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科的王石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和诘问；王石的起家得益于在改革开放初期，依靠敏锐的商业头脑和政府批文，倒卖玉米而积累了原始的财富。不可避免的，这让王石以及他的万科与生俱来沾染了所谓的原罪——而这恰恰是民众痛恨企业家阶层理论和感情的支撑点。万科在08年一季度的净利润是7亿4千万，而在本次抗震救灾伊始，万科捐献了200万——数字成为公众发难的科学依据；王石不合时宜的一篇文章更让其陷入了公众危机的漩涡中心。

跨国公司的反应迟钝更是激起了民族主义的呼声——我们忽视了在跨国公司成熟的管理体制下，任何重大决策都是需要通过公司总部的决定——这一次的矛头指向了以三星为代表的韩国企业，以及以诺基亚，麦当劳为代表的巨型跨国公司。起源于一篇翻译帖子，内容是翻译了一些韩国民众在网上的言论——里面充满了对中国的侮辱——并号召国人抵制韩国以及在华韩资企业；紧接着针对企业及企业家的责难范围开始扩大，TVB的邵逸夫和台塑的王永庆各1个亿的捐款震撼了我们的神经，一场以捐款数额为道德评判标准的运动迅速在网上大规模的展开。很快，一张“国际铁公鸡企业”排行榜吸引了无数网民和媒体的眼球，很多知名的企业都榜上有名：可口可乐，肯德基，麦当劳，诺基亚，ＬＶ，大金，宝洁，摩托罗拉等，该文章中心思想极为明确：这些在中国大肆赚钱的企业，在灾难面前没表现出应有的同情心。事实上，对于那些不幸被列入排行榜的企业来说，他们贡献的并不算少：诺基亚5300万，摩托罗拉1200万，三星3450万，百胜餐饮集团（肯德基，必胜客的集团公司）1580万，麦当劳1200万，LG1700万，宝洁1000万，而在国外慈善是一项成熟的事业，是基于普世的人道主义而非爱国热情下的道德伦理。简单的线性思维让网络不断流传着抵制的呼声，呼声过后除了混乱了社会的思想，没有留下任何的价值。

民营企业的大额捐款似乎并没有赢得民众的支持——相反的，更加触动了民众原本脆弱的心理。至少，在民众看来，这些富裕的企业家阶层拥有了大部分的社会财富，仿佛这些带着原罪的企业家是改革开放的唯一受益者，他们利用了政府政策的漏洞，侵占了国有资产——这原本是名义上的人民共有的财富，大肆的行贿造成了政府大规模的腐败，追求利益而导致的环境破坏等等这些都强化了民营企业对公众和社会不负责任，唯利是图的形象。整个社会一方面充满了对物质财富的极度渴望，另一方面对财富持有者进行严厉的批判。民众和财富阶层轻易而简单的对立起来。

熊彼特曾经说过：“企业家以及企业家精神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这也是这位充满骑士精神的经济学家经济思想的核心，在中国，企业家却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和地位。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永远是一个纠缠不清的概念。支持企业应承担社会责任者说：“企业创造了财富，这样的机会是社会给予的，因此，企业必须在适当和需要的时候回馈社会”，反对者则说：“企业唯一的责任就是创造财富，创造就业机会，过多的强调社会责任将减少企业创造价值的动力，并鼓励政府放松和忽视自身应有的职能”。我们在考察企业存在的价值时必须考虑到一点：企业的本质是先于企业的存在的。企业的本质毫无疑问是获取价值，创造财富，在任何企业建立之前，创业者必须考虑如何盈利。一位民营企业家意味深长的说：“当微软和蒙牛把自身积累的财富贡献给全体社会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

事实上，公司财富和个人财富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比尔盖茨设立的基金是其个人财富所贡献而非微软公司，而在中国，这样的概念往往被混淆，民众把企业捐款行为和企业家个人行为混为一谈。作为企业，任何款项的支出必须有着严格的制度和审查体系，这是规范治理公司所必需的，企业的利益不能成为企业家个人激情的筹码和代价，事实上也反应了中国大部分的民营企业还没有形成健康，完善和规范的企业治理制度，企业的财富往往等同于企业家个人的财富。

在灾难中，企业家无疑是冷静，理性而有保守的群体，对利益诉求的思维习惯将会导致一个理性的思维角度，正如王石在博客所言：“灾后重建才是考验政府和社会能力的真正难关，作为房地产企业，在灾后重建将发挥重要的作用”。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在道德和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因为商业的道德与社会的道德在内涵和表现形式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导致了企业家社会道德的呼声中集体失语。

中国的改革开放仅仅30年，商业社会环境，体系以及伦理道德都无法与成熟的西方国家相比。一家获得巨大成功的标杆性企业，大多数起家于改革开放初期和中期；他们得益于那样的时代和环境，同时也在努力洗刷那个时代的烙印。曾经有媒体将“80年后”的互联网企业称之为“在阳光下成长的企业”，这无疑是折射出公众和媒体对老一代企业家的复杂心情。

道德审判下的企业家无疑是痛苦的，在中国，任何的事件都可以轻易的被上升为政治的诉求，并接受道德的审判；这其中有政府的有意图的引导，也有民众简单的线性思维模式，非黑即白的价值观点。我们在不自觉中以西方的伦理道德规范作为参考，却没有形成基于自己民族文化的价值判断，我们轻易的做出结论又轻易的抛弃——日本救援队的到来让我们对日本充满好感，就在两年前，我们还掀起一阵抵制日货的狂潮——虽然实际上，这样的方式是毫无意义的，满大街的日本车和日本数码产品证实了这一点。而这次，对灾难中所逝去的生命的哀悼被转换为大规模的爱国主义，数万人在天安门激情的表达着爱国热情；这实际上偷换了概念，在政府强大媒体的引导下，对生命尊重的人道主义精神被转向了爱国主义 的热潮和体现政治意义上价值借以改善由于西藏问题给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国内媒体报道了美国参议员们对中国灾难的集体默哀，其中领导者是美国一位坚定的反华政治家——事实上，这并不能说明这位政治家放弃了他的政治立场，这样的举动仅仅是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和对生命的尊重。

1919年6月8日，陈独秀发表了一篇名为《我们究竟应不应该爱国》，这样的标题并非表明陈独秀没有爱国热情——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而在三天后也就是6月11日，他因为参与学生爱国运动被捕入狱。事实上，以蔡元培和陈独秀为代表的北大大师们一边以他们的热情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一方面呼吁：改变中国思考方式和能力比简单运动救国更重要——历史证明了他们的错误，中国依靠着毛泽东领导的暴力革命取得了独立——这些知识分子没有洞察时代特征的能力，并且过于的理想。而当代的中国，我们是否应该认真思考，当时大师们的思考所具有的现代价值。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进程中，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建立合理的民众以及政府之间的国家社会治理结构，政府如何将民生放在首位以及怎样赋予民众以权利去监督政府作为。而普通民众和财富阶层应该是构成社会稳定的主体而不是互相对立，这是一个危险的倾向，因为这将会模糊国家改革的方向。

所以，请珍惜每一分捐款，在灾后重建的漫长过程中，冷静理性的去思考，判断，决定和作为，而激情四溢已经足够到不需要再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