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成为世界级经贸大平台
中国新闻网
中新社昆明2008年八月三日电（刘子倩）“我们要重视和利用当今历史机遇，与东盟各国一起，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成为世界级经济贸易的大平台。”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客座教授、卡内基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云南国际交流中心海外理事丁学良，今日在此间由《云南信息报》主办的“云岭公众论坛”上坐而论道，以“云南与周边国家的发展机遇与挑战”为题发表演讲，春城民众也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这位2005年10月因发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五个”而备受争议的学者的“快人快语”。会场早就挤满了听众，许多人一直站着听了近三个小时。
作为云南省政府对外开放发展的顾问，丁学良15 年来几乎走遍了云南全省的每个角落，走遍了与云南省接壤的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开放地区，走遍了所有的边境口岸，是最早关注云南利用地缘优势与东盟互动发展的专家之一。丁学良首先将东盟自由贸易区与北美自由贸易区及当年的欧洲共同体进行了细致地对比，建议云南应抓住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扩大与东盟各国的各领域合作，加快发展步伐。
丁学良常常用广西的发展来刺激云南：“每次我去广西讲课，他们都说我是带着强烈的云南情结，但现在看来广西后来居上的势头越来越强劲。虽然云南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但若不加快发展，肯定会让广西超过去。”但他话锋一转，表达了自己的美好愿景：“在与东盟合作发展的过程中，我更愿意看到云南与广西相互竞争，强者更强，弱者能迎头赶上，刺激西南各省，进一步加大开放的力度。” 为了避免在对外贸易中处于简单买卖的初级阶段，他建议云南着眼于高附加值、低污染的生物工程的合作与开发。“东南亚有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云南可以与他们合作，将我们的中药现代化，向国际市场推出去。”丁学良说。
在分析优势的同时，他也指出云南所存在的问题，诸如公路交通、通讯设施的滞后以及口岸管理制度性的问题等。他同时强调，一定要鼓励和支持民营的中小企业去东盟国家投资和发展，而不能仅仅依靠国有大企业在海外投资。
谈到将于二0一0年建成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时，他分析说，中国的纺织、家用电器、工作机械、交通运输、石油化工等五大产业将从中首先受益。此外，他还专门对教育产业发表了看法：“五年前，我们曾建议云南省政府在西双版纳建一所东南亚大学，为东南亚各国培养各类人才，促进双方的人才交流合作。只有通过人才培养和教育才能使人变为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如今是全球发展的第一资本。人力资本其实就是开发后的大脑，我们要从世界的打工仔变为世界的大脑。”
最后，他表示，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一步。“六百年前，云南人郑和就打开了中国通向世界的大门，但因为中国的皇帝一道混账命令，实行海禁，自我封闭，我们原本具有的海航优势就被抛弃了，很快变成了劣势。六百年后的今天，机遇又摆在了我们面前，这个机遇就是我们民族复兴大道上的 3 个大加油站——大湄公河流域的经济互动、中国与中南半岛的经济互动、中国与东南亚十国的经济一体化。我们要重视和利用这个历史机遇，与东盟各国一起，把这个自由贸易区发展成为世界级经济贸易的大平台。”
《龙希成 评丁学良的论点--摘自南方日报评论版》
丁学良的新书概括几个新异之见,期盼有助理解快速演进的中国政经体制和趋向社会良治的建言。欲辨这些见解是否新异或其提出的背景和内容,则请读者自阅全书,对照判断。
中国目前还只是经济崛起,非全面崛起。中国崛起有待“软力量要素”如政治法律制度、行政体系乃至科技、思想、文艺等方面的强盛。而且是经济“再”崛起。因为两千年前中国经济总产值就占全世界1/4；至1870年中国经济总量仍大于美国,为世界经济大国。
中国经济近三十年高速增长,但“素质”不高。一是严重依赖外来技术,缺乏自主创新,增长与创新机制内生性不够；二是财富创造机制贫弱,投资回报率不佳；三是石油等战略资源对外依赖性强；四是社会和环境成本太大。
丁学良提出两种“短缺”。中国已成功摆脱“经济的短缺”,未来则要解决“社会公正的短缺”。公众质疑致富的手段与合法性,认为很多快速致富者并非“正正当当按照纸面上法律和政策致富”,而是通过特殊关系、门路和腐败,玩公共权力、金融和房地产等暴富。政府应通过法庭、媒体、基层民主建立社会公正制度和利益调整补偿机制,而非行政手段。
丁学良提出“国家效能再构建”之议,认为计划体制下被行政部门同化的职能应分化出来,由司法和执法及市场行业部门行使公共管理；应对新型危机或突发事态,决策层应具快速学习和独立决策的能力,摆脱裙带羁绊,保障信息通畅；执政者不应有“全面承包”心态,具自组自助功能的公民社会能为政府提供必要的社会基础和民间协助。
丁学良认为,中国与印度两个大国分享对方的发展经验,求得更全面、均衡进步,是国际社会最大希望之一。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值得印度借鉴；但印度的民主体制演进和政治发展优势,给丁学良带来“认知刺激”,因为印度“规模”与中国相当,其民主发展的经验“挑战”至少四条已有的假设。
丁学良以“可预测性”分析意见、指示、政策、行政条例、法律、宪法等中国人日常经验的公共权威。意见和指示随意性强；政策和行政条例居中；法律和宪法稳定性与可预测性高。在意见、指示和政策下,财富的创造、交易和继承是一种“特许权利”,非“普遍权利”,人们难有生产、积累和创新的积极性。
丁学良扩展了“权力”概念,不仅有政府权力、公共权力,还有话语权和学位决定权等。学者进入政府参与决策,担任教职发表学术意见,受聘为利益集团代言,其话语对于社会公众具不同意义；应有相应法律规章制约,身份透明,学、商和官“界”分明,名利之域实行阳光政策。
新奇的是他提出建立“多元的竞争的信息体制”,即不同管道输送的信息惟有在公开流通过程中经各方持续地对比、辩论、检验和辨识,真假优劣获得识别,信息“素质”获得提升；决策层不应只请符合自己观点的专家讲课,而应面对观点分歧的专家相互辩论,明察问题被掩盖或忽视之处,集思广益。
人才跨“界”流通,有利执政者保持持续执政的优越地位。“本部门、本系统”人才因长期做常规化管理难免思维定势和视野局限。一些关键部门的人选宜来自系统外的智库、大学或研究机构甚至是富于自由精神和独创性的业界精英,若此新视野、新思维、新观念、新对策相互刺激涌现出来；随着中国社会“世界相关度”日增,海内外华人人才应有制度化通道,为争取中国在国际上的合法权益和中国的全面崛起,经常性地贡献专业能力。
丁学良认为,大改革家邓小平开启的经济改革是抛弃意识形态而选择理性主义,执政者正在把理性主义从经济发展推向行政体制和社会建设；而意识形态是“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我有惟一的现成答案。”
《中国经济再崛起》丁学良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