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这样成了“杀人犯”
太原新闻网 2005-06-21 10:40
太原北部郊区，一座峰峦突兀的小山上有一个名为马头水的小山村。
村口，人迹罕至的一个防空洞里：6岁的小女孩王红梅，被人用铁丝捆住了
手脚，身上还粘着血……小女孩被送往医院后经抢救无效死亡，因为有人给她灌了烈性农药“1605”。这么凶狠的杀人犯究竟是谁？此事至今已将近20年了，却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今年已经50岁的张和平，马头水村村民，曾经在部队受到过嘉奖，因为善于分析问题被当地人称为“小诸葛”。但他却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却会成为一个杀人嫌疑犯，不仅被羁押了近11年，而且至今这个罪名还背在身上……见到记者来采访，他冤屈地喊道：
我就这样成了杀人犯
人生匆匆。
11年对一个人来说，是多长的一段日子？是60岁人生的近五分之一，他这样长的人生就是在看守所里度过的；
20年则是60岁人生的三分之一，他却已经背了这么长时间的“杀人犯”罪名……
6月20日，他再次来到山西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了自己的冤情。但提起自己“变”成杀人犯的那段经历，张和平涕泪纵横……
帮助分析案情 莫名成了杀人嫌犯
时间定格在1986年4月17日傍晚。
张和平此时正在家里招呼一群石匠吃晚饭：他要在旧院子的旁边砌四孔新窑洞。如今，四边和隔墙的3米多深的地沟已经挖好，就要动工砌石头了，土和石头堆了一大片，家里没地方，给匠人做饭还得在邻居家。
突然，一辆警车开到了他家的门前，从车上走下来几个人。说他挖的土把路堵住了，要他到大队说清楚。就这样，他上了警车，不过没有去大队，而是被直接拉到了区公安局。
公安局的人问他，知不知道本村的王红梅被人杀了？
这天，距王红梅被杀已经是第九天了，期间，他多次听村民谈过此事。喜欢分析问题的他，就把所听到的情况综合起来，开始帮公安人员分析案情，谁知这样的分析，竟会把他引进一个无底的“黑洞”，因为他怎么也没想到，他被叫来的时候，已经有人在他头上画了圈，那上面已经标明，“他是一个杀人嫌疑犯”。
记者看到的太原市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上写到：张和平为了达到占据本村炮台上的地基、使人不敢再要的目的，利用恐怖手段，于1986年4月8日中午，趁王红梅独自玩耍之际，将王红梅哄骗到炮台的防空洞内，携带铁丝和“1605”农药等作案工具，强行将王的手、脚捆住，再将农药灌进王的嘴里，之后逃离现场。并据报案材料、证人证言、物证、刑事科学鉴定书和被告人的供述，认为其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
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也据此作出了一审判决：张和平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律师卫华、韩善瑾通过深入调查，提出的“证人证言反复、自相矛盾且关键证人行为能力受限、张和平不具备作案动机，现场脚印并非张和平的鉴定结论，这些证据不足以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辩解，却未被采信。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时也发现，该案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而裁定发回重审。
张和平说：“现在我才知道，人家早就认定我是杀人犯了，所以千方百计诱供、逼供，直到我说出了他们想要的东西。可我真的没杀人，也没去过杀人现场，所有的供词，都是实在受不了他们的刑讯逼供，才按他们的要求编的。”
11年监所生活 我与死神擦肩而过
就这样张和平的头上被套上了“杀人嫌疑犯”的圈圈。从此，他与看守所结下了缘。他给记者提供了一份他呆在看守所的时间表：1986年4月17日至1986年12月25日，区公安局收审，羁押在柴村北郊看守所；
1987年2月24日至1987年8月1日，区检察院、区公安局收审，羁押在涧河看守所；
1986年12月25日至1987年2月24日，太原市公安局九处、五处收审，羁押在太原上马街看守所；
1987年8月1日至1988年2月3日，太原市公安局工作组、区公安局收审，羁押在柴村北郊看守所；
1988年2月3日，太原市公安局五处，空白逮捕证逮捕，关押在上马街看守所，；
1988年4月27日至5月10日，太原市检察院收审，羁押在上马街看守所；
1993年8月5日，被起诉杀人，羁押在上马街看守所；
1993年8月26日，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从上马街看守所提审；
1993年9月11日，市中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羁押在上马街看守所；
1994年1月25日，省高院裁定，证据不足，撤判重审，仍羁押在上马街看守所；
1996年12月27日12点零4分，被取保候审，回到离别11年的家乡。
检察院的起诉书和法院的判决书显示，他是1986年4月21日被收审的，1988年2月2日经原太原市北郊区检察院批准逮捕。
谈起他刚被收审的那段日子，张和平说，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公安人员竟然无视国家法律，不仅刑讯逼供，还一次又一次编造情节诱供。
他回忆说：“仅1986年4月和6月两个月期间，我就经历了三个四天四夜、一个五天四夜、四个三天三夜的连续突审。而区公安局在1986年4月17日拘押我的时候，竟然没有出具任何手续。1986年4月21日收容审查我的时候，也没告我是什么罪名。”
“但在看守所里，在一次次的车轮大战中，指证、威胁、引诱欺骗，反复折磨，公安人员一直帮着我编造着他们所要的素材，讲不到他们满意决不让休息。就这样，他们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可是他不服啊，嘴里不服，心里也不服，全身上下都不服。然而，身处高墙、电网的围困之中，他只能不停地叹息。终于有一天，经历了近7年拘禁却不知自己究竟犯了什么罪，等不到任何说法、哪怕是死刑判决，他绝望了，悄悄地写下了遗书，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同监室的人犯都睡着了，一根用撕烂的床单拧成的布条，被他挂在了监门的铁栏杆上，挽了一个死结，他把自己的脖子伸了进去……
20年“杀人嫌犯” 法律在开谁的玩笑
在痛苦的挣扎中，他弄响了包着铁皮的监门，惊醒了同监室的人犯，立刻有人喊了报告。就这样，他与死神擦肩而过。此后他又多次绝食，然而死神似乎并不欢迎他，1993年9月11日，他被法院一审判决死刑缓期执行而不是立即执行。
今年6月16日，在张和平的农用三轮车里，颠簸了近一个小时的山路之后，记者来到了张和平的家。马头水村是崛山上的一个小山村。王红梅被杀的防空洞，如今已经大半被夷为平地，成了其他村民的家，村里洋溢着淳朴的民风。就在上山的路上，张和平三次让同路的山民免费搭车。而在山道上行车，逢弯必鸣笛的良好习惯，则显示出山民浓厚的守法意识。
在张和平那孔破旧的窑洞里，他拿出了自己珍藏的“历史”：成叠的看守所发给人犯的内部教育刊物《新岸》，他和同监人犯的交流心得，以及他无意间收藏的“看友”画在香烟盒上的圆珠笔素描画：一个戴大盖帽的人正在踢一个顶在墙边“燕儿飞”的人的屁股；另一个戴大盖帽的人则举起手喊“再蹲两秒”……
记者在他们村随意问了一个40多岁的村民，他清楚地记得王红梅被杀的事，但问到张和平是不是杀人嫌疑犯时，他回答说“那怎么可能？”他回忆说，张和平从来没和村里的人吵闹过，再说那两天他忙得很，哪有时间杀人呀？1986年4月1日，张和平妻子的奶奶去世了。4月7日，又是头七烧纸的日子，那两天他自己的新窑洞已经挖好地基，正要下石头砌墙呢，何况他还有自己的近十亩山地要耕种，那会儿正要打磨地种秋粮呢。
在村外的山梁上，张和平向记者描述了那天他去打磨的四块地，要磨完这5亩多的山地，他至少要赶着牛，拖着耙走近十里的山路。
在张和平家里，记者看到了他的退伍证。他曾经是北京卫戍区某部的油机手，并获过一次嘉奖；复员后他担任了村里的民兵连长，并于1979年获得了太原市先进民兵的光荣称号。他在部队里记的那一本厚厚的工作笔记，显示着他曾经的历史，从笔记中可以看出他的认真执著、善于分析问题和好钻研的性格跃然纸上。
记者看到，他的户口是1997年11月25日上的户，但令人惊奇的是，其中的兵役记录是“未服兵役”。张和平告诉记者，他的户口是凭公安局给他的取保候审手续重新上的，至今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办理的。随后，他给当时的马头水乡派出所所长李福通了电话，李福承认当时是拿着取保候审手续上的户，但手续交给了尖草坪区公安分局刑警队，却不告知交给了谁，只说找刑警队就知道了。而该刑警队却反问他凭取保候审手续怎么就能上户口，而且这样的手续一般不会放在刑警队，何况已经过了近9年时间，究竟交给了谁，还是问李所长吧。而张和平的案子是被二审法院发回重审后，他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后就上了户口的。
“苍茫茫的天涯路是你的漂泊，醒来时的清晨里是我的哀愁，孤单单的身影后，寂寞的心情……”这首张和平在看守所里最寂寞困惑的时候抄录的流行歌曲，至今还能代表他的感受和心情。因为时至今日，他既未收到法院的无罪判决，也未接到过公安机关的撤销案件通知书。虽然取保候审的法定年限只有一年，然而就像法律规定的羁押期限不得超过三个月、他却被羁押了十年零八个月，如此的取保候审，让他至今仍背着“杀人犯”的罪名。
今年6月8日，是年过半百的张和平最高兴的日子，因为他当上爷爷了。看着小孙子的可爱样子，一丝不快却在他的心头掠过：至今还背着“杀人犯”的罪名，将来孙子该怎么面对小朋友呢？于是，他又开始四处寻找有关部门，要讨回自己的清白。
张和平渴望他的世界会变得像《爱的奉献》那首歌里唱得那么美好。他相信，虽然经历了这么大的曲折，他一定会得到法律的公正裁决，白的终究是白的，即使你可以把它一时涂黑。
作者：商报记者 费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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