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经济发达的地区，如浙江、江苏，民营经济占GDP份额、民间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以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已经达到了50%以上。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就业、税收、出口和投资的主要推动力。不难预期，未来中国经济的主力必将是民营经济。
在经济发展早期，由于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不足以及市场壁垒和政策壁垒的限制，在产业选择上，民营企业也往往集中在进入门槛较低的第二产业以及传统的第三产业，如交通运输、仓储业、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正是由于进入门槛低，这些行业的竞争较为激烈，企业的生命周期短。特别是从事第二产业的民营企业，多为劳动密集型的企业，一旦土地、劳动力和能源成本提高，这些企业迫于生存压力，不得不向其他地方转移。因此，人们常说：市场经济就是候鸟经济，哪个地方环境好，成本低，回报率高，承载力强，投资商就飞到哪里。
产业向一个地区的集聚方式多种多样，但集聚的原因可能就只有一种：要么是看中了本地的市场空间，要么是看中了本地的资源禀赋，要么是看中了本地的区位优势，要么是看中了本地的劳动力成本低廉，要么是看中了本地的熟练劳动力蓄水池，要么是看中了本地引领创新的产业环境。不同的行业，如服装、快速消费品、信息技术、汽车等各产业集聚的动因是不同的。服装企业看中的可能是当地的土地、劳动力和水电成本或市场空间，快速消费品看中的可能是当地的资源禀赋或市场辐射半径，汽车配件厂商看中的可能是当地的产业基础和配套能力，信息技术企业看中的可能是高素质劳动力的数量和风险基金的提供能力。
产业发展有个适应性效率问题，不适合当地发展的企业会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被淘汰或转移，而那些适合当地发展的企业，会逐渐发展壮大。然而，单个企业的发展壮大仍然只是海洋中的孤岛，不能获得集群效应、共生经济收益。当一个良好产业生态链形成的时候，这个产业生态本身就会降低所有企业的投资风险和专有化成本，同时，它也构成了企业逃离这个区域的阻碍力量，增加了企业逃离的机会成本和沉淀成本。这样，投资就会形成路径依赖和自组织效应，候鸟型经济就会变为榕树型经济。
但是，要使候鸟型经济变为榕树型经济，仅有市场的力量是不够的，政府要对未来具有发展前景的产业进行扶持，但是，政府扶持要讲究方法和途径，不能伤害竞争。在我看来，政府应该为企业塑造良好的环境，向法制型政府、责任型政府及服务型政府转变，专注于整个产业的战略规划，加快并引导产业链的形成。在经济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逐步放松对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限制，扩大对民营企业的开放领域，推动其从竞争性较强的领域向垄断性或法律禁止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领域转型。
湖北发展民营经济与沿海地区具有不同的地方，沿海地区主要是外源型经济，利用国外的原材料和市场、国内的劳动力、本体的区位优势以及国家的“政策租”，通过加工出口获取利润环节，市场风险较小。而湖北地处内陆，发展外向型加工出口产品并不具有多大优势，除非加工出口的产品附加值高，或生产和运输成本低于沿海很多。
湖北的大企业较多，有发展钢铁、汽车、石化、造船、机床、光电、建材等雄厚的产业基础；湖北农产品资源丰富，有发展快速消费品的资源禀赋优势；湖北的人才储备较多，高校培养人才数量全国第三。其中，重工业的发展迎合了当前中国重新重工业化的发展机遇，农产品加工业是民生产业或公益性产业，具有永恒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当前全球粮食危机的背景下，发展潜力异常巨大。因此，湖北发展民营经济首先应该首先依托于原有的产业优势，发展为大企业配套的民营经济，同时，加快发展具有本地资源优势的农产品加工业。从当前的情况看，湖北的民营经济多从事汽车零配件、建材、纺织服装等行业，而具有资源禀赋和人才储备优势的农产品加工和高新技术产业仍然发展不足。
产业结构的差异，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在现代分工条件下，规模型制造业企业将其非核心的服务性经济活动剥离给专业服务商来做，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因此，湖北在进行招商发展民营经济时，不应为招商而招商，而应该看这个产业引进来之后是否能使当地的资源进入增值轨道，是否能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是否能将一部分服务环节剥离给当地企业，是否本区域的市场空间足够的大。另外，在进行招商引资时也要分清外源性企业来本地投资的动因是什么，是看中了本地的市场空间，还是看中了本地的资源禀赋，是看中了本地的区位优势，还是看中了本地的劳动力成本低廉，是看中了本地的熟练劳动力蓄水池，还是看中了本地引领创新的产业环境。因此，不要试图凸显自身所有的优势，而应针对性地进行产业研究，凸显其中的一到两个优势。
除此之外，也要弄清楚外源性企业引进来之后是否能在本地扎根，如何让它在本地扎根，是否具有永续的发展动力和长久的发展前景。
在经济发展早期，由于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不足以及市场壁垒和政策壁垒的限制，在产业选择上，民营企业也往往集中在进入门槛较低的第二产业以及传统的第三产业，如交通运输、仓储业、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正是由于进入门槛低，这些行业的竞争较为激烈，企业的生命周期短。特别是从事第二产业的民营企业，多为劳动密集型的企业，一旦土地、劳动力和能源成本提高，这些企业迫于生存压力，不得不向其他地方转移。因此，人们常说：市场经济就是候鸟经济，哪个地方环境好，成本低，回报率高，承载力强，投资商就飞到哪里。
产业向一个地区的集聚方式多种多样，但集聚的原因可能就只有一种：要么是看中了本地的市场空间，要么是看中了本地的资源禀赋，要么是看中了本地的区位优势，要么是看中了本地的劳动力成本低廉，要么是看中了本地的熟练劳动力蓄水池，要么是看中了本地引领创新的产业环境。不同的行业，如服装、快速消费品、信息技术、汽车等各产业集聚的动因是不同的。服装企业看中的可能是当地的土地、劳动力和水电成本或市场空间，快速消费品看中的可能是当地的资源禀赋或市场辐射半径，汽车配件厂商看中的可能是当地的产业基础和配套能力，信息技术企业看中的可能是高素质劳动力的数量和风险基金的提供能力。
产业发展有个适应性效率问题，不适合当地发展的企业会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被淘汰或转移，而那些适合当地发展的企业，会逐渐发展壮大。然而，单个企业的发展壮大仍然只是海洋中的孤岛，不能获得集群效应、共生经济收益。当一个良好产业生态链形成的时候，这个产业生态本身就会降低所有企业的投资风险和专有化成本，同时，它也构成了企业逃离这个区域的阻碍力量，增加了企业逃离的机会成本和沉淀成本。这样，投资就会形成路径依赖和自组织效应，候鸟型经济就会变为榕树型经济。
但是，要使候鸟型经济变为榕树型经济，仅有市场的力量是不够的，政府要对未来具有发展前景的产业进行扶持，但是，政府扶持要讲究方法和途径，不能伤害竞争。在我看来，政府应该为企业塑造良好的环境，向法制型政府、责任型政府及服务型政府转变，专注于整个产业的战略规划，加快并引导产业链的形成。在经济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逐步放松对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限制，扩大对民营企业的开放领域，推动其从竞争性较强的领域向垄断性或法律禁止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领域转型。
湖北发展民营经济与沿海地区具有不同的地方，沿海地区主要是外源型经济，利用国外的原材料和市场、国内的劳动力、本体的区位优势以及国家的“政策租”，通过加工出口获取利润环节，市场风险较小。而湖北地处内陆，发展外向型加工出口产品并不具有多大优势，除非加工出口的产品附加值高，或生产和运输成本低于沿海很多。
湖北的大企业较多，有发展钢铁、汽车、石化、造船、机床、光电、建材等雄厚的产业基础；湖北农产品资源丰富，有发展快速消费品的资源禀赋优势；湖北的人才储备较多，高校培养人才数量全国第三。其中，重工业的发展迎合了当前中国重新重工业化的发展机遇，农产品加工业是民生产业或公益性产业，具有永恒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当前全球粮食危机的背景下，发展潜力异常巨大。因此，湖北发展民营经济首先应该首先依托于原有的产业优势，发展为大企业配套的民营经济，同时，加快发展具有本地资源优势的农产品加工业。从当前的情况看，湖北的民营经济多从事汽车零配件、建材、纺织服装等行业，而具有资源禀赋和人才储备优势的农产品加工和高新技术产业仍然发展不足。
产业结构的差异，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在现代分工条件下，规模型制造业企业将其非核心的服务性经济活动剥离给专业服务商来做，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因此，湖北在进行招商发展民营经济时，不应为招商而招商，而应该看这个产业引进来之后是否能使当地的资源进入增值轨道，是否能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是否能将一部分服务环节剥离给当地企业，是否本区域的市场空间足够的大。另外，在进行招商引资时也要分清外源性企业来本地投资的动因是什么，是看中了本地的市场空间，还是看中了本地的资源禀赋，是看中了本地的区位优势，还是看中了本地的劳动力成本低廉，是看中了本地的熟练劳动力蓄水池，还是看中了本地引领创新的产业环境。因此，不要试图凸显自身所有的优势，而应针对性地进行产业研究，凸显其中的一到两个优势。
除此之外，也要弄清楚外源性企业引进来之后是否能在本地扎根，如何让它在本地扎根，是否具有永续的发展动力和长久的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