《序》
注：马国川的《争锋》和《大碰撞》是全面系统反映近四、五年“改革大争论”力作，邹东涛的《序》是在系统阅读这两本著作后写成的，实际上是两书之共“序”。该序题目为《改革“而立”之年话“争锋”》，以下是第十一部分：
无论这些年的“争锋”有多少是非曲直，在总体上都围绕着一个基本点，这就是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比如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作时的前任领导老领导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文章，以及对这篇文稿的批评意见，也都无疑在探索中国究竟应当走什么样的道路。而要正确选择中国的道路，没有别的办法，唯有认认真真、切切实实按照中国的国情来探索。
就像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也没有两个完全同样的国家。比如中国与美国的国情，就具有巨大差别。100多年来，美国一直是首屈一指的世界强国，今后一个相当长时间还会强下去。许多发展中国家想通过学美国经济、推行“华盛顿共识”，但“偷鸡不成凡失一把米”，使得社会矛盾急剧发展，一度出现社会动乱。2005年10月我应邀到美国洛杉矶在“中国旅美教授学会”年会上的专场讲演中说了这样一句话：“中国从历史、人文、地理、人口、气候、灾害等各个方面，中国都比美国复杂的多。我个人觉得，中国主席可能当好美国总统，而美国总统很难当好中国一个省长。”竟赢得了与会中国旅美教授的热烈掌声。当然这只是一个比较，实际上中国从来不干涉别国的事情。毛泽东说过“中国应当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作为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大国，认真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是对人类的重大贡献。
邓小平有句名言“不管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我想，邓小平讲的猫肯定是中国猫，而不是外国猫。由此，我推导出另外一句“猫论”――“做中国‘猫’，抓中国‘鼠’”。“猫”者，立志为中国做贡献之仁人志士也；“鼠”者，影响和阻碍中国生产力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问题也。所有的中国人，都要着眼和立足于观察、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要“做中国‘猫’，抓中国‘鼠’”，就必须打破一切学说和思想的教条主义。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曾有过搞教条主义的深重历史教训。但一种倾向往往掩盖另一种倾向。由于历史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给中国造成了巨大危害，因而人们对此高度警惕。但有的人却自觉不自觉地钻进了对美国、对当代西方学说特别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教条主义，满脑子装了一大堆西方的定理和模型，总习惯于以西方的模型观察和套用中国的一切，甚至习惯于用西方的话语体系分析、评判和阐述中国的现实。如果不坚决反对这种新的教条主义，它同样会对中国造成严重危害。
历史是一面镜子。中国在160年前由于自身的衰落和世界列强的侵略，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贫弱国家。历代国民和学子都矢志不愈想要复兴图强中国。19世纪中后期，产生了西方和东方两种文化、或者说西学与国学二者孰优孰劣的碰撞和争论，有人提出“全盘西化”，但最后形成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的主流和主导思想。这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做中国‘猫’，抓中国‘鼠’”的最早探索。
再例如，中国在20世纪20年代第一次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了革命的急需，选送了一批革命青年到苏联学习。归国者中有些号称“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走上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岗位，主张以“苏化”指导中国革命，差点葬送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经过严重的挫折和教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指导思想，从而引导中国革命走向了成功。实际上，这是中国革命史上“做中国‘猫’，抓中国‘鼠’”的成功探索。
中国的某些现实情况可能很不理想，但我们只能是“立足现实，改造现实”。有的人不太喜欢“中国国情”、“中国特色”的提法，把这看作是阻碍中国步入世界大道的借口和理论盾牌；主张推倒这个借口和盾牌，按照西方“先进的”模型一揽子设计和改造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体制。对中国目前某些不理想的现实，则主张“全盘否定，推倒重来”。在有的人看来，这是一种改革的理论和主张。我看，这只不过是一种“天真”和“浪漫”的激情。“天真”属于儿童的憧憬，“浪漫”属于恋人花前月下的陶醉。关系国家、社会和公众的大事，是来不得半点“天真”和“浪漫”的。“天真”和“浪漫”的激情是无助于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是抓不住“中国鼠”的。
有的人很具爱国情结，很想抓“中国‘鼠’”，很想为社会做些贡献。这是非常可贵的。但在思想上却认为，只有“洋猫”才能抓住中国“土鼠”。真的是那样倒也好――不管“洋猫”、“土猫”，能抓住“中国‘鼠’”就是好猫。但这也必须经受中国本土化实践的检验。
按照“做中国‘猫’，抓中国‘鼠’”的思路，我们不能选择任何其他特色的道路，只能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极大的刚性，刚性之一在于必须是“中国特色”的，而决不是其他什么国家和地区的特色；刚性之二在于必须是“社会主义”，而决不能是任何其他什么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具有极大的弹性，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于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实践，又可以在今后改革开放发展的新实践中与时俱进。只要能够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只要能够实现中国的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的崛起，它就是中国的，就是社会主义的。所以党的十七大精神的核心，就是高举中国自己创造的这面伟大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