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发勤
（山东理工大学教科所）
原载《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06年第2期p3-5
[摘要] 学术自由是大学的核心价值，它影响到大学的发展与生存。从比较的角度分析来自教会、政府的对学术自由的威胁的历史事例，即可看出学术自由目前面临的由新技术、企业化主义和唯管理主义等带来的挑战。
[关键词]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市场化；企业主义；唯管理主义
大学是以高深学问为逻辑起点的，高深学问的专家都是各自学科中称职胜任的评派人和鉴定人，他们组成一个具有自治性质的学者社团；而且，为了推进学术的发展，学院的教师应该享有完全的理智上的独立性，也就是学术自由。从中世纪始，学术自由就意味着教授在其专门领域有不受外来控制的教的自由，还包含着学生学习的自由。随着19世纪早期德国的以研究为导向的洪堡大学的兴起，此概念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洪堡的概念比较珍视教学自由（Lehrfreiheit）和学习自由(Lernfreiheit)。
学术自由在大学的使命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学术界的核心价值。真正的学术是人类理智和自由精神最高的表现，它不能仅成为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饰，或为经济所左右，否则就等于丧失了其本质和神圣使命。（当然，理想的状态是学术、政治、经济的和谐共处，但历史并不总是以人们的美好意愿为转移。）
虽然学术自由与大学的存在息息相关，但是由于学术追求的是客观真理，势必与现存的保守势力相冲突，它也常受到不同程度的侵犯，“一如弱小国家的主权之常受侵犯一样。宗教要奴役学术作为它的使婢，政治要御用学术作为它的工具，贵族资本家常想利用学术作为牟利的手段”[1]。这就使得学术自由的历史充满了许多冲突。以下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简要分析学术自由过去受到的威胁和即将面对的挑战。
一、 来自教会和政府的对学术自由的威胁——一些历史先例
几个世纪以来，教会和市民当局对学术社团的教学、研究和公共言论加以限制。天主教会禁止在大学里进行同公认的教条相反的神学和科学学说的教学。神学教授马丁-路德，因为他的神学观念和教会官方相冲突而离开教席。随后，当已转变为新教徒地区的一些德国大学开始同情他的观点，他又能够重新回到他的学术岗位。作为许多争斗的结果，特别是随着十九世纪早期研究性大学的兴起，言论自由逐渐得到扩展，教授在他们的教学和研究中被给予更大的自由。
学术自由一直是争夺的高地——即使在具有很强的历史传统的学术系统中。虽然学术自由的现代理想是德国的发明，但是学术自由在纳粹德国时期被取消。在第三帝国时期，不仅对德国大学的教学内容加以直接限制，而且解雇了不符合新的意识形态的任期教授，以及犹太教授或持不同政见的教授。在德国很少有人敢对这些变化提出抗议，德国教授组织和学生联盟都支持纳粹对学术自由的镇压。在许多情况下，大学自身也在助纣为虐。在美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冷战时代反共产主义的歇斯底里时期，学术自由受到寻求清除大学中所谓的共产主义分子的政府当局的挑战。在一些情况下，例如加利福尼亚和纽约的公立大学，许多教授按照政府规定被迫离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揭露左翼教授的调查，导致教授解雇或被迫辞职。一些大学以学术自由的名义保护他们的教师，而另一些大学则屈服于外部压力解雇教授。在这一时期虽然仅有几个教师被解雇，学术自由却在压制的氛围中遭受危害，许多学者害怕被免职[2] 。这些事例表明即使在具有很强的学术传统和学术自由责任的国家大学可能遭受严重的结果。
拉丁美洲的学术传统也为学术自由的争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在1918年阿根廷科尔多瓦改革中珍视的大学自治的思想，在拉丁美洲长时间一直具有强大的力量。作为学生抗议所产生结果是大学的一项重要的改革。这项改革不仅波及到阿根廷，而且波及到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拉丁美洲的许多公立大学根据法律和传统是自治的。这对于处理大学和政府的关系以及学术自由问题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拉丁美洲，自治的理想在政治动荡期间给教授和学生提供了重要的保护。虽然保护不是完全的，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军事专政时期，但在拉丁美洲的高等教育中仍然是主要部分[2] 。
在经历过殖民统治的国家，学术自由很少植根于稳固的历史传统，也很少得到保护。殖民力量，无论是英国、法国、日本或其他国家，都害怕来自附属国人民的动乱。这样当大学在殖民地建立的时候，虽然其它方面模仿宗主国大学，但一般来说，它们不允许大学有宗主国那样的自由。结果是，因为知识分子和学生通常处于独立斗争的前线害怕动乱也就成了正当的理由。原先的殖民地国家的大学不得不常为争取建立学术自由的义务而斗争。为了维持稳定，政府变得敏于干涉学术事务，动荡的传统也难以消除。大学，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大学，仍然是产生不同意见的中心。当冲突发生的时候，学术自由有时候就被置于脑后。
学术自由并非“资本主义”的专利，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凡是有大学存在的地方，学术自由的问题就不能避而不谈。例如，前苏联斯大林时期曾因推行遗传学中的李森科学派、否定经典遗传学，从而违反学术自由而使苏联科学受到重创、农业减产。在中国，蔡元培先生受到德国大学自由思想的影响，在北京大学首开学术自由风气，使北大一时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气象。当然，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也有许多深痛的历史教训，如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马寅初《新人口》论、杨献珍的“综合经济基础理论”、胡风文艺思想等的批判，都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使中国的科学和社会发展受到极大的冲击[3]。
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学术自由在历史上曾受到来自教会、特别是来自政府的威胁，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科学和社会的发展。
学术自由虽然受到政治的限制，但学术自由能通过它对知识的发展、对社会的批判可进一步促进社会和政治的进步。所以，学术是政治的根本和源泉，政治有促进学术自由的义务。正如贺麟所说，“通常一个上了轨道自由独立的政府，必定会尊重学术的自由独立，一个自由独立的学术也一定能够培植独立自由的人格，帮助建树独立自由的政治”，“因为没有独立自由的学术来支持政治，则政治亦必陷于衰乱枯朽”[1]。
二、新技术、企业化主义和新管理主义对学术自由的挑战
如果我们从历史回到现实，分析眼前各个国家的学术自由的现状，就发现有许多乐观的一面。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府对构成高等教育的基本要素的学术自由理念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属于前苏联的部分国家，还有中东欧的国家，学术自由已经达到适当的水平。许多国家和学术系统至少已经认识到学术自由这一现象且表示有建立学术自由的义务。
然而学术自由远没有得到保证，那些思考大学的核心价值的人士仍需保持清醒的头脑。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学术自由正受到新的挑战，这种挑战不同于传统的宗教、政府带来的挑战。美国高等教育专家阿特巴赫认为，许多挑战来自新技术的影响，来自大学传统的重构，即知识资本化过程中的“企业化主义”（entrepreneurism）和“唯管理主义”的思想[2]。本文在标题中把这些因素都归属于市场机制的影响，因为近来无论是新技术的开发、还是管理的改革，大多是为了更好地迎合市场及其引发的竞争的需求。
首先，在互联网和远距离教育时代学术自由需要重新考虑。虚拟课堂中的教授有学术自由的资格吗？网络教授有不受来自主办人（通常是赚取利润的公司）的外来约束设计和传送课程的自由吗？特别是当开发费用可能很高的时候，谁拥有供网络使用的知识产品？这些问题影响到学术自由的传统思想，是高等教育转变到传授知识的新方式的时候需要回答的问题。
其次，必须考虑学术资本主义和企业化大学的出现对学术自由的影响。全球知识经济在为学术生涯的某些方面创造新的结构和激励措施的同时，也在另一些方面却威胁到学术自由。由于国家高教管理政策日益倾向于市场化，扩大入学规模又不增加投资，大学为谋求生存而追求能带来经济效益的活动。企业精神逐步渗透到高等教育领域，大学正在利用它特有的资本（大学教师和知识）去争取更多的收入来源，表现出学术资本主义[4]（Academic Capitalism，日文译为“大学资本主义”）的趋向，大学内的商业行为日益增多，大学正成为企业化大学（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在校园内企业利益已成为主导。
就研究来说，企业参与学术的增加和私人资助研究的增长改变了研究资金来源，从而影响到学术自由，特别是影响到洪堡理想中的“纯粹科学”（wissenschaft）。在应用研究能很快为企业资助者带来回报的情况下，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正在降低——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或减少或不能扩展以赶上科技需要。研究资金的增长部分，特别是生物医学，直接由企业提供，其研究结果具有专卖性——导致专利和对于资助者的其他好处。研究发现，有些企业资助的安排实际上有时候被隐瞒起来。许多人认为这是对学者转播其研究结果的自由的侵犯。资助模式的改变危及到基础研究的未来。
商业行为向大学内全面的渗透投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其突出的表现有： (1)经济力量对大学的影响（例如，计算机专业和工商专业的膨胀）；（2）周围的企业文化的影响（例如，在校园内不断增加的CEO执行总裁、产权、商标这些词汇的使用）；(3)学生职业生涯兴趣对课程的影响（例如，更多的职业课程）；（4）大学开支中努力实现经济化（雇佣更多的临时教师），采用来自商业的行政管理方法；（5）试图量化事实上在大学内不可量化的东西，例如试图以金融货币术语而不是从定性的角度表达价值问题或内容。如今，市场、私有经济对大学的影响日益显著。任何对这一点持有怀疑的人仅仅比较一下商学院的富裕和多数教育和社会工作学院的破旧寒酸就能感受到这一点。工商业世界正在通过它所提供的工作岗位和工资以最惊人的方式影响到大学的课程，技术科学（technoscience）和接近市场学科受到更多的青睐。
第三，高等教育中的“唯管理主义”倾向的增长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学术机构经营管理中不同于教授权威的行政人员的权力不断增长。学术自由和自治是相关的，管理中的这些趋势降低了自治和教授的权力。决定大学办学方向、开发课程、最终全面控制课堂教学以及研究课题的选择和实施的教授的权威，在这种趋势下受到了危害。无庸置疑，权力和权威的从教授转移到专业管理者和外部管理机关将明显地影响到学术专业的传统作用，也同样影响到学术自由。
一项对14个国家（包括所有中收入和大多数工业化国家，除非洲以外的各大洲）的学者调查，对学术专业是否受到强烈的保护许多不同的观点。除巴西和俄罗斯（这两个国家大多数给以否定的回答）以外的所有国家，多于75%的回答者对此给以肯定的回答。除以色列以外的所有国家，约20%的教师给以否定的回答。也有类似的数量报告，他们没有感觉到对研究和教学的限制。然而，当问及“在本国，学者出版的内容不受政治或意识形态的限制”时，相当数量给以否定的回答——在美国34%，在英国25%，墨西哥27%[5]。这些发现表明虽然这些国家的学者对学术自由的现状相当乐观，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安。工业化国家学术自由面临的挑战更加微妙，也许在某些方面比起上述更为公开的国家以及容易把握和对抗的国家更为有害。然而，奇怪的是，对于学术自由这一核心理念，有关机构和负责人并没有把它纳入议程来考虑。那些负责领导和投资高等教育的人士考虑的多是财政和管理问题。
大学的未来取决于学术自由的健康的环境。学术自由如同管理的责任、远距离教育以及新千年的其它流行词语一样重要。没有学术自由，教学和研究就不能真正见效，就无暇考虑学生的发展和人类长久的未来。所以，我们有必要对目前的学术自由加以重新考查与评价，需要更多地注意大学的使命和价值，以便使大学能实现其潜能，为即将出现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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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贺麟.学术与政治[A]. 杨东平编.大学精神[C]. 沈阳:辽海出版社. 2001.141-147.
[2] Altbach, P.G.. Academic freedom: International realities and challenges，Higher Education 2001, 41: 205–219.
[3] 朱九思,王怀宇.从历史的教训谈学术自由.现代大学教育.2003,(4):27-30.
[4] Slaughter, S. and Leslie, L.L.. Academic Capitalism: Politics, Policies, and the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
[5] Boyer, E.L., Altbach, P.G. and Whitelaw, M.J.. The Academic Profession: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Challenges confronted by Academic Freedom: From Church, Government to Market
PAN Fa-qin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Zibo,255049 )
Abstract: Academic Freedom is a central value of higher education. It affects the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is paper analyzes some historical facts of threats from church and governments, and point out current challenges from new technology, entrepreneurism and managerialism.
Key Words: Academic Freedom;teaching freedom；Marketization; Entrepreneurism；Manageria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