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黄永玉潇洒间走过八十春秋
——作家李辉在香港艺术馆的讲演（节选）
他的艺术，他的性格，有着更多丰富的、复杂的内容，有待进一步地认识与挖掘。
他还充满活力，他还潇洒地走着，他依然还充满着变数。这给我们认识他、理解他带来了难度，但更带来了新鲜、刺激和快乐，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深化的可能。
在我们的这个时代，他是一个独特的艺术家，一个难得的有趣之人、性情中人，一个用艺术、用文学、用人生故事不断带给人们惊奇的人。
谢谢香港艺术馆给我提供这样一个机会，让我在这里为大家发表一个关于黄永玉先生的演讲。
黄先生已经不是第一次在香港举办个展了。香港对于他的一生艺术的发展有着特别意义。他一生中的第一次展览就是在香港举办的，那是在1947年，距今天将近六十年了。当年那个年轻的二十三岁的小伙子，今天已是整整八十的老人了。时光悠悠，世事变迁，惟有艺术依然充满活力，依然年轻。今天在香港八十岁的黄永玉再次举办题为“八十艺展”的个人画展，和五十七年的第一次的画展正好是一次美妙的衔接，为他风雨坎坷中走过来的这些岁月，为他为艺术探索付出的艰辛努力，提供了最好的证明，也给我们认识他的人生，认识他的艺术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一个漂泊者
漂泊让他把这个世界看个透，把世态炎凉看个透。漂泊也让他看到了处世的种种方式、技巧，把他磨炼得更加适应于一个复杂的社会。
不少人写过沈从文，但写得最好的我觉得是黄永玉。
的确，他们两个人有那么多的相似。
他们都对漂泊情有独钟。沈从文随着军营在湘西山水里浸染个透，然后独自一人告别家乡，前往北京。黄永玉也早早离开父母，到江西、福建一带流浪。漂泊中成长，在漂泊中执著寻找到打开艺术殿堂大门的钥匙。
曾经有记者问过我，沈从文对黄永玉有没有影响？
我想没有什么很多直接的影响，像他们两人文章的风格是不一样的，走过的路也不是一样的。对幼年的黄永玉来讲，只知道有一个表叔是作家，其它方面并没有多少了解。沈从文对艺术的热爱，理解的深刻，人性的善良，这些东西是后来黄永玉所敬重的内容。至于他们两人的创作是不太一样的。但湘西人的性格他们之间也还是有共通之处。我原来写过一篇关于沈从文的文章《平和或者不安分》，我们过去都看到沈从文平和的一面，而没有看到他不安分的一面。不安分是湘西人的一种特点，沈从文性格中就也有野性的一面，而黄永玉表现得更为突出。大家想一下，交通那么闭塞，在连汽车都没有的情况下，你要从凤凰到北京来，你要走多长的路？走向外面世界的那种向往，那种不安分的灵魂，这一点我想黄永玉和沈从文是一样的，有着一脉相承的一种关系。
至于你说写作上有什么直接的影响，或者艺术上有什么直接的影响，我还看不出。我认为他们之间没有文学艺术上的一种直接的影响。对黄永玉人生上的影响可能还是会有，就像五十年代初他写信让黄永玉从香港回大陆去，这还是起到一些作用。这里有一个大的背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在50年代初，吸引了很多海外的华侨回来，像黄永玉这种对故乡情感很深的人自然愿意回到内地。回来后，虽然后来他经历了一些苦难和挫折，但总的来讲，从他的艺术的发展来看，回去还是对的。
还是回到漂泊。
难以想象，没有年轻时代的漂泊，会有后来的黄永玉。
漂泊让他把这个世界看个透，把世态炎凉看个透。漂泊也让他看到了处世的种种方式、技巧，把他磨炼得更加适应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在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纪，在错综复杂的人际面前，他显然要比沈从文更为沉着老练，更为应付自如，同时另有一种“野气”。
“他不像我，我永远学不像他，我有时用很大的感情去咒骂、去痛恨一些混蛋。他是非分明，有泾渭，但更多的是容忍和原谅。所以他能写那么多的小说。我不行，忿怒起来，连稿纸也撕了，扔在地上践踏也不解气。”他这样把自己和沈从文进行比较。
这便是有人爱、有人气、有人恨的黄永玉。
故乡情结
去过凤凰，读过沈从文所有的湘西作品，看过黄永玉画的故乡记忆，便会明白从那里走出来的人，为何会如此固执地偏爱故乡。
从十多年前刚刚认识黄永玉那时起，我就强烈地感受到他对故乡的那种深厚情感。当时他告诉我，他几乎每年都要回一次湘西。“我们家乡太好了！实在太好了！”他老爱用这样的强调语气夸耀家乡。他说，故乡的山水，能够勾引他的回忆，能够让他时时产生创作的冲动。
每次与他一起到凤凰旅行，我都亲身感受到他与故乡的亲情。走在凤凰，听他讲述自己童年的经历，我对这个小城，对他的艺术与故乡的关系，似乎有了较为深切的感受和理解。
黄永玉说他的家乡人有特殊的幽默和风趣，他的作品中的这些特色，往往得益于这种熏陶。他引以自豪的还有满城的妙趣横生、嬉笑怒骂的对联。“你看凤凰人多有创造性！”每看到一副佳对，他就这样感慨。
他说他小时候喜欢在青石板小巷里闲逛。最爱去的是边街，那里是各式各样的民间艺人的天地。在黄永玉的印象中，有一家姓侯的风筝画得最漂亮，是宋代画的源流。他常常站在门前，一看就是半天。雕菩萨的铺子，也是他常去的地方。即使坐在教室里，他的心仍在铺子里。他想像着不同木雕的模样，这些，充实着他幼小的心灵。
去过凤凰，读过沈从文所有的湘西作品，看过黄永玉画的故乡记忆，便会明白从那里走出来的人，为何会如此固执地偏爱故乡。对于他们，故乡不只是记忆，不只是人到他乡之后的对往事的留恋，而是一种艺术上的必不可少的想像，一种不断地能够提供创造力的能源。
也有人表示不解，说黄永玉在家乡只生活了十二年，怎么会那么留恋呢？
一个人对故乡的情感，不能从十二年这样一个时间段来判断，因为一个人，特别是艺术家，他对家乡的感觉，可能因为几件事情就决定了他终身难忘的一种故乡情结。沈从文离开凤凰也比较早，但是他所有写得比较好的作品，都是与湘西有关。
因此，我宁愿相信，不管现实中故乡的人与事带给他多少烦恼，也不管这些烦恼是否有可能打碎留在心中的美好印象，都不可能从艺术的角度改变故乡业已形成的完美形象。
几年前，黄永玉为修建在凤凰的沈从文陵园刻了一块石碑：“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他说他把这句话献给表叔，也献给各种“战场”上的“士兵”，在他看来，“这是我们命定的、最好的归宿”。
故乡的真正意义即在此。
艺术精灵在飞舞
无论是绘画还是写作，黄永玉都是大俗大雅、野性的东西比较多，这是别人没有的，这就是天分，就是个性。
黄永玉身上像是有着永远使不完的劲儿。做了那么多的事，他还老在琢磨还做点儿什么。记得有一次去他在北京郊区的新宅“万荷堂”，他带我上楼去看他的新书房，一面墙的书架上，摆了刚从城里旧居搬来的一些他最喜爱的书。他抽出一部厚厚的1909年版的《韦伯斯特新国际辞典》，摩挲着精致的布纹封面对我说：这是我少年时代最喜爱的书，我那时常想，如果有一天我能挣钱养活自己了，我就专心把这部书里所有的小插图都画一遍。他讲这话时的神情，让我至今想起既温暖又感动。要知道，这时的他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
我看见的是一个充满着活力的，一个对世界有爱、有恨的大俗大雅的人。他浑身充满着变数，这个变数是艺术上的，生活上的和个性上的。如果没有变数就不是黄永玉了，就不会有他那么多的成就了，这个东西的利弊就是相辅相成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只有变才是黄永玉，而在变中艺术在发展。
一个艺术家，如果精神停滞了，他肯定就完了。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也肯定什么都完了。对自己所作的东西就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或者在自己原有的成就上沾沾自喜，这是不行的。他前几年开始写了一部长篇《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他才写到四岁就写了二十多万字。还有很多要写。还有一本关于德国旅行的书，书要写。我还建议他，曾经写过酒，你能不能把你的养狗经历好好写一篇？他还有很多故事可写，我想，趁他现在精神精力非常旺盛，很多东西可做的，包括他的画。
在这次展览上，大家可以看到，这两年他也在追求一种新的变化，追求在色彩的浓烈和淡雅之间找到好的结合点。有些画在家里画的时候，我曾觉得颜色有些过于浓烈，但到大展厅一挂起来的时候，感觉就不一样了。2004年4月在北京举办画展时，我听到旁边有几个画家和观众评点，都觉得有冲击力。过去画大画没有条件，那时没那么大的一面墙，没有那么好的梯子，也没有那么好的材料，现在他具备了这些条件，他在探寻在大画里把油画、中国画的特点结合起来，变为己有。
另外他还有些作品是突出民俗的画，像画竹林七贤、八仙过海，还有画下棋喝茶，它实际是一种生活的记忆。有俗有雅，大俗大雅。读黄永玉的文字作品也好，绘画作品也好，都能强烈感觉到这一点。其实又何止限于写作与绘画，生活中又何尝不如此？这大概便是黄永玉最让朋友为之叹服、为之众说纷纭的地方。
还有一点也要特别强调，我认为从散文来讲，单纯把黄永玉作为一个散文家来评价，他在中国当代的散文创作里面来讲也是一位大家。他的散文的写作，很少有人能达到他那种潇洒的境界。黄永玉的散文经常结构很散，但是他有一种东西贯穿起来，结构上是很潇洒自如的，这是一点。另外一点，故事的生动性，这是其他的散文家很难有的；第三点，他的语言上，他经常有出其不意的富有跳跃的表述，这也是别的作家很难把握的。有的作家的散文也许可以模仿，但黄永玉的文章风格恐怕是很难学，这正是一个文学家非常鲜明的个性所在。
曾听见香港一位很有名的文章高手说过，黄永玉文章第一。此话不假。像《太阳下的风景》，《从塞纳河到翡冷翠》，还有八十年代他在《新观察》杂志上一个专栏《吴世茫论坛》，这些杂文和散文拿来跟当代的很多散文家来比，他要超出很多。就像画画一样，他说没有上过正规学校，没有固定规范，恰恰艺术是不能有太多规范的，有一定之规，但又要不受其束缚，超越这种规律的表现上，这一点他跟沈从文很像，但是他这种文风跟沈从文的完全不一样，沈从文古典的东西、典雅的味道比较多一些，而黄永玉是大俗大雅、野性的东西比较多，这是别人没有的，这就是天分，就是个性。文学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就靠天分，这跟画画是一样的，这个东西是别人学不来的，我们只能去欣赏他。
性情中人
他身上矛盾的因素非常大：他是一个爽快的人，是一个重友谊重友情的人，是一个江湖中人。
我曾说过，要想写黄永玉的传记，是对自己的一个挑战。我这样说，有很多因素。一个因素是他选择的艺术形式对我来讲是比较陌生的，木刻，雕塑，画，等等，都是专业性很强的东西。我觉得研究文学家对我来讲要容易一些，纯粹的从语言到语言的这么一个过程，再用心灵去感受他心灵的东西。那么，对于一个艺术家很可能就复杂得多，难度大得多。
更重要的一个因素，难写的是他在不断变化中。他身上矛盾的因素非常大。比如，我认为他是一个大俗大雅之人，他的艺术也是大俗大雅，有时能做得好呢是俗和雅结合得相当好，如果处理不好，可能在某一点上俗和雅没处理得好。这种东西你怎么来把握，怎么来描述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如果要写传记的话，要写一个很真实的人物，那确实相当困难的。另外，对他所经历的历史的了解也非常重要。比如他这一代人，二十年代出生，对他来讲首先是抗战八年，然后战乱，内战，然后五十年代的思想改造，反右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干校，又经过了八十年代一次又一次政治风波的冲刷，经过那么多的历史变故，有那么多的大的历史事件，在这个过程之中，他个人和历史大的社会背景的关系，他和周围的许多人的关系，不同的性格的人在这种大的历史的动荡之中是怎么表现的，要把握好，要写好，的确相当难。
要全面认识一个人是很难的，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你就是天天呆在一起也很难说全面认识一个人。认识深刻永远只是相对而言。
在我的接触中，我认为他是一个很爽快的人，很讲感情的一个人。我还听说过这样的故事，有时他听说有的学生家庭困难，就画一幅画送去，或者送钱帮忙解决看病问题。他是重友谊重友情的人，这是我一直感觉到的。他自己也说，他的一生是友情温暖着他。我想，反过来他也是用友情温暖着别人。
一个人生活在这个社会上，他要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他有善恶的取舍标准。作为一个画画的艺术家，他要接触的人越多越好，所以黄先生跟很多人不同的是，三教九流他都有很多朋友，我讲，他是一个江湖中人也是这个意思。走在这个世界上，他就要和各种人打交道，高兴的时候他可以打人，打个比方，不高兴的时候完全可以拍案而起。这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不好的一面是性情一来就不会像一般的人考虑那么周到，说高兴就高兴，不高兴就不和人打交道，很可能这里面会产生什么误会什么过节，这不是他考虑的。这当然是一把双刃剑，很难说是利还是弊，像他这样按照性情我爱怎么办就怎么办，挥洒自己的性情就够了，当一个性情中人就是。
他的湖南脾气还是有的，对湖南人的性格概括到底准确不准确，是火爆还是一种拍案而起，或者豪爽，实际上有多重含义。从我来看，黄先生有时不高兴他是不给人一点情面的。另外，他看不惯形式主义的东西，客套的东西他不是太讲究，很反感虚假的客套。有一次我带个记者去访问他，记者首先就问，让他说一句：你能说一下您这一生最得意的是什么事？老先生脸色马上一沉，我有什么好得意的，你这样问我怎么回答问题，你应该问具体的，你这样问难道我要把一生给你讲一遍？你要不就看我的书算了。对记者那种模式化的提问他是比较反感的，他更喜欢的方式是比较熟悉的深入的聊天式的采访。一般来讲，记者来采访总要给人家留点面子，他经常是不留面子。我带过好几次电视台的人去采访，要布光，摄影记者在拍照，说：黄先生您能坐那个椅子上，把那个椅子搬一下。他一听就生气，说：“你们要就我的。你们不能打乱我的日常生活，我怎么坐你应该就怎么拍。”我想这有两方面，一是他现在名气大了，要采访他很不容易；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艺术家，是应该顺其自然的，不应该有很多人为的、布置的痕迹来拍摄一个人的生活。所以这方面是他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
一个艺术家如果不是性情中人的话，他的艺术也许达不到收放自如的境界。所以这很难用好和坏来衡量。我从来认为，对一个人来讲，好和坏的评判实际上是一个简单的道德上的评判标准，而不是一个人性上的标准。我们对一个事情做评判标准时说，这个人是善还是恶，也不是绝对的，这个都很难说。
结束语
各位，这就是我眼中的、我印象中的、我所理解的黄永玉。
潇洒八十，八十潇洒，这只是一种简短的概括而已，为了讲述的方便。
他的艺术，他的性格，有着更多丰富的、复杂的内容，有待进一步地认识与挖掘。
他还充满活力，他还潇洒地走着，他依然还充满着变数。这给我们认识他、理解他带来了难度，但更带来了新鲜、刺激和快乐，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深化的可能。
在我们的这个时代，他是一个独特的艺术家，一个难得的有趣之人、性情中人，一个用艺术、用文学、用人生故事不断带给人们惊奇的人。
因为拥有他，艺术而丰富，生活而精彩。
讲演者小传
李辉 作家。1956年生于湖北，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先后在《北京晚报》和《人民日报》担任文艺记者和副刊编辑，从事人物传记和历史随笔写作。主要作品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沧桑看云》、《萧乾传》、《和老人聊天》、《陈迹残影》、《静听回声》、《人在漩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