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真是我国唐朝时候的高僧，佛教南山律宗传人。鉴真晚年受日本僧人礼请东渡传律，历尽坎坷，双目失明，终于在第六次东渡成功，抵达日本，后成为日本佛教律宗开山祖师。鉴真东渡对日本的佛教、建筑、雕塑、医药、文学、饮食等诸方面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因此被誉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盏明灯”。
 
　　然而，鉴真东渡日本，并没有得到唐朝政府的批准。他几次东渡，实际上都是偷渡。前几次东渡失败，也与唐朝政府的阻挠很大的关系。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强盛、最开放的时期，对外交往非常频繁。据唐朝政书记载，从唐初到玄宗开元年间，与大唐建立过外交关系的“四蕃之国”有近四百个。因“自相诛绝及有罪见灭者”三百余国，至开元年间尚存七十国。诗人王维对唐朝这一繁荣景象象曾有诗言：“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唐朝政府总是以博大的胸怀，迎纳外国使者和商客。当时不仅大量外国使节前来朝贡，唐朝政府也经常派遣官员出使藩国。如日本曾向唐朝派出过十多次遣唐使，唐朝也多次派出赴日使节。
 
　　按照唐朝政府一贯的开明作风，鉴真东渡日本传律，理应得到朝庭的支持。可为什么鉴真东渡始终没有得到唐朝政府批准呢？
 
　　翻阅唐朝佛教史，才找到其中的原因。原来，佛教在唐朝不同时期的政治地位差别极大。初唐（公元618-712年）时期，太宗和武则天对佛教实行扶持政策，佛教的地位确实很高。唐僧玄奘西游归国时，太宗曾为玄奘组织过盛大的欢迎活动，并自称“皇帝菩萨戒弟子”，发誓“惟以丹诚皈依三宝”，直到临死时还在和玄奘谈论佛法。武则天支持佛教更是不遗余力，为扩建洛阳奉先寺，就捐了两万贯脂粉钱。盛唐（公元712-762年）时期玄宗对佛教则采取了“抑而不毁”的政策，既限制其过度发展，又对其加以利用。中唐（公元762-827年）宪宗时期佛教再度兴盛，曾举行空前绝后的迎接佛骨大典，将佛教推到巅峰。但到了晚唐（公元827-859年）文宗和武宗时期，佛教的地位一落千丈，甚至被列入了打击对象。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在唐武宗的亲自指挥下，对佛教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清洗，天下寺庙尽毁，僧尼统统还俗。这场灭佛运动后来被称为“会昌法难”。
 
　　鉴真东渡是在盛唐玄宗时期。这一时期佛教虽然未被禁止，但地位已大不如初唐。因为唐玄宗推崇道教，所以对佛教采取了抑制政策。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唐玄宗下令削减全国的僧人和尼姑数量，一万二千多僧尼被还俗，并禁止再造新的寺庙，禁止铸造佛像，禁止传抄佛经，禁止官员和僧尼交往。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唐朝政府不批准鉴真东渡，也就不足为怪了。所以，鉴真要去日本，也惟有采取偷渡的办法。
 
　　由于鉴真前几次偷渡都没能成功，公元753年日本第11次遣唐使回国前，遣唐使正式向唐玄宗提出聘请鉴真赴日本传戒的要求。据说唐玄宗当时并没有一口回绝遣唐使的请求，只是提议同时还派一些道士去日本传授道教。佛教是外来文化，而道教是大唐本土文化，唐玄宗可能是想趁这个机会在日本发扬道教。这个提议本来也不算过分，没想到竟被遣唐使婉言谢绝。推崇道教的唐玄宗肯定心里不怎么痛快，于是聘请鉴真赴日本的要求自然也就难以通过了。
 
　　不过，遣唐使并没有死心，返回途中路过扬州时，竟然偷偷摸摸将已经66岁高龄、双目失明的鉴真带上了船。遣唐使协助大唐高僧偷渡，表面上看是对人才的渴求，实际上是对大唐不恭。这种做法在今天看来也不符合外交礼仪。所以，现在有人把鉴真东渡与中日友谊扯到一块，实在有点牵强附会。（文/谢志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