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主体遵循客观自然规律、生命规律、社会规律及社会规范，充分利用社会提供的资源和条件，实现自我本质力量的充分发展，满足自己的各种需求的过程。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既需要优越的外部环境（社会提供的资源和条件）,更需要主体自身的努力与追求。前者是外因，后者是内因，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历史上，“内圣外王”是中国儒学最大的特征，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儒家为了“内圣外王”的实现，提出了“三纲八目”的修养论。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三纲八目”强调主体通过加强自身修养，使自己成为至真至善之人，贡献于社会；通过全体社会成员的道德修养来实现社会和政治的良好秩序。“三纲八目”内圣之道的这种精神实质对于现代社会而言，仍具十分巨大的价值。它与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结合对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中国历史上的“内圣外王”思想

现代新儒学对历史上“内圣外王”的理解有两种。第一种理解为“由内圣而外王”；第二种理解为“内圣与外王”。

第一种理解认为：“内圣”与“外王”是因果关系和体用关系。主体通过内心道德修养的提高与实践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报负；第二种理解认为内圣与外王不存在因果和体用关系，而是一种并列关系，分别体现儒学的两大传统，即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内圣”是心性儒学传统，“外王”是政治儒学传统。从中国儒学与中国历史、政治、文化的联系上来分析，两种理解都有其可取之处。

㈠、第一种理解如若站在中国封建社会普通百姓的角度来分析，“三纲八目”的“内圣”之道则是不可理解的，普通百姓的修身行为并不以治国平天下为目标。但是如若站在历朝历代君王的角度来分析，“三纲八目”则是对君王的修身要求。君王要成为一名贤明的君主，则按照《大学》“三纲八目”的内圣之道，将自己的道德修养与政治实践结合起来，循序渐进的实现治国平天下，则是必须的。儒家的政治理想是“王政、王道”，反对“霸政、霸道”。因此，儒家特别强调君王及整个统治阶级的道德修养，把“王政、王道”的实现寄希望于历代君主和统治阶级的道德实践和政治实践。

㈡、第一种理解如若站在整个社会的高度去理解亦是正确的。中国封建社会最大的的特点是“家国同构”。家是国的缩影，国是家的扩大。正如《大学》所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天下是由国家组成的，而家庭、家族则又是构成国家的基础，家庭、家族秩序的好坏取决于家庭、家族中的长辈对家庭、家族成员的教育以及家庭成员的伦理道德修养。所以上至君主，下至庶民皆以修身为本。站在整个社会的角度去分析理解，如果全社会的每一位成员，包括君主在内均按儒学内圣的要求，自觉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实现“君惠、臣忠、民顺、父慈、子孝”。使每一个家庭、家族秩序井然，那么，国家就自然实现大治，天下就会太平。

㈢、第二种理解方式是将“内圣外王”与儒学的两大传统联系起来。“内圣”是心性儒学，是“安立个体生命”的儒学，“外王”是政治儒学，是“治理国家、社会”的儒学，“外王”的目标是实现王道、王政。前者解决的是生命依托问题，后者解决的是政治秩序问题。按照庄子对孔子思想的研究，《诗》、《书》、《易》是内圣之学，《礼》、《乐》、《春秋》是外王之学。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不能通过主体的道德修养来实现，而是需要积极的投身于政治实践，建立符合当时社会现实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政治与道德是两个不同的问题，道德问题可以通过“内圣”的方式来解决，而政治问题不是用道德可以解决的，政治问题的解决需要运用政治理性与政治智慧，投身于政治实践，建立起符合历史条件的社会、政治制度来解决。因此，历代儒家都积极投身于社会政治实践，以建立符合中国当时历史条件的礼法制度，实现儒家的政治理想。

综合起来分析，以“内圣外王”思想为核心的整个儒学对中国社会的治理是采取两条路线进行的。

第一条路线是强调个体道德修养，强调上至君主，下至庶民的伦理道德修养对“国治而后天下平”、对实现“大同”的重要作用。希望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遵循儒家所订立的伦理道德，以实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认为只要社会全体成员均按照儒家的伦理道德做人、做事，则国家就自然实现大治，天下就会太平。

另一条路线是建立符合当时社会现实的社会、政治制度，用制度的作用或者说用“礼”的作用去劝人向善（而非防止人性向恶，这是中国政治儒学在体制建构取向上与现代西方保守主义的重要区别），使社会生产生活有序进行。汉代董仲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吸收借鉴各派思想精华，以儒学为主体，按照儒学对社会治理的两条路线，建立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礼法制度。 此制度在中国延续2000多年，使中国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农业文明”，成为人类文明的一枝奇葩。

从现代来看，儒学治理社会的两条路线仍旧是十分可取的，它使得历史上中国人不象西方人在“上帝”那里寻找心灵的归宿，而是在社会现实中去寻找心灵的归宿。同时，儒学把人的心灵归依的解决和社会秩序的解决有效的结合起来，这比西方文明把心灵归依的解决与社会秩序的解决分离开来合理得多。

二、“内圣”之道与“三纲八条目”

儒家“内圣外王”思想要求主体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并把主体道德修养与国治天下平联系起来，为此儒家提出了一系列的道德伦理规范。为了帮助主体循序渐进的撑握这些道德伦理规范，进行道德实践，儒家提出了“三纲八目”的修养论。即《大学》中提出的 “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三纲八条目”是儒学的“内圣”之道，是主体进行道德修养和道德实践的纲领和路线。

明明德，即明白、撑握高尚的道德。明，即明白、撑握之意，明德指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在程朱理学中指“天理”。亲同新，有革陈去弊之意。指主体在撑握“天理”之后，不断改正自己，并推已及人，使别人亦撑握“天理”。止于至善，就是达到最高的善的境界。用儒家观点来看，就是君、臣、父、子，各正其位、各尽其责而不背天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就是主体明白、撑握封建社会的道德伦理规范，使自己与他人言行符合“天理”，达到最高的善的境界。

格物致知：就是广泛的接触事物，获取知识，撑握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和礼法制度。中国传统社会的认识重心是伦理道德，而不是自然界和客观物质世界。知识主要是道德、伦理、历史、人文、习俗等方面的知识。诚意正心：即使自己的心意诚恳、真实，态度端正。从中国传统文化“以人生和人心为关照”的特点来看，诚意正心，是要求主体树立起人生的正确态度。修身：即加强主体自身的道德修养，使主体成为道德高尚的人。主体通过格物致知，心正意诚，学习和撑握了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端正了人生态度，主体就可以利用这些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即修身。“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所以上至君主，下至庶民，皆以修身为本。修身的目的是使君惠、臣忠、民顺、父慈、子孝。齐家：即主体管理好自己的家庭，使家庭、家族关系和谐、秩序井然。齐家所依据的是主体修身所撑握的封建道德规范和礼法制度。齐家是主体在修身后的道德实践。治国平天下：“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主体能够使家庭、家族关系和谐、秩序井然，主体就可以沿用齐家的成功经验来治理国家。在中国封建社会，社会结构和秩序以“家国同构”为显著特征，家是国的缩影，国是家的扩大，国家的政治观念皆缘于家庭、家族伦理和道德规范，故“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通过以上主体的道德修养和政治实践，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和礼法制度普及于天下每一个角落，使君主贤明、为臣尽忠、为民不逆、尊卑有等、长幼有序……自然就可以实现天下太平。

格物致知是获取知识，诚意正心修身是主体的思想道德修养，齐家是主体的道德实践，治国平天下是主体的政治实践。“三纲八目”成功的把道德修养与儒家的政治理想结合起来，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以道德、伦理为本位的特征。

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 人类文明由农业文明步入工业文明，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内圣”之道的“三纲八条目”也自然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㈠、社会认识重心发生了改变

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政治型文化，社会认识的重心是道德而非自然，关注的是政治秩序而非社会生产。这种认识倾向又表现为中国传统文化重道德伦理、心性修养和人生乐趣的追求而轻视科学技术，视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而加以排斥，忽视对自然界的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一特征是“三纲八目”得以存在和旺盛的土壤。西方文明的崛起将人类带入工业文明时代，以科学技术和自然界为认识重心是现代工业文明的特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生产发展与繁荣、生活改善和提高的第一推动力。认识重心的改变使得“三纲八目”，通过主体道德修养、政治实践实现人生价值的内圣之道失去了适宜的土壤，丧失了生命力。

㈡、个人权利的兴起

个人权利的兴起是现代工业文明区别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又一重要标志。个人权利的兴起促使社会平等个人的产生，社会成员不论身份、地位、财富都享有平等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这些权利受到宪法的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侵犯。中国封建社会长幼有序、尊卑有等的价值观念和“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政治信条，以及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三从四德的家庭伦理……这些三纲八条目需要主体撑握和遵循的“天理”随着个人权利的兴起而消失。主体诚意、正心、修身的道德内容丧失，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政治实践也失去了道德、价值观念的指导，更失去了神权、君权、夫权所构筑起来的社会秩序。

㈢、政治不再是人们贡献社会、实现人生价值的主要途径

中国封建社会存在着“仕、农、工、商”的职业等级观念。在统治阶级的政治实践中，“重农抑商”是一条基本的政治路线，在社会的价值观念中，把仕途从官作为人生最高的价值追求和奋斗目标。“三纲八条目”就是一条循序渐进的，通过主体加强自身修养，为官从政，实现治国平天下的路线。而对主体务农经商、社会生产不具备任何指导意义。现代社会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社会分工不断走向深化，各种职业伴随着经济的发展繁荣而不断产生，“仕”—现代的公务员，仅仅作为一种职业与其他职业一样都是平等的。经济在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作用高于政治，实现人生价值不仅可以从政，而且可以经商、从事实业、科研、文艺等众多职业，无论从事何种职业，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受到同样的尊重。社会环境和价值观念的这种变迁自然使得将道德修养与政治实践交融于一起的“三纲八目”失去存在的土壤。

㈣、家国同构与民主政体

中国封建社会最显著特征是“家国同构”。家是国的缩影，国是家的扩大，国家的管理是从家庭、家族的管理推导而来的。家有家规、家训、家法，国家亦有其礼乐制度、道德和法律。“三纲五常”巧妙的把家庭伦理道德和国家的政治观念结合起来。家庭伦理道德的核心是“孝”，国家政治观念的核心是“忠”，依据《论语·学而》的推断“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作乱者，未之有也”。将孝于宗族长辈的家庭伦理、情感转化为忠于国家、朝庭的政治观念。国家家族化，家族政治化，国家的治理是依据家庭的管理推导而来的，故此，对主体来说，“齐家”成为其政治实践的第一步。

现代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结构是建立在个人权利与自由基础上的民主政体。政治与家庭、家族之间的脐带早已被自由的权利个体所割断。民主与法制是民主政体的两大支柱，社会秩序和政治体制的运作以法律为准绳，道德伦理退居次要地位，联系民主政体的是自由结社基础上形成的政党和公众利益团体，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享有各种不受侵犯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并有权对一切政府机关、部门及政府官员行使民主监督。齐家与治国的联系，齐家与政治实践的关系消失殆尽。

㈤、市场经济与自然经济

市场经济不仅促使了大量新的职业的产生和职业平等观念的形成，而且市场经济的发展促使了教育职能和政府职能的转变。

①、市场经济促使了教育职能的转变

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家庭是最基本的生产组织，以一家一户的简单再生产和自给自足为主要特征。生产具有封闭性、保守性和狭隘性。生产技能和知识的获得依靠家庭、家族中长者的传授和自己长年实践中的经验积累。有限的教育不是面对社会生产和经济活动，而是面对整个统治阶级和政治集团，为政治服务的教育决定了教育传授的不是生产技能和知识，而是服务于统治集团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等意识形态。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的职能是为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提供大量的高素质劳动者，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成为教育的主要内容。

②、市场经济的发展促使政府职能的转变

市场经济条件下，“组织公共产品的供给”，为经济服务是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能。与此相适应，政府行为均以法律为准绳，接受法律的监督。公务员仅仅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众多职业的一种，并且公务员的管理是依法进行的。在自然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是征收捐税以满足统治阶层的享受，每当财政吃紧时，统治阶级不是通过促进生产来解决，而是通过增加捐税、增加人民的负担来解决。并且，政府官员与地主阶级相联结，在社会中具有显赫的地位。这种社会现状与狭隘的小农意识相互作用，使从政为官成为人们最高的价值追求和奋斗目标。

市场经济对自然经济的取代，使自然经济条件下的教育和政府职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三纲八条目”的“内圣”之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失去了教育的引导，失去了小农意识的指导，更失去了封建社会政府职能的引诱。

历史上，“三纲八目”的“内圣”之道是为维护君主利益和封建社会统治秩序服务的，他与中国封建社会“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仕、农、工、商”的职业观念、以道德伦理为重心的文化传统…相互呼应，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隔的组成部分。在历史上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激励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为了国家的兴亡、天下的太平、百姓的疾苦前赴后继。同时，他用道德修养和社会改造取代了人们对自然界的探索。 

三、现代社会的“内圣”之道

“三纲八条目”的“内圣”之道虽然随着历史的前进而变得陈腐、落后，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但是，“三纲八目”只是“内圣”之道的历史形式，而非“内圣”之道的精神实质。“内圣”之道的精神实质在于强调主体通过自身的修养来实现人生的价值。我们不能因为“三纲八目”的“内圣”之道历史形式的陈腐、落后而否定“内圣”之道本身。恰恰相反，我们应根据新的社会条件提出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内圣”之道的新形式。

现代社会是建立在个人自由基础之上的，个人权利与自由是现代文明的标志。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归宿，因而，新“内圣”之道要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服务，以符合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同时，新“内圣”之道不能与个人自由与个人权利相抵触；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主体遵循客观自然规律、生命规律、社会规律及社会规范，充分利用社会提供的资源和条件，实现自我本质力量的充分发展，满足自己的各种需求的过程。因此，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服务的新“内圣”之道应遵循客观自然规本律、生命规律、社会规律及规范，引导主体实现质力量的充分发展；人生活在社会中，他的发展过程和社会化过程是同时进行的，所以新“内圣”之道还应遵循人的社会化规律。

由此，我们提出新的“内圣”之道：三纲“诚意、正心、实现自我”；六条目“格物、育趣、致知、立志、修身、创业”。

诚意、正心、实现自我：简单的说就是端正人生态度，追求自我实现。自我实现就自我本质力量的发展与实现，马斯洛将其定义为不断实现潜能、智能和天资。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每一个人都具有成长的渴望，对于提高自我并且实现自我的冲动，以及发挥自己潜能的愿望。同时，每一个人内心中又存在着对于成长的畏惧，担心、害怕成长所遇到的阻力与挫折。因此，主体应树立起正确的人生态度，抵制、克服成长的畏惧心理，保持积极向上的人生观，追求自我实现。

端正人生态度就是主体要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实现人生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自我实现需求是最高层次的需求，但是，并不是主体前四个层次的需求满足以后就自动会产生自我实现的需求，自我实现需求的产生与主体的人生观、价值观有着直接的联系。在现代西方社会，许多人富足并未使这些人去实现自我，创造价值，而是迷失人生的方向，精神空虚、走向堕落。每一个人不可都创造出非凡的业绩，取得非凡的成功，但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去追求自我实现；追求幸福的生活；追求精神世界的充足；成为一个精神充实的人而不是一个精神空虚的人。

格物、育趣：就是广泛的接触事物，培养兴趣爱好。人一来到这个世界，就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心，渴望认识事物、广泛的接触事物。广泛的接触事物可以促使主体与外部世界形成广泛的对象性关系，有利于主体培养广泛的兴趣爱好，使人性丰满。对促进主体包括智力在内的各种潜能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人的个性是由个性倾向性（需求、动机、兴趣、理想、信念、世界观）和个性心理特征（气质、性格、能力）构成的。兴趣是个性倾向性的组成部分，对个性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⑴、兴趣，主要指精神方面的兴趣可以丰富、充实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和精神生活。进而调节工作、学习，丰富、协调人际关系，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具有积极的作用。

⑵、兴趣尤其是精神方面的兴趣具有普遍的社会性，往往与人的生理需求不存在直接的联系，因此，精神方面的兴趣较需求与动机更能体现人的个性与本性。

⑶、兴趣具有持久性，使其对人的一生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⑷、兴趣是开发智力的钥匙，对智力的发展起促进作用。兴趣是引起和保持注意的重要因素，人们对感兴趣的事物总是愉快、主动的去探究它；兴趣能使人集中注意，产生愉快、紧张的心理状态，对认识过程产生积极的影响；一个人最感兴趣的方面往往也是其智商最高的地方。

⑸、兴趣还是人们从事活动的强大动力，人们对喜欢、感兴趣的工作总是积极主动的投入。

因此，培养广泛的兴趣爱好对人的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兴趣的培养可以在人生的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个阶段是在人的幼年和少年时期。在这一时期培养兴趣爱好的责任在家庭和学校。父母与学校应让孩子尽可能的多接触事物，使孩子自发的产生自己的兴趣爱好。对于合理的兴趣爱好，父母应尽量给以满足，并加以必要的引导，切忌不可强孩子所难，强迫其养成某一方面的兴趣爱好，也不可以强迫孩子放弃其合理的兴趣爱好。

第二个阶段是青年时期。这一时期主体已经长大，并有了自己的主见和判断能力。故此阶段，兴趣的发展与培养应由主体自己完成。学校应为主体提供做优越的外部条件，促进主体兴趣爱好的发展，引导主体建立合理的兴趣爱好结构，摆正兴趣爱好的地位，帮助主体强化具有积极人生意义的兴趣爱好。

第三个阶段是成人参加工作之后。因工作、生活等众多原因，人们在青少年时期培养发展起来的兴趣爱好可能因环境的不适宜、工作的影响或年龄的增长而不相适宜，这时，人应积极主动的去培养新的兴趣爱好，包括各种文体活动，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调节自己的工作，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

致知、立志：就是获取知识，树立人生理想、追求和奋斗目标。在“三纲八目”的“内圣”之道中，致知是主体对封建社会道德伦理的学习和领会。在现代社会，主体要获取的知识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科学文化知识、体育健康知识、现代社会道德、法律和价值观念。

立志是主体树立人生理想、追求和奋斗目标，是主体在格物、育趣、致知的基础上进行的。通过格物、育趣，主体培养了广泛的兴趣爱好和合理的兴趣结构，通过致知，主体知识文化水平大大提高，具有了一定的判断、分析和自主能力。在此基础上，主体树立人生理想与追求具有了理性基础，而如果主体是一名未受过教育，没有文化知识的孩童，其理想与追求最多只是一句空话而矣。

主体立志应遵循的原则是：将主体某一方面的兴趣爱好与社会上的某种职业或工作岗位相结合，转化为主体的事业，并坚定不移的去实现他。

主体将兴趣爱好与社会上某类职业或岗位相结合升华为主体的事业和主体将自己的名利欲与社会上某类职业或工作岗位相结合具有许多优越性：

第一、对于消除和克服社会上消极腐败现象具有积极意义。后者在名利欲的趋使下，在工作中或职工岗位上达到一定成功之后，利用手中的职权和种种职业便利条件以权谋私、损公肥私。现代社会上种种贪污腐败行为，都是主体在取得一定的职位和权利之后进行的，而在主体获得这种职位和权利的过程中是少见的。前者因职业、工作是其兴趣爱好的升华，是主体对自我实现的追求，故主体有一种崇高的事业感，在工作中自然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使主体把工作中成就作为人生的幸福与追求。从而使主体更能正确对待工作和社会给予的回报。

第二、对于净化社会风气，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和法制建设具有积极意义。前者由于主体的职业、工作本身就是主体兴趣爱好的升华，故主体在工作中能自觉的遵守法律和政策，自觉加强职业道德修养。而后者是在名利欲的趋使下，为满足自己的名利欲而遵守法律和政策，其自觉性必然要低，甚至一旦有机可乘，便钻法律、政策的空子，谋取私利。

第三、有利于人性的健康发展，避免人性的扭曲。人性是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称，人性的扭曲是人的自然属性主导和支配人的社会属性的结果和状态。对于前者，工作本身是主体兴趣爱好的升华（其动机与需求具有普遍的社会属性），故主体必然能主动的学习文化知识，提高工作技能，适应社会发展和工作的要求，干好本职工作。同时，主体会利用其他的兴趣爱好来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使自己人性丰满。而后者在名利欲的趋使下从事工作和学习，其健康的人性本身就爱到了抑制，一旦有机可乘，在名利欲的趋使下主体的自然属性必然会很快的主导和支配其社会属性，做出违背法律、道德和破坏社会秩序、损坏他人利益的行为。

第四、有利于正确的职业观念的形成。前者将兴趣爱好与社会上某种或某类职业相结合升华为事业，推已及人，主体便能正确对待别人的职业和事业，尊重别人的职业选择，有利于使社会范围内职业平等观念的形成。而后者将自己的名利欲与社会上的职业相结合，推已及人，主体自然就会看不起无名利可图或者名利较少的职业，进而看不起从事这职业的人，这种心态对于社会范围内职业平等观念的形成具有极大的反作用，不利于正确职业观念的形成。

主体立志除了遵循上述原则外，还应注意两个问题：

⑴、自知,即主体对自我的了解，对主体自己的个性尤其是个性心理特征的了解。个性心理特征是建立在主体自然属性基础之上，在社会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个性心理特征对主体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主体不可以忽视它，也就是说主体在确立自己的发展方向时，不可违背主体的个性心理特征。虽然，个性倾向性可以影响个性心理特征，但是，如果主体选择的发展方向违背主体的个性心理特征，主体将付出比别人大的多的代价，而取得的成功并不一定比别人大。

⑵、对社会环境的了解。主体的社会环境也就是主体的社会关系、主体的职业或工作岗位、社会的道德、法律和制度等影响主体发展的各种因素的总称。主体的社会环境既是制约主体发展的因素，又是主体实现发展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主体在确立发展方向时，不可以忽视对主体社会环境的认识和把握。

上述两个问题都是主体“致知”的内容，是主体立志的准备。主体立志不是一个发展目标的简单确立，而是一个以目标为指向的发展路线和行动纲领的体系的确立。人的一生可以只有一个目标，用一生的心血和精力为之奋斗，也可以有多个目标，在不同的时期为不同的目标而奋斗。

修身、创业：即主体加强自身修养,在实际工作中利用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创造出优秀的业绩，实现人生的价值。

在“三纲八目”中，修身强调主体运用致知所撑握的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礼法制度来规范自己的言行，使自己成为符合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至真至善”之人，是主体的道德修养。修身要达到的境界是“止于至善”。这种修身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新的“内圣”之道的修身所确立的前提是：①、人无完人，谁都不可能成为道德上十全十美之人，但人应不断追求思想的进步和道德水平的提高。②、修身不仅是思想道德的修养和提高，而且包括文化知识、技术技能和身体素质方面的提高，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新“内圣”之道修身所遵循的原则是：以自由全面发展为方针，围绕着主体事业成功这一中心进行文化知识的学习、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和身体素质的增强。

㈠、围绕着事业成功进行文化知识、工作技能的学习和提高

现代社会知识更新的速度不断加快，技术的不断进步对人的素质要求不断提高。主体要想干好本职工作，进而取得事业的成功，就必须主动的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及时更新已被淘汰的知识，提高工作能力，适应社会发展和工作、职业发展的需要。

㈡、围绕着职业和工作岗位，主体自主的加强职业道德的修养，提高思想道德水平，把职业道德的修养放在思想道德修养的首位。进行职业道德修养的同时，主体亦应加强社会公德的修养，使自己志为一名合格的公民。

㈢、为了一个健康的身体，以保证工作的正常进行和事业的成功，主体应进行身体素质的锻炼和提高。参加自己感兴趣的文体活动和体育锻炼，既丰富和充实业余生活，又增强体质。一个健康的身体不仅需要适当的体育锻炼，更需要良好的生活习惯、合理科学的饮食结构，防止不良生活习惯和不科学的饮食结构对身体造成的伤害。现代社会的许多疾病都是由于主体不良生活习惯和不科学的饮食结构造成的。

主体在进行德、智、体三个方面的修养和提高时，应有一个先后顺序和轻重缓急。主体就把与事业密切相关的缺点纠正和优点强化放在首位，并随着事业、工作的向前发展，主体自身的变化而变化。而把无助于事业目标实现的缺点纠正和优点强化放在次要地位。

修身的关键在于主体的自律、自治，主体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按照社会、事业目标的要求，不断的调整自己的行为，改变自己的能力结构，在不断的社会实践中，从而也使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发生改变，最终达到内外尺度的统一。即：主体行为与社会道德规范的统一；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与事业目标的统一；主体心理与行为的统一。

创业即主体在融合了自己兴趣爱好的职业或工作岗位上，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出优秀的业绩，为社会创造财富，实现人生价值。创业伴随人的大半生，也就是说，人的大半生主要在创业中渡过。创业即是艰辛的，也是幸福和欢乐的，尽管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和努力，但主体在事业上的每一次成功，都会感到一种心理满足，感到一种别人体会不到的幸福与快乐。

创业与前五个阶段不是孤立的，是前五个阶段发展的结果。尤其是创业和修身是水乳交融的，创业的同时，主体为取得事业的成功不断的加强自身修养，创业过程与修身过程是结合在一起的，修身本身也是创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修身，主体就不可能取得事业的成功。

“格物、育趣、致知、立志、修身、创业”新“内圣”之道本着“顺人之天，以致其性”的原则，顺应人的成长过程和社会化规律，引导主体把自我修身行为与外部社会环境条件相结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格物、育趣、致知、立志、修身、创业之间不是彼此孤立、相互隔绝的，而是彼此相互依托、循序渐进的。格物、育趣、致知是立志的准备，也是立志的向导；立志是修身的起点，修身是围绕着志向目标、事业成功进行的，修身的目的是创业，实现人生的价值。在整个过程中，三纲“正心、诚意、实现自我”贯穿于“六目”的始终，是六目的灵魂和精神所在。主体首先应端正人生态度，追求自我实现，然后才按照“六目”，循序渐进的实现本质力量的充分发展，追求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追求人生价值的实现。

参考书目：

1. 参考：（美）克特·W·巴克主编《社会心理学》 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6月第1版

2. 参考：成明 编译《马斯洛人本哲学》 九州出版社

3. 参考：徐长山 孙津编《管理心理学》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93年1月第1版

4. 参考：李宗桂著《中国文概论》 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版

5. 参考：赵向东编《中国智慧透析》 华夏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6. 参考：蒋庆著《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3年5月第1版

7. 参考：王玉梁 著《价值哲学新探》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8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