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转变增长模式的必要性，人们通常是这样解说的：过去的增长模式一方面带来了中国经济在二十多年时间里的超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种种的问题，如与粗放型增长相伴随的低效益、资源的大量消耗，环境的严重污染、片面追求GDP、贫富差距扩大等、所以要转变增长模式。这样的解说是有道理的，但又是远远不够的。
即使人们愿意忍受过去这种增长模式带来的问题和代价，这种增长模式也无法继续走下去了，因为支撑这种增长模式的一些必须条件开始丧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发展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过去的发展模式已经基本走到尽头，内在的动力已经是强弩之末；要使中国的增长和发展能够延续下去，必须将动力置于新的基础之上。
消费面临的六大制约
消费不足一直是中国经济运行中的难题，无论是经济结构、增长动力，还是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中国消费都处于相对较低水平。
国务院研究室陈文玲有分析指出，目前。消费水平低主要表现为五个“过低”和一个“过高”：最终消费率过低，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呈减弱之势；居民消费率过低，居民即期消费意愿和消费行为受到较强的压抑；农村消费水平过低，城乡之间消费能力、消费水平和消费规模的差距越来越大；中产阶层人群比重过低，尚未形成成熟的大众消费社会和有强劲购买力的可持续消费能力：信用消费水平过低，中国即期消费需求主体实质上是有购买能力的现金消费能力；居民储蓄率过高，居民支出构成中消费与储蓄的比例失调，即期消费需求受到强烈的“挤压”。
上述问题的产生，既有历史原因，也与现行政策密切相关。除投资与消费失衡、即期消费能力与远期消费能力失衡外，还有六大重要原因。
首先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不足，加大了居民未来的消费支出预期；其次，税收制度设计不合理，直接税比重过高，间接税比重过低，不利于促进消费能力的释放；第三，就业不足、收入水平低、中产阶层小，导致有购买力的消费需求不足；第四，城乡二元结构对扩大农村消费的深层抑制；第五，现代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严重滞后，是信用消费水平低和消费环境差的根本原因；第六是社会各阶层群体间收入水平差距过大，分配体系总体结构失衡。
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已从供给约束型转向需求约束型，扩大有支付能力的国内最终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的基本立足点。必须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正确处理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实施积极的消费政策，逐步解决约束消费增长的上述因素，以形成投资和消费对GDP增长的双拉动，实现扩大消费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收入差距扩大使然
在《中国经济的内外平衡》研究报告中，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对中国经济中面临的敏感问题作了全面阐述。其中，“中国人消费水平低是因为中国人没钱”、“人民币年升值5％可以接受”等观点，首次被这位央行智囊公开提及。
对于长期困扰中国经济消费不足的“顽疾”，樊纲的诊断是，“中国人消费水平低是因为中国人没钱”。樊纲认为，目前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使得消费不足的问题变得更糟。
樊纲认为，中国年收入只有7万元左右的“低收入阶层”占到就业大军的80％，他们只能分享到新增GDP的40％左右．剩下的60％则被20％的高收入群体获得。“由于高收入者消费倾向不高，平均下来，社会整体消费倾向就很难提高了。”
对与“低消费”相对的“高投资”问题，樊纲却出乎意料地乐观。樊纲表示，投资和资本积累不仅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也是中国实现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他指出，总的投资中约有60％是由住房消费、公共设施消费引起的，这部份投资是可持续的，也是长期需要的。“因此，保持20％左右的投资增长还是需要的，简单地将中国的经济结构与美国当前的经济结构相比而指责中国，是错误的。”
历史地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换的必然性是发生在这样的一种脉络之中，要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就必须转换经济发展的模式，将经济发展的动力置于新的基础之上。而这个新的基础，就是内需。但解决内需的问题要比解决外需的问题更为复杂。因为内需的问题表面看起来是个人收入和购买力的问题，但这个收入和购买力是与社会中的利益格局、社会结构和种种制度安排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对此，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说，就中国目前的情况而言，没有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没有社会结构的相应变化，没有相关制度安排的形成，能够支撑内需和国内市场的基本条件就不可能出现。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调整利益关系、实现社会公正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含义，才能改变将追求社会公正与追求经济发展对立起来的看法，才能使构建利益关系协调的和谐社会成为一种自觉。
用投资拉动消费增长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刘树成曾经有过三点政策建议，一是化大调整为不断的小调整，以延长经济周期继续在适度高位的平稳运行。二是要把政府的微观规制从宏观调控中剥离出来。节能减排、把住土地闸门这些属于政府的微观规制，应该具有长期可持续性，而宏观调控是针对经济波动采取的短期措施，所以要区别开来。三是应该解决总储蓄大于总投资的困境，现阶段，应该用投资增长来拉动消费增长，而不是限制投资。
用投资增长拉动消费增长，这是一个很大胆的提法。目前，中国总储蓄大于总投资，外贸顺差持续增大。要解决这个外部不平衡问题，就需要扩大内需。内需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那么，要扩大哪部份内需呢?这又涉及到国内的内部不平衡问题，即当前内需中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要继续扩大国内投资需求吗?那固定资产投资不是更要过热吗?
刘树成指出，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分析中国目前投资率偏
高、消费率偏低当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中国目前处于消费结构升级过程中，这主要是要解决住房问题。而居民购买住房，在国际上统一的国民经济核算统计中，是归于投资的；居民购买住房后的年度折旧，以虚拟计算列入消费。而中国的住房年度折旧率很低，这就大大压低了消费率。同时，在中国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中，住房支出所占比重很小，2006年仅为3.1％。而在美国个人消费支出中，住房支出经常占到144％左右。扩大居民住房需求，增加居民住房支出，是提高中国消费率的一个长期的、重要的途径。而在这个过程中，又要大量地盖房子，增加投资。所以，在目前中国这样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里，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的问题仍然会存在，但在居民住房需求扩大之后，以及在统计上合理提高住房年度折旧率之后，中国消费率会提高起来的。这个过程中，还要注意优化商品房供给结构，抑制房价的过快上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