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毛泽东24岁，还剩一年就要从一师毕业。是年4月，他写的《体育之研究》在《新青年》发表。7、8月间，他与萧子升徒步千里到湖南五县考察，实行“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归，给曾在一师任教的黎锦熙写信。此封长信既谈到其个人毕业后之安排，更畅论改变中国之道，颇可见毛泽东当时的心态和思想。
毛泽东所考虑的改造中国是一种“根本的改造”。我这里所谓的“根本”包含两个意思：一是彻底的改造、完全的改造；二是有“本源”、或根据“本源”的改造。彻底地改造来自于他对当时中国社会思想道德的认识，他说：“将中外事态略为比较，觉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
根据“本源”的改造则来自他对当时有势力的人物的认识。他认为当时“天下纷纷”，为世人所称的主要人物有三人：袁世凯、孙中山、康有为。而袁、孙两人都被他视为无本之人而不论，唯独康有为“似略有本源”，但还是“华言炫听”，他于近人最佩服的还是曾国藩，说“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而在这后面大概是佩服曾的行有所本。
那么，什么是“本源”呢？毛泽东说：“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又说：“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但是， 不像在曾国藩那里其“学”明确地是孔子之学，其“理”是儒家之理。在青年毛泽东这里“学”还只是笼统的“哲学、伦理学”，他也并未言明那宇宙的、普遍的“真理”究竟为何。然而，在以心为本来改善世道的途径上，他是同于曾氏的，他说：“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他甚至认为，各种制度只是枝节，“天下之心”才是根本。“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 目标或还是国家的富强，但实现的途径却是通过改造心灵。
那么，如何实施“动天下之心”？自然要有“心先动者”作为启动者或启蒙者，也就是说，要有人真正立志“先研究哲学、伦理学”。“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这种启动者或运动者自然是少数、是圣贤，即要通过少数去启蒙和发动多数，通过英雄圣贤去发动民众，“普及哲学”。
在这种少数和多数、领先与带动的关系中，包含了一种对人类差别的认识。毛泽东写道：“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而人世间为什么愚者多而智者少？毛泽东的解释是，许多人不愿学习，即便困也不学，而究其因，又是陷入功利之争。但为什么多数人会陷入功利呢？这是多数的天性还是社会后天造成？毛泽东认为是社会积累造成，但未再进一步解释。
这样看来，社会就是“小人累君子”了，甚至制度之造也是这种“累”所致：“政治、法律、宗教、礼仪制度，及多余之农、工、商业，终日经营忙碌，非为君子设也，为小人设也。君子已有高尚之智德，如世但有君子，则政治、法律、礼仪制度，及多余之农、工、商业，皆可废而不用。无知小人太多，世上经营，遂以多数为标准，而牺牲君子一部分以从之，此小人累君子也。”但是，君子还是应当怜悯小人，因为大家都是同类、同胞，同为“宇宙之一体”。所以，君子不能做自了汉，而是“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
从上述可见，毛泽东其时的思想倾向和使用语汇基本还是传统的，国学的。其对人类差别的认识大致也是基于传统的观点，可归于试图解释事实的领域；但在价值目标上，儒家基本上把“圣贤之学”视为是少数人的“为己之学”，一般并不考虑推广到全社会（如柏拉图之共产仅限于少数统治者）。我们知道后来毛泽东寻求革命真理的过程，他自然不仅不再使用传统的话语，更有决裂的倾向，但是在“反潮流”、“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等说法中（更勿论实践），还是可以看到上述思想的影子。而在其领导的中国，也确实几度开展过全党乃至全民学哲学用哲学的运动，包括他晚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也有试图通过“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而造就一代新人之意。至于能否实现其目标，则是另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