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六月去了一趟南京，于是顺便去了秦淮河畔闻名遐迩的“江南贡院”，科场沉浮，千年一叹，抚今追思便平添了几分感伤，几分思绪。

在江南贡院中发生的最具悲剧性色彩的故事要数明初洪武年间的“南北榜”之争了。洪武三十年丁丑科以翰林学士刘三吾、王府纪善白信蹈为主考官，取录进士宋琮等51人，全系南方人，而主考官亦为南方之人。于是北方仕子大为不满，联名上书皇帝，状告其取仕不公。朱元璋遂命张信等人重审试卷，增录北方之人，而阅卷之后，所呈之卷皆文理不佳，并有犯忌之语。于是朝中之人言刘三吾、白信蹈故意将陋卷呈上。朱元璋大怒，网罗罪名将刘、白二人凌迟处死，51名入围仕子全部斩首，其余参加阅卷的官员充军发配。又于同年六月，亲自出题，取任伯安等61人为进士，全系北方之人。是所谓轰动大明朝的“南北榜之争“。

以今天的视角看来，南榜所录之人却是优于北方，刘三吾、白信蹈并无丝毫舞弊徇私之处，然而他们错再没有领会朱元璋的真实用意，不懂权术变通之理。朱明政权起于南方，而北方乃元朝旧地，仕子多有“顾元之思”，为笼络北方士人，打击南方豪强，朱元璋将本来公平的天平大大向北方倾斜了一八。而刘、白二人及51名仕子皆作了这场政治游戏的牺牲品。但而后北方仕子玉金銮殿上山呼万岁，归心明朝，这种不公平带来的效果远远大于公平的效果，究竟孰是孰非，只有留得史家抚卷了。

“南北榜”的影响直到今天仍能感到，地区与地区之间高考录取上存在的差异，这也是一种顾全不同省市利害关系的折衷，而全国人大代表的选拔除人品学识之外，地区因素至关重要，究竟是公平还是不公平，又有谁说得清楚。

千年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出路只有一条——读书做官，万千人同过一座独木桥，走到对岸的人何其寥寥。比起名落孙山的大多数学子，那51位登科及第的仕子虽掉了脑袋，却也风光了一把。江南贡院之内的一株松树下，伫立着唐伯虎的铜像，好像在向游人讲述自己的心酸：

唐寅少负才名，却也狂放不羁，29岁时高中解元。但在会试途中，偶遇江南巨富公子徐经。徐经曾花重金买得考题，便于通行的唐寅切磋讨论。而后会试之中，因题目冷僻，切题者唯唐徐二人。但由于风声泄漏，外界对此二人率先得知考题之事沸沸扬扬，徐经不堪拷问，供出唐寅，于是唐寅被削去功名，下狱论死，而后虽查明真情，获罪开释，却也令其终身不得参加科举考试。通过独木桥的大门永远的向他关闭了，哭天抢地，又有何用。同年，唐寅连丧考妣、妻妹等五位亲人，对他来说生亦何欢，死亦何求。于是乎，伯虎结庐桃花庵，终日醉生梦死，以画为伴，并作诗道：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

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

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

半醉半醒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

年复一年的失意落魄缔造了江南画坛的一支巨擘，幸与不幸同样难说。倒是聊斋先生的一幅对联很贴切“一生无缘附骥尾，三生有幸落孙山。”

考场失意之人于诗于文统领文坛，受后世顶礼者不可胜数。吴承恩、吴敬梓、徐文长、蒲松龄、曹雪芹皆同命相怜。而其作品或梦或醒、或神或怪、或刺或讽，都在反叛科举，而他们又都穷毕生精力去参加着科举。好似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而又拼命想吃到葡萄。但谁又会想到没有吃到葡萄的，在日后会超过吃到的呢。1300年的科举所出的状元郎我们能说出几人，而这几位文坛巨擘又有几人不知，是非成败远非今世可睹。但青史之上又有几人甘心舍去今世的功名富贵去追求未来那一尊伫立在风霜雨雪中的铜像呢？毕竟，现世的富贵太诱人了，前几天观看《韩熙载夜宴图》时，总在注视着画中穿红峨冠的状元郎。卧于榻上，饮琼浆美酒，观皓齿细腰，或与文人答对，或与美人调情，欢笑达旦，不知何夕，却只因能写一手八股文章。圣人之言只作了富贵的敲门砖，孔孟之道只作了王侯的垫脚石。上有倾国倾城之舞袖，下有莺啼百转之歌喉，此情之下容得论孟中庸么？挤过独木桥，可能就意味着堕落，正如德国人西美尔所言：“人们站在桥头，却忘记了彼岸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