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文化一角
政治文化是一个相当模糊且极具争议的概念，中国的政治文化又是如此的庞杂，如此的精深。完整而准确地诠释中国政治文化是笔者想为而无能为的宏大工程，所以，本文的题目只能是中国政治文化一角，从一些具体的方面谈一谈对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些零散认识。
阿尔蒙德对政治文化的定义经常成为学界人士分析政治文化问题的逻辑起点，但并没有形成共识。美国当代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在其《比较政治学》中指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的进程所形成。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后来，阿尔蒙德在其《五国政治文化》中将政治文化进一步总结为三个方面，即认知、态度和评价。所以，笔者就将人们对政治制度、政治人物以及政治事件的态度、认知和评价作为政治文化的基本内容，并据此考察中国政治文化。
首先看中国人对政府官员的态度。从我国传统文化来看，向来认同“学而优则仕”，也就是学有所成就可以做官，从中国的科举制度也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社会中选拔官员的首要标准在于学识，学识中蕴含着道德。因为儒家学问的精髓不在于经世治国，而在于道德品性，或者说道德品性与经世治国的能力是合而为一的。至于官员的升迁，则主要看其之下的地方民风是否纯朴，人口是否增加等等。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对官员的评价标准在于其学识和道德，其次才是政绩。即使在当代中国，我们在评论官员的时候，主要是看它是否廉洁，是否有政绩，是否关注民生。也就是说在中国（政治）官员上任以及升迁的合法性在于廉洁、政绩等，而不是西方民主制度所强调的民主选举。
其次看中国人对政府以及政治参与的态度。在国人的意识里，我们不期望政府代表或倾向谁的利益，我们期望政府不偏不倚，依法办事。我们在政治参与过程中，特别是在选举过程中，我们对候选人最主要的要求并不是其是否代表自己的利益，而是其为人做事是否正直、是否有正义感。在中国人的政治意识中是没有狭隘的党派利益的，严格来说在中国正统道德中没有党派的生存空间。党争历来都为皇帝和清流，甚至民众所极力反对、鄙视。这与西方所谓“无代议士不纳税”的观念有着根本的区别，在他们看来政府中必要有自己的势力存在，有自己的利益代表。政治过程本来就是利益博弈，不同群体之间相互斗争、相互妥协的过程。而在中国，对政治有着极高的道德期望。
最后我们来看中国人的政治抗争。根据不同的反抗对象，我们可以将抗争分为四个层次：对个别官员的反抗；对地方政府的反抗；对最高权力的反抗；对政治制度的反抗。我们纵观秦汉以来的农民抗争，最多的是反对地方官员的农民暴动，这些暴动只反贪官而不反皇帝，他们的政治要求也非常有限，无非是要求地方官员公正判案，合理收税等等。即使存在一些大规模的、以反对皇帝为目标的农民起义，其反对的也只是皇帝，而非帝制。中国人真正反思帝制的合法性是从近代才开始的，其第一次有力表达是康梁维新，而且其并不反对帝制，而只是要求对帝制进行调整，即君主立宪。完全反对帝制的政治抗争肇始于孙中山等人的一系列革命，并于辛亥革命最终推翻帝制。我们再来看中国当代政治抗争，根据于建荣的统计，中国每年的农民抗争数量惊人。但是我们考察农民抗争的原因和要求就会发现，其原因无非是受到地方政府的不合理待遇等，其要求无非是解决一些具体的困难或落实一些中央的政策。在他们心中，中央政府是好的，只是地方政府执行政策不力，更没有对政治制度本身的不满。如果他们对上级政府或者中央政府没有这种认同，就不可能有那么多的上访。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抗争主体就是下岗工人，其要求无非也就是解决其生计问题，无非就是一个利益分配的问题，很少有人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问题。而西方国家，从英国的《大宪章》签订到美国的1787年《宪法》，再到法国的《人权宣言》，其抗争的层次和政治要求直接上升到政治制度的层次。
从以上三个方面看来，中国有着与西方极不相同的政治文化，这是中国当代政治发展的文化基础，也是中国政治学者在考虑中国政治发展问题时所必须考虑的问题。希望我们对我国政治文化的理解会越来越全面、越来越深刻，希望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能够充分重视这种独特地政治文化！
2008年4月29日珞珈山
政治文化是一个相当模糊且极具争议的概念，中国的政治文化又是如此的庞杂，如此的精深。完整而准确地诠释中国政治文化是笔者想为而无能为的宏大工程，所以，本文的题目只能是中国政治文化一角，从一些具体的方面谈一谈对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些零散认识。
阿尔蒙德对政治文化的定义经常成为学界人士分析政治文化问题的逻辑起点，但并没有形成共识。美国当代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在其《比较政治学》中指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的进程所形成。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后来，阿尔蒙德在其《五国政治文化》中将政治文化进一步总结为三个方面，即认知、态度和评价。所以，笔者就将人们对政治制度、政治人物以及政治事件的态度、认知和评价作为政治文化的基本内容，并据此考察中国政治文化。
首先看中国人对政府官员的态度。从我国传统文化来看，向来认同“学而优则仕”，也就是学有所成就可以做官，从中国的科举制度也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社会中选拔官员的首要标准在于学识，学识中蕴含着道德。因为儒家学问的精髓不在于经世治国，而在于道德品性，或者说道德品性与经世治国的能力是合而为一的。至于官员的升迁，则主要看其之下的地方民风是否纯朴，人口是否增加等等。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对官员的评价标准在于其学识和道德，其次才是政绩。即使在当代中国，我们在评论官员的时候，主要是看它是否廉洁，是否有政绩，是否关注民生。也就是说在中国（政治）官员上任以及升迁的合法性在于廉洁、政绩等，而不是西方民主制度所强调的民主选举。
其次看中国人对政府以及政治参与的态度。在国人的意识里，我们不期望政府代表或倾向谁的利益，我们期望政府不偏不倚，依法办事。我们在政治参与过程中，特别是在选举过程中，我们对候选人最主要的要求并不是其是否代表自己的利益，而是其为人做事是否正直、是否有正义感。在中国人的政治意识中是没有狭隘的党派利益的，严格来说在中国正统道德中没有党派的生存空间。党争历来都为皇帝和清流，甚至民众所极力反对、鄙视。这与西方所谓“无代议士不纳税”的观念有着根本的区别，在他们看来政府中必要有自己的势力存在，有自己的利益代表。政治过程本来就是利益博弈，不同群体之间相互斗争、相互妥协的过程。而在中国，对政治有着极高的道德期望。
最后我们来看中国人的政治抗争。根据不同的反抗对象，我们可以将抗争分为四个层次：对个别官员的反抗；对地方政府的反抗；对最高权力的反抗；对政治制度的反抗。我们纵观秦汉以来的农民抗争，最多的是反对地方官员的农民暴动，这些暴动只反贪官而不反皇帝，他们的政治要求也非常有限，无非是要求地方官员公正判案，合理收税等等。即使存在一些大规模的、以反对皇帝为目标的农民起义，其反对的也只是皇帝，而非帝制。中国人真正反思帝制的合法性是从近代才开始的，其第一次有力表达是康梁维新，而且其并不反对帝制，而只是要求对帝制进行调整，即君主立宪。完全反对帝制的政治抗争肇始于孙中山等人的一系列革命，并于辛亥革命最终推翻帝制。我们再来看中国当代政治抗争，根据于建荣的统计，中国每年的农民抗争数量惊人。但是我们考察农民抗争的原因和要求就会发现，其原因无非是受到地方政府的不合理待遇等，其要求无非是解决一些具体的困难或落实一些中央的政策。在他们心中，中央政府是好的，只是地方政府执行政策不力，更没有对政治制度本身的不满。如果他们对上级政府或者中央政府没有这种认同，就不可能有那么多的上访。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抗争主体就是下岗工人，其要求无非也就是解决其生计问题，无非就是一个利益分配的问题，很少有人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问题。而西方国家，从英国的《大宪章》签订到美国的1787年《宪法》，再到法国的《人权宣言》，其抗争的层次和政治要求直接上升到政治制度的层次。
从以上三个方面看来，中国有着与西方极不相同的政治文化，这是中国当代政治发展的文化基础，也是中国政治学者在考虑中国政治发展问题时所必须考虑的问题。希望我们对我国政治文化的理解会越来越全面、越来越深刻，希望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能够充分重视这种独特地政治文化！
2008年4月29日珞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