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一系列政治事件说明个别地方政府及其专政机构不仅丧失了群众基本的政治信任，而且已经完全丧失了群众领导权，更走向了群众的对立面。同时，资本代言人浑水摸鱼，他们在思想、政治、文化、经济等多个领域的各类胆大包天的行为正是试图引导改革向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证明。阶级矛盾的尖锐也告诉我们，地方政府改革的良机也随之而来了，资本代理人的改革方案是“深化改革”，实行民主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彻底将地方政府资产阶级化；而对于人民而言，则需要以毛主义为旗帜，将阶级斗争的目标指向“光复毛泽东时期的人民革命政权和人民政府，进行人民民主的政治改革，壮大社会主义合作的公有制经济”。
阶级及阶级斗争，并不因为某个集团和某些学者的否定就失去踪影，也绝不会因为个别人或某些集团的社会学概念转移法（诸如“阶层”一类）而有所改变。阶级和阶级斗争不是马克思的发明，更不是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专利，而是几百年以来整个资产阶级学术一直秉承的严谨的概念体系，乃是数千年以来阶级社会客观事实的反映，绝对不会象中国的经济学家一样在解放思想和与时俱进中就出卖自己的灵魂。
一、放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使党对群众的领导权旁移，资产阶级权利继续上升
2008年是中国令世界瞩目的一年，不仅是因为奥运会带来的复杂政治问题，而且还因为国内日益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这种阶级斗争体现于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领域。由于帝国主义和买办势力的猖獗，这种阶级斗争还体现为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的斗争。
2008年夏季，所谓的群体性事件日益出现在媒体上。这种近似官僚政治开明治理的做法除了证明政府在日益发达的信息社会无法禁闭真相以外，还证明了政治体制已经无法容纳这种频繁爆发的破坏性力量，政府越是在这种矛盾的爆发中寻找解决方案，它就越发现自己在走向历史的悖论。而这种历史的悖逆，只会埋葬自己。
贵州的瓮安事件，无论真相是什么，都只是证明了阶级的矛盾已经尖锐化。任何势力，无论正义或是官方口径的黑恶势力，甚至包括以前的FA-LUN-GONG，都能够鼓动群众或是迷惑群众，惟独政府不能，惟独政府在各类合法或非法的群众运动中丧失了一切领导权。这是一种可怕的事实。政府放弃了群众，于是群众的领导权自然地发生转移。党抛弃了群众，群众自然也就抛弃了党。这是一个时间的先后问题，也是一个逻辑关系演进的必然结论。
如果单纯说群众抛弃了地方政府，还是过于温和的词句。现实的真相是，不仅是政府将群众作为乞儿，而且群众的地位已经发展到被剥削者，即对立面的阶段。在这一阶段，最为集中的体现就是，个别地方政府的专政暴力机关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的敌对者。不仅是无所作为，而且是帮助群众的剥削者，成为资本家和腐败势力的“家丁”及看门狗（参见中国青年报的时评）。于是，一些地方政府不再是人民政府，而是资产阶级政府。
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强烈的对比关系，与地方政府的专政机构遭遇群众暴力相反，四川地震后人民解放军受到了热烈、感人的相送。人民群众是感恩的，他们的眼睛是雪亮的。谁对他们好，谁残酷地剥夺压迫他们，又是谁帮助他们，救援他们，他们都看在眼里。解放军之所以能够做到军民一家，是他们的主体仍然来源于工人、农民，他们仍然受到毛泽东思想的熏陶，他们和地方政府以及资本势力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军队中滋生的腐败，仍然是资本和权力腐败化对军队渗透的结果。
因此，罪恶的根源在于资本奴役制度和权力腐败制度的联盟以及人民民主的丧失，它的直接表现就是以人民币为纲，以钱为纲，有奶就是娘，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种实用主义的思想，正在将国家和民族推向毁灭，它腐蚀了地方政府，腐蚀了警察，腐蚀了教育，腐蚀了音乐影视等娱乐活动，腐蚀了学术，腐蚀了道德，腐蚀了婚姻爱情家庭，腐蚀了民族尊严，从而将一批中国人变成惟利是图，不受任何制约的经济禽兽。在这种联盟下，为了钱，可以举起屠刀，砍向人民；为了头上的乌纱帽，可以冒着被枪毙的危险，消灭群众的肉体，掩盖真相……
这里有一个简单的判断：
1、上海的杨佳袭警事件，是专政机关以合法的理由欺负弱小者（参见吴思《血酬定律》），因而引发弱小者反抗的典型案例。
2、云南孟连事件根本上是橡胶产业改革过程中利益偏向改革上层，而漠视人民利益的结果。这次事件又一次证明了究竟是谁总是站在资方说话，充当资产阶级镇压劳动人民的工具的。地方政府的乱作为，为资本保驾护航，将自己直接推到了对立面，从而充当了资本的棋子和打手。即使是这样，资本代言人反而说这是改革不彻底的结果，是政治不改革的结果。也就是说，你为资本保驾护航还不行，得把政权直接交出来。
3、贵州瓮安事件笔者不想多言。这次事件无论真相如何，不过都是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从而在已经肿大的病体上，冒了几个水疱，从而以此为爆发口而已。胡总书记说的好，既然只是一个简单的溺水案件，为什么能发展成几万人的暴力事件？难道仅仅是一次群体性事件，或者仅仅是一次黑恶势力事件？
所有这些事件的实质，都是阶级矛盾尖锐化的表现，其中都隐藏着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结构变动和利益变动导致的阶级调整实质。在这场阶级变动中，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沦丧为阶级结构中的被剥削、被压迫者的地位。在过去，还仅仅只有企业在经济上的剥削，而现在，这种经济上最终表达为政治上的压迫。三个代表使资本家进入政权行使经济压迫之上的政治压迫成为被承认的政策肯定。既然资本家可以在不放弃剥削的情况下加入共产党，而成为共产党员又是掌握政府核心权力的必要身份，那么这两种政治资源、经济资源的联盟就自然而然的了。因此，在这个夏天，龙永图公然把争取自己合法权益的群众称为“刁民”，并表达了为了维护资本权贵的利益，与这些群众不妥协的对立、敌对立场。
资本是一种稀缺资源，公共权力也是。这两种力都可以驱动各种人力、外在的物质力。群众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作为联合的整体，而不是分散的“个人主义”的个人。个人在没有资本和权力的结构中是没有任何力量的。
二、阶级斗争以自发斗争为主，没有形成统一的领导
2008年夏季的阶级斗争使我们知道，资产阶级虽然在实质上已经和部分地方政府联盟，但是这种联盟虽然赋予了联盟本身无比强大的专政力量，但是这种力量的无有制约正在将其推向疯狂，因而也推向毁灭。当一种联盟不仅剥夺群众的经济资源，使其生活在连基本生存都无法维持，而政治上以打压为主的暴力形式，正是证明了这个资本贵族权力的无法维持性。群众的斗争如同星星之火，此起彼伏，不停地敲打着权贵体制，使这口锅越来越有随时敲破的可能。
直接诉之暴力，说明党已经丧失了说服教育为主的工作方法，而将迅速、方便、赤裸裸的暴力手段实施在人民身上。说服教育在毛党时代之所以能够实践，根本原因是经济利益一致基础上能够实行的结果。而在阶级利益根本冲突的条件下，说服教育必然沦落为说服乖乖被剥削、被剥夺的方法，从而演变为欺骗群众的方法，进而形成说服教育无效的结局，最终使暴力成为有效的方法。这种社会解决问题的暴力化，在一般社会领域内促使了保安、城管的军队化和暴力组织化，也将政府的专政机构直接转化为资本权贵势力的“家丁”。
笔者丝毫不会怀疑领导阶层“什锦八宝饭”期盼国家形势好转的用心，毕竟在未来的权贵事变中他们不会有任何的好处。而地方官员就不一样了，他们牢固地掌握着政治、经济资源，很可能重演东汉时期地方豪强和苏联剧变样的杂交的军阀寡头资本形式。在演变的最终结果上，中央与地方有着收益的不同。但是国家的剧烈变化是不以领导人意志为转移的，甚至超出了许多左派思想者的思考范围。
2008年夏季的阶级斗争形势还有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资本势力公开其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和文化纲领的时代，而且愚弄大众，说这是诚实的表现。无论多么无耻下流、恶心做作，只要具备一种“诚实”这样狭隘的品质就可以获得舆论的赞许。如果“杨不管”仅仅是坐视教室里流血事件的发生而无动于衷，那么范跑跑则代表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已经推出了代理人，从而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不顾国家、不念民生、投降叛国的取得统治抛出一个试探气球。
资产阶级不停地以某个事件试探民众的底线。马明哲的六千万年薪居然有中央财经大学的教授为其捧场，足以说明这个财经大学的部分教授已经在事实上成为“资产阶级的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应该改为“前国民政府财经大学教授”。而马明哲敢于在网络上显示其六千万的年薪，足以证明，资本家已经敢于公开其两极分化的成果，试图让大众能够接受两极分化的结果。马明哲的年薪是资本主义奴役之路的胜利，是邓小平“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消除剥削，消灭两极分化”理论的失败。马明哲的年薪是一块试金石，政府将处理过程中显示出其到底是否“坚持邓小平理论”，或者已经完全背叛了邓理论的最后一块遮羞布，连反对两极分化的勇气都丧失了。从经济学家鼓吹“管理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到鼓吹剥削有理有功无过，到不追究资本的原罪，再到将资本主义视为生产力的最先进表现，然后给予资本家党内同志的待遇，在政治上专政机关成为他们的保护者和利益体现者。资产阶级已经就差更改国名、更改党名、推翻中央政府、消灭中央领导层了。
阶级斗争是零散的，我们只能在逐步的综合中力图把握阶级斗争的脉搏和方向。工人群众们在进行着反对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进程，这种斗争不断以暴力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当股市暴跌的时期，上海的一家交易所发生了数百名散户集体打砸抢事件，以破坏交易器具来表达对经济危机的愤慨。
无论如何，目前中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和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正在使阶级矛盾进一步尖锐化，而资产阶级改革派已经公开打出了“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的指导性纲领了。这和邓小平的不争论，只干不说的作风是完全一致的。
三、左翼的毛主义在阶级斗争的新形势下需要革新
在资产阶级政治思想领域内日益嚣张，文化取得阶段性胜利，经济领域的战斗更加严峻的时期，左派正在凝结成自身的纲领。但是却仍然是不成熟的。2008年7月尼泊尔毛主义者总统选举的失败是无产阶级政党试图遵循资产阶级政治逻辑的失败。这一失败反过来证明，无产阶级政党的资产阶级化不过是其失败前的一次疯狂而已。欧洲的左翼力量的一个明显变迁特点是，共产党逐步社会党化，而社会党逐步资产阶级政党化。意大利共产党蜕变为左翼民主党，而之前的社会党已经从工人贵族的政党成为彻底的资产阶级政党。英国工党放弃公有制的提法，希腊的泛希社运放弃马克思等语句，德国社民党放弃阶级提法，短期内取得了一些选举上的进展，但最终都遭到了机会主义的失败。机会主义如同变色龙，只要风向一变立即就变。而这种政治投机行为又被视为是“与时俱进”。这种“与时俱进”往往体现为被事物的表面现象所迷惑，抓不住历史变动的真正趋势，从而围绕着现象而变动其政策和纲领。机会主义的哲学实质是折中主义、现象上的假唯物主义。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失败，恰恰是试图挽救资本主义的改良“第三条”道路的失败。而中国目前修正主义的失败，就在于把自己的命运和少数人的利益结合在一起，必将成为他们的殉葬品。
人们是如此满足于现象的统治。从现象统治着学术领域以来，人们见到的总是一些偶然的历史事件，失去了对世界历史和经济领域深层次的分析。
然而另外一面，一些老的毛主义仍然沉浸在过去中。对他们来说，所谓社会主义，就是恢复毛泽东时代的一切政策与措施，毛主席的话就是圣经，任何一句都不能更改。这不过是一种幻想。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财富得到了增长，很多传统的毛主义者连这一点也不承认。事实上，这三十年的财富增长是显然的，也是不能否认的。问题在于，财富是工人、农民劳动的创造剩余价值的成果，是资源消耗式、环境破坏式基础上的增长。即使没有改革开放，财富仍然会在工人、农民劳动的基础上得到增长，这种剩余劳动将会以公共产品的形式返回到工人农民身上，但是改革开放就是造成了一种资本奴役制度，驱使劳动工人、农民付出更多的劳动，甚至预支身体，创造出惊人的剩余价值。但是这些剩余价值以两极分化的形式，以资本的首要生产力的理论准备，从而将按劳分配彻底转化为按资分配，将剩余价值的百分之九十转化为个人财产，并在宪法中加以规定，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权。
真正的毛主义者不能象机会主义一样，以现象的变动取代对现实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更不能从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改良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直接寻找理论发展的源泉。从左的方面来说，不能将毛主义教条主义化，而是应该在社会政治剧烈变动的时代提出新的发展了的毛主义理论。改造这个时代，不能简单地使用复古的办法，而应当有新的探索。
我们知道，劳动工人、农民对毛时代的怀念往往集中在政治领域，即没有腐败，没有资本压迫，没有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没有汉奸的嚣张，有民族尊严和工人、农民做劳动者的尊严。但是如果让他们完全回到毛时代，他们会犹豫。毕竟在那个时代，由于生产力的正在处于发展时期，人民的生活水平还不是很高。改革开放派就是利用这一点攻击毛时代的。其实毛时代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内，将新中国从一穷二白转变为社会主义大国，这本身就是伟大的功绩。但是由于时间太短暂，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苏联就是一个例子。从列宁到斯大林时代的三十多年内，苏联成为世界第二强国，这说明，即使不引进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国家仍然能够得到巨大的发展。但是中国毕竟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是在资本力量驱动下发展的，虽然是奴隶式的，但是仍然有财富的高度集中和民众生活的相对改善。
因此，毛主义在21世纪就是要利用这种怀念，发展出新的毛主义，从而以新的毛主义社会主义模式改造中国。将局限在怀念领域的状态和情绪引导到对现实真正的改造上来。目前一些论坛上出现了马列毛主义宣言、毛主义宣言就是一种良好的开端，说明提出自己改造目前中国社会的方案，已经提到了马列毛主义者的日程上来了。如果左派仅仅满足于“政治预警人”的角色，那么他们就没有政治前途。毛主义者将注重于政治革命的对策，甚至包括改造目前中国社会的一揽子政治、政策框架。
新的毛泽东主义应当从工人、农民的切身利益出发，通过对现实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从而把握住历史的潮流，在这一基础得出行动的纲领。马列毛应当是行动的指南，而不应该是圣经式的教条。新的毛泽东主义即要注重工人、农民的自发变革需求，也要从经济结构变动和社会历史变迁的规律中把握历史方向。在这里，群众运动的自发主义、无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脱离群众的书斋哲学都是要不得的，是同样有害的。
笔者在理论探索的过程中，切身感受到毛主义在发展过程中遭遇的教条主义干扰。在他们的世界里，毛主席的任何一句话都是圣经。毛泽东的著作就是目前这个时代的最高代表，不仅基本精神适用，而且所有的论断都仍然绝对有效，完全无视现实的变化和革命的辩证法。如果毛主义者仍然局限在毛泽东同志的某些论断和个别论点上，不是积极灵活地运用马列毛主义分析中国的新的形势，不根据工人、农民的现实需求提出符合他们切身利益，又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纲领，就只能丧失自己的优势，成为小派别和自我封闭的小集团。
毛主义的精神，就是毛泽东自己说，他“不提毛泽东思想，而提马列主义”，更多地删去“学习毛泽东思想”而保留“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正如马克思说的那样，他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一种思想体系一旦固化为一种主义，就意味着其树立了一种完成了的、固化了的模式，很难再发展和变化了，稍有发展，也容易被左倾分子被攻击为修正。
我们需要抓住的是毛主义中的内核，其最根本的内容就是根据矛盾学说，通过各种类型的人民战争和人民战略学说，为劳动人民服务，彻底消灭资产阶级权利，消灭剥削，解放生产力，对外独立自主，反对帝国主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等等。这种核心的组成部分，才是毛主义所应当坚持的，至于毛主义的个别论点，应当根据时代的变化有所发展。但是这种发展不是效劳于资产阶级，更不是修正主义，而是在革命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进行发展。
四、阶级矛盾的尖锐带来了地方政府进行人民复兴革命的时机
各种迹象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中国再次进入社会不稳定时期。突出表现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下岗洪水”和“失业洪水”；世界上最显著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世界上最严重的腐败及其最大的经济损失；世界上最大范围的生态环境破坏。作者曾经在1999年的国情报告中就已提出严重警告，“尽管目前中国还不会发生全局性的重大政治事件，但也不排除发生局部的突发性事件的可能性，社会不稳定又成为当前中国最突出的问题。这就决定了中国当前必须把保持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放在最突出的位置上”。 突发性事件具有一定的共性，按照其发生机制可大致分为两类：一是“能量积累型”，例如地震、活火山爆发，当能量积累超过所能承受的临界值后突然释放出来，又如泡沫经济的虚假价值不断积累，直至突然崩溃。二是“放大型”，例如原子弹爆炸，企业倒闭而引起一系列债主相继倒闭，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基金（LTCM）事件，一国危机引起亚洲金融危机。这两类突发性事件都有“一触即发”的特点，也有能量积累放大效应，即“能量积累越多，放大倍数越高”。目前我国的许多突发性事件大都属于“能量积累型”，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前，有一个“能量”积累过程，也出现了许多明显的前兆，而且问题积累得越多，前兆就越明显，但是那里的问题诸如腐败问题、干部作风恶劣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等，最终“一触即发”。如果不能处理好这些“能量积累型”的突发性事件，那么这些事件可能会转化为“放大型”事件，以至于无法控制（失控）或者系统崩溃（政府突然间垮台）。 （王绍光、胡鞍钢和丁元竹等《最严重的警告 中国社会不稳定的状况调查与分析》、《关于当前我国社会稳定的状况与对策》）。
这些政治事件的起因是经济领域的变动。正是经济领域的资本主义化导致了这一切的后果。因此，经济为根本原因的对策也仍然要以经济为根本解决方案：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够突破历史的迷局。如果错误引导历史的方向，结局会更加悲惨。我们现在看到，右派学者掌握了话语权，正在将国家引导向更加糟糕的方向。
联系到津巴布韦的通货膨胀事件，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就在学者们将原因归结于土地改革不成功，西方利用土改压迫津巴布韦，制造津巴布韦经济困难时；资产阶级学者却纷纷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政治体制的不民主和需要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可惜，这次非洲并不买帐。已经受到欧美“民主化一实现，经济就能繁荣”欺骗的非洲大陆，这个时候出奇地表现出与欧美对立的态度。可以说，津巴布韦经济要走出困境，非社会主义道路而不能解决。如果不实行社会主义和彻底的土地改革运动，津巴布韦只有在无穷尽的资本危机循环中挣扎。一个国家的经济严重依赖外资的必然结果就是，政治受制于人，成为事实上的殖民地政权；如果不愿意政治受制约，那么其经济结局就是目前的津巴布韦。
就是在国家处于内部不稳定，经济遭遇国际资本的偷袭的关键时刻，国内的知识分子不去关心国计民生，不去干知识分子的良心工作，而是天天琢磨如何出名，如何一语惊人，最终冒出一个在新疆沙漠建立公墓的构思。这种荒谬性足以和将人类搬到地球地心相比。在新疆建立公墓，有没有问过新疆穆斯林的意见？有没有考虑过汉族人民落叶归根的土地情感。不过是哗众取宠，但是却被一些人利用了，改成了将矛头直指毛主席纪念堂，鼓动将毛主席纪念堂搬离天安门。
这让笔者想起了，前一段时间某大学的高才女生，给中央领导写信希望将新华门的标语更换为改革开放颂歌的事件。如果这件事也能够引起领导人的专门开会讨论，足以证明他们的心思不在国家事务上。
这些事情绝对是别有用心的，不能简单地用他们就是傻比，他们疯了这样的评语。笔者在网上看到，以“入土为安”为幌子，这种建议得到了很多不明真相人的支持。对于目前这样一个左派势力逐步上升，资产阶级野心逐渐暴露的敏感时期，任何一件劳动群众标志物的丧失都意味着有人试图消灭劳动群众精神支柱和灵魂标志物。右派的招数是很明确的，就是“切香肠”，逐步消灭革命和毛泽东在现实世界上实体存在，从铲除烈士墓，到为汉奸翻案，然后再谈论搬迁毛主席纪念堂，都是“切香肠”的严峻步骤。
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阶级矛盾的暴露一方面使劳动群众做好政治剧变的准备和斗争的准备，但是又是一种转变的良机。
地方政府的腐败、堕落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从阜阳的白宫为代表的豪华办公楼，到地方官员奢侈的别墅群，贪污腐化的公开化，掩盖真相的无耻化，再到官员们与以十百数计的妓女、情夫、二奶，再到地方专政机构的黑恶化、无能化、资本家“家丁”化，事情已经显示出了类似南美洲“黑红金”结盟的肮脏资本主义制度的趋势。
对于中央政府最根本的挑战在于，每个地方政府都形成了自己的“地方王国”，成为了各个事实上的地方诸侯国。从早期的厦门的远华案的集体“落水”，到各类地方政府不犯则已，一犯就是党委领导班子全部落网，而且和当地的黑恶势力也直接相关。这种事件本身表现出来的犯罪团伙化、集团化，本身就是地方政府形成为独立王国的证明。加上他们对中央和上级部门的命令阳奉阴违，拖沓低效，只搞形式不搞实际，口上一套背后一套，足以使我们明白，地方政府的残暴化已经将其推向了人民群众的死路和中央政府的对立面。
地方政府的这种相对独立性恰恰是计划经济被消弱以后导致的权力分散，政治相对割据的必然结局。而这一结局，将是未来中国混战、军阀割据的重要起点。
但是，这也是改革的重要时机。云南孟连胶农事件发生后，资本代理人已经提出，“这是改革不彻底”造成的荒谬言论。从承包制到股份制，任何一种“彻底”都是以彻底消灭人民群众利益话语权为特征的。
如果新的改革能够利用这样的改革的时机，将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重新放在自己的旗帜上，进行人民民主参与决策的政治体制改革，实现“人民政权光复”，那么地方政府仍然有重生的机会，否则面对他们的，将是一场场起义的回答，那么河蟹社会，也将成为历史的笑柄，贻笑大方。
历史往往是两面的，最革命的国家在历史的突进过程中，可能会成为世界上最邪恶势力的堡垒；而世界上最反动保守的势力，却可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当沙皇俄国1848年成为整个欧洲最反动的政治堡垒时，1917年却发生了十月革命。而20世纪中叶，中国发生世界上最为革命的人民民主探索时，一场政治的反动随之而来，这场政治反动使它成为世界上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支柱和革命策源地。当然，并不排除这个世界上异常反动的美帝国主义，将在未来的社会中成为实践社会主义的急行军。中华热血评论：个别地方政府及其专政机构不仅丧失了群众基本的政治信任，而且已经完全丧失了群众领导权，更走向了群众的对立面’
----822腐败亲信严重‘非毛反毛’前任总书记非但不制止、反而‘火上加油’这就是为什么越反腐败越严重的重要原因！资源挥霍浪费和环境的极度污染之后，当我们作为世界工厂而倍感荣耀的时候，当我们打着全球化的旗号心甘情愿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而欢呼雀跃的时候，仿佛我们确实在财富方面与时俱进了，但是披开两极分化的荆棘，财富增长之路上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究竟是些什么人，他们究竟有多少人？站人口多数的一般工农大众，除却新三座大山的压榨，他们的所谓的财富还剩几何？温饱问题真的就那么好的解决了吗？就农民而言，随着资本的扩张，他们的土地将日益被直接和变相的剥夺，越来越少，而粮食危机却越来越严重，这样的矛盾道理上好像对农民有利，但是终了最受伤害的仍然是他们。他们的财富在哪里？《物权法》着实是中国私有化道路上一块法律里程碑，对于富人来说，它是护身符，对于一般穷苦百姓来说，它绝对是喝凉水使筷子，放屁脱裤子，空虚不实的东西。所以，即使不考虑必须考虑的大前提，而勇气信心十足地承认，财富确实增长了，也必须搞清楚，财富实际上集中到了什么人的手里？现象和本质必须分清区别开来。
治体制改革不知道怎么改！！！
中国的政治始终是人上人的政治！
缺少全民参与，理由是人民愚昧，还未到开化的程度，人民愚昧就发展教育，结果教育成了学术腐败的温床，大学里也有“办公室政治”，也有人在玩弄政治。
这样的大学里交出的学生完全是一群奴才和庸才，吃五谷杂粮，放冲天臭屁，进大学就是为了学仁义道德，然后到社会上就是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坏水。
这还是社会的精英群体，他们每年以数百万的数量进入社会，逐渐占据社会各个主要岗位，然后继续满口仁义道德，其实男盗女娼的行径。
我对几个问题的看 法：经济绝对出了问题，4.8%的CPI我是断然不信的，看猪肉价格上涨了多少，看农业上化肥涨价多少就知道了。官员造假的能力无与伦比，这个根源在于1921年。除非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而不得改。让腐败卖国来得更猛烈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