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治的政治文化走向法治的政治文化

1.政府邪恶与法治文化。法治，从形式上讲是指国家不仅通过法来管理社会，而且它本身也为法所支配。依法行政来源于对权力性质的认识。所谓“政府是必要的邪恶”，且不说那些专制集权主义政权是如何奴役与压迫社会大众，即便是世界上一些民主国家的权力有时也难免伤害公民的利益，挤占社会的自由空间。对此，有必要从人性方面寻找依法行政、依法限权的答案。

与中国古代哲人的“性善说”不同，西方人文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人性本恶”的忧患意识。作为西方人文精神赖以发端的基督教，就是以人性趋恶为出发点展开了它的道德说教。我们认为，人的物质存在是自然的，其需求本能也是与生俱来的。在所处和所觉悟到的具体社会环境中，所有人总要竭尽全能去谋求与人的生存和生活质量有关的东西，从而使人类显示出物质需求欲望、感官需求欲望和精神需求欲望无限增长的总趋势。人的这一本能与生存环境之间存在的永恒矛盾状况，使人一直处于难却的焦虑之中。这一点既能使我们在人类社会进程中，面对文明与野蛮、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堕落、功德与罪恶等迷离复杂世像时找到题解；也能为社会管理制度的选择提供一个正确答案。尽管测不准或测不出，但可以肯定说，人的欲望还未找到极限。

“经济人”理性假定确定经济行为与人的欲望天性之间建立一个致性关联。按照这一假定，人都是寻求和获取私利的理性动物，驱使所有社会成员进行一切活动的动机是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人们行动的逻辑是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人们在一生中无时无处不遇到行为选择问题，人的本能总是引导他将行动定位于“目标函数最大化”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