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日中韩，韩日中
国民竞赛的“三国演义”
谈历史轻韩仇日，谈足球恐韩抗日，谈时尚哈韩哈日，谈消费崇韩重日，谈文化疏韩疏日——这些都是不健康的国民心态。中国国民的竞胜心还没有被充分唤起。
文/但以理
中国人在欧美旅游，被误认为日本人和韩国人的概率，正在减少。中国人在经济和政府以外的层面，与日本人和韩国人的竞赛，正在增多。
在经济和政府以外的层面，与日本国民和韩国国民相比，中国国民的竞胜心还没有被充分唤起。
谈历史轻韩仇日，谈足球恐韩抗日，谈时尚哈韩哈日，谈消费崇韩重日，谈文化疏韩疏日——这些都是不健康的国民心态。
去年是“中日韩文化交流年”，我们绝不强调民族主义情绪和本国优越感，非理性的激情对国民素质的提升没有任何好处。中日韩的国民竞争与合作现在已遍地开花，由各国作局，赛出三国国民的素质与未来。
中日韩，日中韩，韩日中
在东亚，中国官方说“中日韩”，日本官方说“日中韩”，韩国官方说“韩日中”。
虽然彼此间存在历史问题、领土问题和经济摩擦，虽然在不同的角度也被定义为朋友、对手和敌人，但三国关系的主旋律是竞争与合作。
现在，中国是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国，日本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国；中国是韩国最大贸易伙伴国，韩国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国；日本是韩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国，韩国是日本第四大贸易伙伴国。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三国的经济相互依存度如此之高，以致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远景一再被提上议事日程，亚洲货币基金(AMF)的设想也获中日韩三国领导人认同。2008年秋天，中日韩三国将启动一年一度的首脑定期会晤机制（三国峰会），以在解决地区问题上掌握主导权。
论合作，除了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构想、开展不同项目的三国联合奥运集训与欧美国家抗衡的动议，还包括召开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中日韩住房问题研讨会、中日韩中小企业知识产权研讨会、A3足球联赛，中日韩三国动漫艺术家把台湾漫画家敖幼祥的《乌龙院》共同制成104集电视动画片，中日韩6所名牌大学共同开设环境院系博士生课程，中日韩共同实施自然科学A3前瞻计划项目等。
论竞争，中日韩产品在欧盟抢夺市场占有率，此消彼长；中日韩政府对东盟经贸关系的拓展各出奇谋、争先恐后；竞争还延续到联合国下属的亚太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的建立、三国类网络游戏的开发上。
中国的国民素质注定要在中日韩的共同发展中得到考验并成长。
中国的竞赛是友谊局
竞争与合作不止在经济和政府层面进行，文化、艺术、体育等方面亦然。而国民层面的竞赛也许是更深刻的较量。
中国设的竞赛局，倾向于专业人士同场献艺。虽然承办地点已遍及中国各级别城市，但大多以文化交流为旨归，竞争性极弱。
在北京，
分别说着汉语、韩语和日语的原创现代童话剧《想变成龙的金鱼》在中国儿童剧场演出。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上演的《1699·桃花扇》，导演是田沁鑫，戏剧顾问是曾任韩日世界杯开幕式总导演的韩国人孙桭策，创作推广音乐的是曾给宫崎骏电影作曲的日本作曲家长冈成贡。在扬州，中日韩的41位插花艺术大师在万花园“万花神韵国际插花展”上各施绝技，表演由中国传入韩国和日本的古老插花艺术。在济宁，2008年国际孔子文化节邀请了日本、韩国的祭孔乐舞团体，和曲阜的祭孔乐舞团体同台演出号称“东方音乐舞蹈活化石”的祭孔乐舞。在杭州，600名日本游客、200名韩国游客和杭州日语专业的200名志愿者参加了由杭州市旅游委员会和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联合主办的第六届ANA杭州西湖友好徒步大会。在绍兴，10名代表了当今韩国书法艺术的最高水平的韩国书法家和5名日本书法家，参加了兰亭书法节的首届“中日韩兰亭书会”，挥毫泼墨，共论书道。韩国书法家吕元九、日本书法家林田晓径、浙江省书协主席朱关田分别代表韩、日、中开笔。在深圳，中日韩三国医疗美容界的“医科圣手”在首届中日韩颅颌面整形外科创新技术高峰论坛上切磋“变脸”技术。
稍具竞争性的是中日韩埠际妈妈队乒乓球友谊赛和“全国第一女性频道”广西卫视打造的“中、日、韩”超级模特大赛。前者始于2003年，是纯民间性质的国际比赛，所有参赛选手都是40岁以上的妈妈级运动员，团体赛分200岁以上和200岁以下两种（4人年龄之和必须达到200岁）。后者由日本模特经纪协会、韩国模特中心和中国职业时装模特委员会组成赛事联盟，中日韩专家担任评委，规定中、日、韩本年度著名模特赛事前十佳选手才有资格报名参赛，各国15人入围亚洲总决赛。
与日本和韩国设的竞赛局相比，中国举办的三国民间峰会太“文明”了，基本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中国足球10年逢日不胜，30年逢韩不胜，也与这种不强烈的竞争心态密切相关——如果我们不在乎胜利，那我们很难获得最后胜利。
日韩的竞赛是PK局
虽然日本也举办中日韩跨国学术研讨会、中日韩国际交流音乐会，但日本的三国国民竞赛观念辐射了从幼儿园到成人的各个年龄组，强烈突出竞赛中的团队精神，并且真的在乎输赢。当你见了几岁的孩子在“30人31足”的赛场上为1秒之赢而全体痛哭流涕，为1秒之赢而整年胼手抵足摸爬滚打，你真的能意会一个国民如何在竞赛中强大起来。
韩国的竞胜心更强过日本，以韩国企业品牌农心和正官庄之名，就举办了9次中日韩三国围棋擂台赛和6次三国女子围棋擂台赛，成功点燃了以智力游戏分高下的三国战火。在前8次农心杯三国围棋擂台赛中，中国棋手五获亚军，始终与冠军无缘。这种成绩的背后是中国棋手的国内比赛密度不及韩国棋手的1/10。在电子竞技赛场，首尔以2500万韩元为诱饵，中日韩三国FPS精英又将在《突袭OL》项目和其他E-Sports电竞赛事上决一胜负。就连理所当然的中国汉字，日本通过评选“年度汉字”来传达社会情绪、激发国民思考，韩国更成立了“国际汉字振兴协议会”并主导了8次国际汉字会议，推动“统一标准汉字”。
“东亚病夫”、“倭寇”、“高丽棒子”——这些互相讽刺的称谓仍出现在中日韩的部分偏激网民口中。国民之间的互相诋毁无益，更重要的是了解彼此（中日韩旅游互访2007年首次超过了1500万人次），以及在每一次合作中争取共赢，每一次竞争中争取光明正大的胜利。
三国国民调查
2008年1月，“中日韩青年调查”公布结果（中国延边大学实施），三国70后共同关心的议题是家庭稳定、事业稳固、收入稳定和个人发展，都对电影、时尚、音乐和网络充满激情。
在性问题上，日本和韩国青年人更为开放且经验更多。中国青年人过于关心女性第一次，并对艾滋病问题准备不充足。中国80后女青年把品德放在第一位，而日本和韩国青年人把金钱和品德同时放在第一位。
中国青年人出国留学的选择机会明显不如韩国和日本的青年人，这使日本和韩国青年人能接受更好的教育和培养，而中国青年在亚洲就业市场上处于明显劣势。（引自21cn论坛）
2008年3月，“中日韩三国国民经济意识调查”公布结果（韩国《每日经济》与每日经济调查公司实施），三国国民对三国的国家形象年龄、最先想到的本国企业、最先想到的三国产品、本国产品和品牌信赖度、经济生活满意度、个人经济生活展望乐观度、国家经济展望乐观度都做了回答。结果，
中国人认为本国国家形象年龄为33.3岁（韩国人认为中国31.3岁，日本人认为中国32.7岁），韩国人回答称本国年龄为36.5岁，日本人的回答则为45.9岁。信赖本国产品和品牌的国民由高至低依次为日本、韩国和中国。个人经济生活展望乐观度由高至低依次为中国、韩国和日本。（引自《环球时报》）
一个中国人踏入社会前可能经历的PK局
幼儿园组: 幼儿足球赛
2007年8月，大连万达香海足球幼儿园参加了在日本福冈举行的“国际幼儿园足球推新人比赛”。这可能是未来的中国队最早进行的亚洲杯演习——这个已经举办了23届的比赛由日本福冈足球联盟发起，每年举行一届，参赛方分别为中日韩三国。幼儿中国队要获得冠军并不容易：在2007年举行的足球推新人大赛中，有57支日本球队，2支韩国球队和1支中国球队。
一位随队赴日的小队员家长在家长手记里提到，比赛过程中因为天气炎热中日韩三方孩子的反应有了鲜明的对比，中方孩子在赛场上的“不耐烦”甚至让他感觉忧虑。没有人知道幼儿中国队会不会成为又一个疲软的中国队，但作为唯一一支中国参赛球队，香海幼儿园堪称不俗，以三场全胜但总进球数低于东道主日本油山幼儿园一分的成绩，获得亚军。园长范玲比较容易满足，她认为虽然屈居亚军，但“获得了和冠军一样的荣耀”。
小学组：30人31足
这是一次对集体主义精神的考验——30名小学生的腿分别绑在一起，在50米的距离上，以整齐的步伐冲刺，速度最快者获胜。1996年开始，日本每年都会举行小学生“30人31足”运动会，邀请中韩等国的小学生参加。不过，考验的结果是让人失望的：1996年到2005年，日本孩子几乎包揽所有冠军，只有2001年中国少林鹅坡武术专修院的“少林队”以微弱优势夺魁。
这个比赛的一个细节具有教育意义：日本孩子的每个队长腿上，无一例外绑着“日本必胜”的标语。无论是历时一年摔跤无数的艰苦备战、比赛前的疯狂激励、即使失败也抹着眼泪说“感谢大家对我信任，我希望没有辜负老师和大家”、“我们尽力了，我们没有失败，我们还会来的”的赛后感言，都让人感到日本小学生的可怕竞胜心。
中学生组：环境地图竞赛
4月，一年一度的“旭川青少年环境地图竞赛”开始向全国的中小学发出邀请函，这项日本人举办的赛事已经到第18届了。一个不同是，从今年开始，开头“旭川”的日本城市名被主办方改成了“全球”，作为中国赛区的核心组织者，北京师范大学的王民教授对此的解释很“行货”：“可能因为它的影响越来越大了，办得越来越好了吧”。
事实上，4年前“旭川青少年环境地图竞赛”就开始变成国际性的竞赛项目，中国成了其中一个分赛区。这个活动最大的特色，就是把环境保护的概念和地图制作结合在一起，学生要通过切实的户外观察然后分析各种数据，最后绘制出反映生态环境的地图。其中第14届比赛里面中国40所学校的155幅作品被送到日本北海道进行评比，成绩甚至是最好的一次——中国共有28幅作品获奖，占总获奖数的四分之一。唯一让人觉得可惜的是，中国还没有自行创办的类似的地理学科竞赛。
大学组: 商业创意大赛
4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二年级的学生孙樱现在非常繁忙，因为不但要面对繁重的学业压力，作为比赛中方组委会的主席她，还要筹备8月份就要举行的第六届中日韩大学生商业创意大赛。这一届的决赛同时在东京和汉城举行，届时将有40名经过选拔的中国大学生参加，他们将兵分两路，一半前往东京，一半前往汉城。所有的学生将各自和一位日本选手、一位韩国选手成为搭档，组成三人竞赛小组，然后跨越彼此间语言与文化的差异，一起工作生活，并且在一周内，根据决赛题目要求，制作一份商业计划书。
中日韩大学生商业创意大赛前身是在日本具有十年历史的跨校社团日本大学生WAAV协会具有特色的活动——六个学生组队在七天内完成一分商业策划。2004年9月，正在东京大学读一年级的日本学生小泉纯和他的伙伴觉得这种模式有更好的用处，于是开始发起了一个名为OVAL，由中日韩三国大学生组织的非营利性大学生活动，并于2005年2月在东京举行了首届中日韩大学生商业创意大赛。
“几个大一的学生就想到操作一个国际性的交流计划，他们的执行能力实在太强了！”2004年，首届比赛的中方组委会主席朱晖在北京大学外语学院读大四，当他第一次看到OVAL的计划书时，被狠狠的震撼了一把，他很难相信这个计划是面前的一群东京大学大一学生独立完成的——计划书制作精美，内容完备，不但提供了详细的操作方案，甚至标明已经找好了700万日元的赞助。
“第一次去东京参赛的时候，我们很多选手哭，认为意见不被尊重，而日本选手则会抱怨我们的选手太强势，不肯协商。”三个国家选手的思维方式存在的不同，是朱晖最强烈的感受。“中国选手想法特别多，但是完成得少。而日本选手则常是，你提一个想法，他第二天就帮你完成了。韩国选手则在设计方面能力非常强悍，为了展示一个房间的情况，甚至会做3D的全息透视程序来演示。”孙樱也有同感：“中国的选手特别现实，而日本学生想法常常很天真，什么都敢想，而韩国选手则思维跳跃非常快。”
让在中国人大社会学系读大二时担任过第五届比赛中方组委会主席的张铭阳感觉到差距的则更多的是来自于大赛的组织工作中的遭遇。“中国这边组委会的赞助企业也全是日企，有时候觉得很没面子。日企比较注意企业公民形象，更多关注活动本身的意义，而不是只关注宣传的曝光率。”在她的观察中，日本人很多时候在商业活动中会更多地考虑到社会意义：“日本朋友告诉我，他们上世纪60、70年代的时候，也有过中国现在这样的时代。在特殊的经济条件下，大家完全不关心政治、社会，每个人都在拼、在奋斗，希望赚更多的钱。”
“作为东亚的邻居，三个国家的历史纠葛复杂，因此三个国家未来的精英层、领导者在年轻的时候拥有这样一些共同工作的经历，对彼此的优点、弱点，思维方式多些了解，会让大家将来的交往更加顺利。”朱晖依然很关注OVAL，他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让他觉得遗憾的是，从他开始操作第一届到现在的第六届，OVAL中国始终还只能是一个非正式的组织，这对于活动的长期发展很不利。
（文／刘春梅、王杨、沐马、王水）![]()
国民竞赛的“三国演义”
谈历史轻韩仇日，谈足球恐韩抗日，谈时尚哈韩哈日，谈消费崇韩重日，谈文化疏韩疏日——这些都是不健康的国民心态。中国国民的竞胜心还没有被充分唤起。
文/但以理
中国人在欧美旅游，被误认为日本人和韩国人的概率，正在减少。中国人在经济和政府以外的层面，与日本人和韩国人的竞赛，正在增多。
在经济和政府以外的层面，与日本国民和韩国国民相比，中国国民的竞胜心还没有被充分唤起。
谈历史轻韩仇日，谈足球恐韩抗日，谈时尚哈韩哈日，谈消费崇韩重日，谈文化疏韩疏日——这些都是不健康的国民心态。
去年是“中日韩文化交流年”，我们绝不强调民族主义情绪和本国优越感，非理性的激情对国民素质的提升没有任何好处。中日韩的国民竞争与合作现在已遍地开花，由各国作局，赛出三国国民的素质与未来。
中日韩，日中韩，韩日中
在东亚，中国官方说“中日韩”，日本官方说“日中韩”，韩国官方说“韩日中”。
虽然彼此间存在历史问题、领土问题和经济摩擦，虽然在不同的角度也被定义为朋友、对手和敌人，但三国关系的主旋律是竞争与合作。
现在，中国是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国，日本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国；中国是韩国最大贸易伙伴国，韩国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国；日本是韩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国，韩国是日本第四大贸易伙伴国。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三国的经济相互依存度如此之高，以致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远景一再被提上议事日程，亚洲货币基金(AMF)的设想也获中日韩三国领导人认同。2008年秋天，中日韩三国将启动一年一度的首脑定期会晤机制（三国峰会），以在解决地区问题上掌握主导权。
论合作，除了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构想、开展不同项目的三国联合奥运集训与欧美国家抗衡的动议，还包括召开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中日韩住房问题研讨会、中日韩中小企业知识产权研讨会、A3足球联赛，中日韩三国动漫艺术家把台湾漫画家敖幼祥的《乌龙院》共同制成104集电视动画片，中日韩6所名牌大学共同开设环境院系博士生课程，中日韩共同实施自然科学A3前瞻计划项目等。
论竞争，中日韩产品在欧盟抢夺市场占有率，此消彼长；中日韩政府对东盟经贸关系的拓展各出奇谋、争先恐后；竞争还延续到联合国下属的亚太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的建立、三国类网络游戏的开发上。
中国的国民素质注定要在中日韩的共同发展中得到考验并成长。
中国的竞赛是友谊局
竞争与合作不止在经济和政府层面进行，文化、艺术、体育等方面亦然。而国民层面的竞赛也许是更深刻的较量。
中国设的竞赛局，倾向于专业人士同场献艺。虽然承办地点已遍及中国各级别城市，但大多以文化交流为旨归，竞争性极弱。
在北京，
分别说着汉语、韩语和日语的原创现代童话剧《想变成龙的金鱼》在中国儿童剧场演出。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上演的《1699·桃花扇》，导演是田沁鑫，戏剧顾问是曾任韩日世界杯开幕式总导演的韩国人孙桭策，创作推广音乐的是曾给宫崎骏电影作曲的日本作曲家长冈成贡。在扬州，中日韩的41位插花艺术大师在万花园“万花神韵国际插花展”上各施绝技，表演由中国传入韩国和日本的古老插花艺术。在济宁，2008年国际孔子文化节邀请了日本、韩国的祭孔乐舞团体，和曲阜的祭孔乐舞团体同台演出号称“东方音乐舞蹈活化石”的祭孔乐舞。在杭州，600名日本游客、200名韩国游客和杭州日语专业的200名志愿者参加了由杭州市旅游委员会和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联合主办的第六届ANA杭州西湖友好徒步大会。在绍兴，10名代表了当今韩国书法艺术的最高水平的韩国书法家和5名日本书法家，参加了兰亭书法节的首届“中日韩兰亭书会”，挥毫泼墨，共论书道。韩国书法家吕元九、日本书法家林田晓径、浙江省书协主席朱关田分别代表韩、日、中开笔。在深圳，中日韩三国医疗美容界的“医科圣手”在首届中日韩颅颌面整形外科创新技术高峰论坛上切磋“变脸”技术。
稍具竞争性的是中日韩埠际妈妈队乒乓球友谊赛和“全国第一女性频道”广西卫视打造的“中、日、韩”超级模特大赛。前者始于2003年，是纯民间性质的国际比赛，所有参赛选手都是40岁以上的妈妈级运动员，团体赛分200岁以上和200岁以下两种（4人年龄之和必须达到200岁）。后者由日本模特经纪协会、韩国模特中心和中国职业时装模特委员会组成赛事联盟，中日韩专家担任评委，规定中、日、韩本年度著名模特赛事前十佳选手才有资格报名参赛，各国15人入围亚洲总决赛。
与日本和韩国设的竞赛局相比，中国举办的三国民间峰会太“文明”了，基本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中国足球10年逢日不胜，30年逢韩不胜，也与这种不强烈的竞争心态密切相关——如果我们不在乎胜利，那我们很难获得最后胜利。
日韩的竞赛是PK局
虽然日本也举办中日韩跨国学术研讨会、中日韩国际交流音乐会，但日本的三国国民竞赛观念辐射了从幼儿园到成人的各个年龄组，强烈突出竞赛中的团队精神，并且真的在乎输赢。当你见了几岁的孩子在“30人31足”的赛场上为1秒之赢而全体痛哭流涕，为1秒之赢而整年胼手抵足摸爬滚打，你真的能意会一个国民如何在竞赛中强大起来。
韩国的竞胜心更强过日本，以韩国企业品牌农心和正官庄之名，就举办了9次中日韩三国围棋擂台赛和6次三国女子围棋擂台赛，成功点燃了以智力游戏分高下的三国战火。在前8次农心杯三国围棋擂台赛中，中国棋手五获亚军，始终与冠军无缘。这种成绩的背后是中国棋手的国内比赛密度不及韩国棋手的1/10。在电子竞技赛场，首尔以2500万韩元为诱饵，中日韩三国FPS精英又将在《突袭OL》项目和其他E-Sports电竞赛事上决一胜负。就连理所当然的中国汉字，日本通过评选“年度汉字”来传达社会情绪、激发国民思考，韩国更成立了“国际汉字振兴协议会”并主导了8次国际汉字会议，推动“统一标准汉字”。
“东亚病夫”、“倭寇”、“高丽棒子”——这些互相讽刺的称谓仍出现在中日韩的部分偏激网民口中。国民之间的互相诋毁无益，更重要的是了解彼此（中日韩旅游互访2007年首次超过了1500万人次），以及在每一次合作中争取共赢，每一次竞争中争取光明正大的胜利。
三国国民调查
2008年1月，“中日韩青年调查”公布结果（中国延边大学实施），三国70后共同关心的议题是家庭稳定、事业稳固、收入稳定和个人发展，都对电影、时尚、音乐和网络充满激情。
在性问题上，日本和韩国青年人更为开放且经验更多。中国青年人过于关心女性第一次，并对艾滋病问题准备不充足。中国80后女青年把品德放在第一位，而日本和韩国青年人把金钱和品德同时放在第一位。
中国青年人出国留学的选择机会明显不如韩国和日本的青年人，这使日本和韩国青年人能接受更好的教育和培养，而中国青年在亚洲就业市场上处于明显劣势。（引自21cn论坛）
2008年3月，“中日韩三国国民经济意识调查”公布结果（韩国《每日经济》与每日经济调查公司实施），三国国民对三国的国家形象年龄、最先想到的本国企业、最先想到的三国产品、本国产品和品牌信赖度、经济生活满意度、个人经济生活展望乐观度、国家经济展望乐观度都做了回答。结果，
中国人认为本国国家形象年龄为33.3岁（韩国人认为中国31.3岁，日本人认为中国32.7岁），韩国人回答称本国年龄为36.5岁，日本人的回答则为45.9岁。信赖本国产品和品牌的国民由高至低依次为日本、韩国和中国。个人经济生活展望乐观度由高至低依次为中国、韩国和日本。（引自《环球时报》）
一个中国人踏入社会前可能经历的PK局
幼儿园组: 幼儿足球赛
2007年8月，大连万达香海足球幼儿园参加了在日本福冈举行的“国际幼儿园足球推新人比赛”。这可能是未来的中国队最早进行的亚洲杯演习——这个已经举办了23届的比赛由日本福冈足球联盟发起，每年举行一届，参赛方分别为中日韩三国。幼儿中国队要获得冠军并不容易：在2007年举行的足球推新人大赛中，有57支日本球队，2支韩国球队和1支中国球队。
一位随队赴日的小队员家长在家长手记里提到，比赛过程中因为天气炎热中日韩三方孩子的反应有了鲜明的对比，中方孩子在赛场上的“不耐烦”甚至让他感觉忧虑。没有人知道幼儿中国队会不会成为又一个疲软的中国队，但作为唯一一支中国参赛球队，香海幼儿园堪称不俗，以三场全胜但总进球数低于东道主日本油山幼儿园一分的成绩，获得亚军。园长范玲比较容易满足，她认为虽然屈居亚军，但“获得了和冠军一样的荣耀”。
小学组：30人31足
这是一次对集体主义精神的考验——30名小学生的腿分别绑在一起，在50米的距离上，以整齐的步伐冲刺，速度最快者获胜。1996年开始，日本每年都会举行小学生“30人31足”运动会，邀请中韩等国的小学生参加。不过，考验的结果是让人失望的：1996年到2005年，日本孩子几乎包揽所有冠军，只有2001年中国少林鹅坡武术专修院的“少林队”以微弱优势夺魁。
这个比赛的一个细节具有教育意义：日本孩子的每个队长腿上，无一例外绑着“日本必胜”的标语。无论是历时一年摔跤无数的艰苦备战、比赛前的疯狂激励、即使失败也抹着眼泪说“感谢大家对我信任，我希望没有辜负老师和大家”、“我们尽力了，我们没有失败，我们还会来的”的赛后感言，都让人感到日本小学生的可怕竞胜心。
中学生组：环境地图竞赛
4月，一年一度的“旭川青少年环境地图竞赛”开始向全国的中小学发出邀请函，这项日本人举办的赛事已经到第18届了。一个不同是，从今年开始，开头“旭川”的日本城市名被主办方改成了“全球”，作为中国赛区的核心组织者，北京师范大学的王民教授对此的解释很“行货”：“可能因为它的影响越来越大了，办得越来越好了吧”。
事实上，4年前“旭川青少年环境地图竞赛”就开始变成国际性的竞赛项目，中国成了其中一个分赛区。这个活动最大的特色，就是把环境保护的概念和地图制作结合在一起，学生要通过切实的户外观察然后分析各种数据，最后绘制出反映生态环境的地图。其中第14届比赛里面中国40所学校的155幅作品被送到日本北海道进行评比，成绩甚至是最好的一次——中国共有28幅作品获奖，占总获奖数的四分之一。唯一让人觉得可惜的是，中国还没有自行创办的类似的地理学科竞赛。
大学组: 商业创意大赛
4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二年级的学生孙樱现在非常繁忙，因为不但要面对繁重的学业压力，作为比赛中方组委会的主席她，还要筹备8月份就要举行的第六届中日韩大学生商业创意大赛。这一届的决赛同时在东京和汉城举行，届时将有40名经过选拔的中国大学生参加，他们将兵分两路，一半前往东京，一半前往汉城。所有的学生将各自和一位日本选手、一位韩国选手成为搭档，组成三人竞赛小组，然后跨越彼此间语言与文化的差异，一起工作生活，并且在一周内，根据决赛题目要求，制作一份商业计划书。
中日韩大学生商业创意大赛前身是在日本具有十年历史的跨校社团日本大学生WAAV协会具有特色的活动——六个学生组队在七天内完成一分商业策划。2004年9月，正在东京大学读一年级的日本学生小泉纯和他的伙伴觉得这种模式有更好的用处，于是开始发起了一个名为OVAL，由中日韩三国大学生组织的非营利性大学生活动，并于2005年2月在东京举行了首届中日韩大学生商业创意大赛。
“几个大一的学生就想到操作一个国际性的交流计划，他们的执行能力实在太强了！”2004年，首届比赛的中方组委会主席朱晖在北京大学外语学院读大四，当他第一次看到OVAL的计划书时，被狠狠的震撼了一把，他很难相信这个计划是面前的一群东京大学大一学生独立完成的——计划书制作精美，内容完备，不但提供了详细的操作方案，甚至标明已经找好了700万日元的赞助。
“第一次去东京参赛的时候，我们很多选手哭，认为意见不被尊重，而日本选手则会抱怨我们的选手太强势，不肯协商。”三个国家选手的思维方式存在的不同，是朱晖最强烈的感受。“中国选手想法特别多，但是完成得少。而日本选手则常是，你提一个想法，他第二天就帮你完成了。韩国选手则在设计方面能力非常强悍，为了展示一个房间的情况，甚至会做3D的全息透视程序来演示。”孙樱也有同感：“中国的选手特别现实，而日本学生想法常常很天真，什么都敢想，而韩国选手则思维跳跃非常快。”
让在中国人大社会学系读大二时担任过第五届比赛中方组委会主席的张铭阳感觉到差距的则更多的是来自于大赛的组织工作中的遭遇。“中国这边组委会的赞助企业也全是日企，有时候觉得很没面子。日企比较注意企业公民形象，更多关注活动本身的意义，而不是只关注宣传的曝光率。”在她的观察中，日本人很多时候在商业活动中会更多地考虑到社会意义：“日本朋友告诉我，他们上世纪60、70年代的时候，也有过中国现在这样的时代。在特殊的经济条件下，大家完全不关心政治、社会，每个人都在拼、在奋斗，希望赚更多的钱。”
“作为东亚的邻居，三个国家的历史纠葛复杂，因此三个国家未来的精英层、领导者在年轻的时候拥有这样一些共同工作的经历，对彼此的优点、弱点，思维方式多些了解，会让大家将来的交往更加顺利。”朱晖依然很关注OVAL，他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让他觉得遗憾的是，从他开始操作第一届到现在的第六届，OVAL中国始终还只能是一个非正式的组织，这对于活动的长期发展很不利。
（文／刘春梅、王杨、沐马、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