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斯诺是地道的美国人，但他不仅属于美国，也属于中国[1]，属于世界；斯诺不仅是他那个时代的人，从更为客观更为深远的意义上说，他又超越了他所生活、战斗过的时代；斯诺一生写了10余部铿锵有力、响彻寰宇的作品，但毫无疑问，唯有《红星照耀中国》（中文又译为《西行漫记》）长久以来在人类进步的苍穹下闪射着灿烂的光华，弥久常新。
《红星照耀中国》不单单是20世纪世界新闻史上的奇迹，而且也是跨时空的国际报告文学史上的丰碑。作者曾这样回答一位中国朋友的提问：“假如一部作品能为人类知识做出即使很有限的贡献，这作品自身也会受到公正的判断。我相信要做出即使很微小的贡献也离不开为世界穷苦人和受压迫者的利益服务，因为他们是人类的大多数。”[2]
生命意念和人类关怀作为斯诺深入社会、观察人生、思考未来以及处理各种现实问题的出发点和归结点，在《红星照耀中国》中得到了多层面、全息性展示，并广泛而深刻地影响到读者接受，产生了显著的阅读效应。人类学思维注重时间上的未来指向和空间上的全球视野，这既是《红星照耀中国》固有的文本品格，也是我们把握斯诺现象本质特征的最高依据。循此思路，将有利于更为有效地把握斯诺的精神家园或灵魂寓所——《红星照耀中国》的生命质态，并为谋求达致人类和谐的方法与路径提供有益的启示。
斯诺的脚步，始终扣合着时代的节律，因而也总是夹杂着人类前行途中的痛苦、希冀以及他个人的忧患与关切。他是第一批报道越南和缅甸农民起义的记者之一，也是第二个进入利雅得的外国记者，他深入苏联前线报道二战实况，战争结束时率先抵达维也纳报道苏军占领下的奥地利，还直接报道了印度独立和1948年甘地被刺事件。然而，最使他魂牵梦绕的还是中国和中国人民。《红星照耀中国》就是他奉献给中国人民最为珍贵的礼物。费正清博士称其发表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史沫特莱说此书的出版“就像在国民党统治阶级中插了一根刺”；《新共和》原主编祝贺斯诺因《红星照耀中国》一跃成为“我们这一世纪中作出最伟大个人贡献的新闻记者”；汉密尔顿则说，“在中国问题成为头条新闻的时代，这本书和赛珍珠的《大地》一样是最佳、最令人神往的作品”。
从艺术形式层面切入作品不失为有待大力开掘甚或颇为时髦的研究视角，但《红星照耀中国》扑面而来的强烈的生命意念、超拔的民族意识和崇高的人类意味，作为其首选价值目标，显然应被重新认识和优先考虑。诚如斯诺本人所言：“这一本书出版之后，居然风行各国，与其说是由于这一本著作的风格和形式，倒不如说由于这一本书的内容罢。”[3]
强烈的生命意念——对个体生命形式的热切关注
对以人为本的个体生命形式的密切关注和热情肯定，是《红星照耀中国》的基本人类学蕴涵。斯诺懂得，“通过生命哲学的导入，可以扫除暴力的意图，同时我们周围的形势也会发生彻底的变化，我们应严肃地接受我们所承担的恢复各个人与世界之间的平衡与和谐的义务。”[4]
一、对鲜活的自然生命情调的讴歌
作者以诚挚﹑善良的关切之心和富有色彩的亮丽笔调，敏锐地感应中国共产党人、中国红军和中国人民动人的人性光辉，着力表现革命者对自然的热爱、对生命的珍重和对人间美德的追求，于率真、鲜活的基调中透视出健康的生命倾向和积极的生命趣味。
斯诺认为，中共领袖毛泽东的生平历史是整整一代人“一个丰富的横断面”，其生命情态具有极高的代表性。因此，他异常关注毛泽东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从中捕捉人性的闪光。他注意到，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八个人住一间小屋，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毛泽东翻身，得先同两边的人打招呼。可就在这种窘迫的境况中，毛泽东依然保持着乐观的生活情绪和对屋外自由天地的强烈渴望。毛泽东告诉他：“在公园里，在故宫的庭院里，我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北海上还结着坚冰的时候，我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我看到杨柳倒垂在北海上，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北海冬树挂珠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5]真可谓虽苦犹乐，诗意人生。到了1936年的保安窑洞，毛泽东这种求真求美的品格更臻成熟，其人格魅力更具张力。一天深夜，毛泽东正接受斯诺的采访，突然一只飞蛾向蜡烛扑去，毛泽东夫妇高兴得叫起来。“这的确是一只可爱的小东西，翅膀是淡淡的苹果绿，边上有一条橘黄色和玫瑰色的彩纹。毛泽东打开一本书，把这片彩色的薄纱般的羽翼夹了进去。”[6]此情此景，幽雅生动，意趣盎然，将伟人的豪迈和常人的情致剪影般粘合了起来。斯诺禁不住思忖：“这样的人会是真的在考虑战争吗？”[7]
年轻的红军战士同样给斯诺留下深刻印象。“在我看来，他们相当快活，也许是我所看到过的第一批真正感到快活的中国无产者。……这意味着对于生存有着一种自信的感觉。”[8]他亲眼看到，红军一路歌声一路情。他们“在路上几乎整天都唱歌，能唱的歌无穷无尽。……只要有个人什么时候劲来了，或者想到了一个合适的歌，他就突然唱起来，指挥员和战士就都跟着唱。”[9]走过一丛野杏树时，这些红军战士“忽然四散开来去摘野杏，个个装满了口袋”，但是，经过私人果园时，“却没有人去碰一碰里面的果子”。[10]到了徐海东的驻地，适遇部队奉命转移参加战斗，斯诺短距离随行。他发现，队伍中跟着30几头甘肃猎狗，“它们高兴地狂吠着，东嗅西闻，蹦蹦跳跳，显然很乐意到战场上去。很多战士带着他们喂养的动物一起走。有的绳子拴着小猴子，有一个战士肩上停着一只蓝灰色的鸽子，有的带着白色的小耗子，有的带着兔子。这是一支军队吗？从战士的年轻和长长的队伍中传来的歌声来看，这倒更像是中学生的假期远足。”[11]
记者出身的斯诺一向惜墨如金，但《红星照耀中国》却用大段大段的文字来写战士的年轻和歌声，写行军中的猴鸽狗兔，将如火如荼的革命事业渲染得如诗如画。这样做，会不会冲淡作品主题呢？我们认为，上述饱含生活激情、充满生命活力的描述，不仅不会削弱作品的主流倾向，反而从生命哲学的高度强化了革命运动的正当性和必胜信念，标示出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红色事业因完全符合高尚的人性、人情、人道主义而必然拥有的现实希望和光明前景。
二、对民主、平等及个人尊严的礼赞
共产党领导的红色中国力倡民主、平等，尊重个人价值与尊严，充分发挥每个革命者的能动性与创造性，呈现出人格平等﹑政治开明，民主祥和的新局面。
保安红军剧社的演出给斯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演出“不售门票，没有包厢，也无雅座。”他说：“我看到中央委员会书记洛甫、红军大学校长林彪、财政人民委员林伯渠、政府主席毛泽东以及其他干部和他们的妻子都分散在观众中间，像旁人一样坐在软绵绵的草地上。演出一开始就再也没有人去注意他们了。”[12]斯诺由衷地赞叹：“很难想象有比这更加民主的场合了。”[13]
他认为，不仅观众平等，演员们也具有可贵的奉献精神，他们的工作能够真正满足社会的需要，这种满足感是他们最高的报酬和最大的快乐。
通过广泛考察，斯诺确认，民主﹑平等作为人际关系形态和基本道德规范普遍存在于苏区各个生活侧面。苏区实行同工同酬，男女平等。工人工资高于红军指挥员和政府人员，膳宿由国家供给。工人可以免费医疗，公伤可以得到补偿。女工怀孕生产期间有四个月假期，不扣工资，还为子女设立了简陋的托儿所。政府捐助相当于工资总额20%的款项用作文娱费用，基金由工会和工厂委员会共同管理。每星期工作6天，每天8小时。斯诺指出，“苏区为求生存还忙不过来，居然能实现这种情况，这一点是的确令人感到兴趣的。”[14]尤其是工人们甘于清贫、乐于奉献的精神令斯诺感佩之至——“不论他们的生活是多么原始简单，但至少这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有运动、新鲜的山间空气、自由、尊严、希望，这一切都有充分发展的余地。”[15]
红军官爱兵，兵爱官，官兵平等，斯诺对此体触良深。在战场上，红军军官习惯说：“弟兄们，跟我来！”而不是说：“弟兄们，向前冲！”在斯诺眼中，红军从高级指挥员到普通士兵，吃穿都一样。“他们自由地往来，不拘形式”。[16]斯诺尤以崇敬之情谈及彭德怀的住所：“司令部——当时指挥3万多军队——不过是一间简单屋子，内设一张桌子和一条板凳，两只铁制的文件箱，红军自绘的地图，一台野战电话，一条毛巾，一只脸盆，和铺了他的毯子的炕。他同部下一样，只有两套制服……。他有一件个人衣服，孩子气地感到很得意，那是在长征途中击下敌机后用降落伞做的背心。”[17]在解释革命动力时，彭总告诉斯诺，他是在读了《共产党宣言》后，“开始怀着社会是可以改造的新信念而工作”的[18]。斯诺认为，这种怀有明确而执着的信念并且官兵同心同德的军队是无法打败的，他们坚韧卓绝，任劳任怨，堪称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
红军真正的基础在人民群众之中。这是斯诺得出的又一结论。与国民党军队不同，红军以亲切和爱护的态度对待劳苦大众，包括农村妇女，因而，农民对红军有着很好的道德评价。这是红军的优良传统，也是革命战无不胜的法宝。
作者还以尊重的心态理解中国革命者的求美意识和神圣的尊严感。在百家坪，他用“喂”称呼少先队员，结果遭到冷遇，直到称那孩子为“同志”才得到接待。在保安，李克农的通讯员向季邦引起了他的高度关注。在斯诺看来，向季邦“无疑是全城最漂亮整齐的士兵。毛泽东在他旁边也显得像一个江湖流浪汉”。但别人戏称他向“鸡巴”，这使他颇感羞辱。有一天，他找到斯诺，带着一贯的庄重神色，说他的名字不是“鸡巴”而是“季邦”，并当场写下自己的姓名，严肃地告诉斯诺：“你替外国报纸写到我时，可不能写错我的名字。要是外国同志以为有一个士兵名叫‘鸡巴’，那是会给他们留下一个坏印象的！”[19]由此看出，中国革命者的价值观已由个人尊严升华为国家、民族、集体感情。
三、对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信仰的推崇
《红星照耀中国》的生命意念不独体现在对自然生命情调和民主、平等及个人尊严的讴歌上，还表现为超越小“我”之后对于大“我”的价值认同——对更高层次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信仰的推崇。
斯诺调查后认为,共产党没有高薪和贪污的官员﹑将军；苏区没有人比发财、比阔气、比享受，大家比艰苦、比革命、比奉献。共产党和红军已深入人心，就连十几岁的孩子特别是“红小鬼”们对党和红军普遍抱有简单却又坚定、清晰的看法，诸如“共产党抗日”、“红军是穷人的军队”等等。一位15岁的“共青团头头”回答：“有革命的地方就是好地方。我们吃什么、睡在哪里，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革命。”[20]这话很有代表性。“红小鬼”们是革命的希望，中国的未来。只要他们得到解放，得到发展，得到启发，就可以创造新世界。斯诺看清了这一点，进而指出，在艰难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看到他们，“就往往会忘掉自己的悲观情绪，想到自己正是为这些少年的将来而战斗，就会感到鼓舞”；“看到他们，就会使你感到中国不是没有希望的，就会感到任何国家有了青少年就不会没有希望。在少年先锋队员身上寄托着中国的将来”；“看到这些英勇的年轻人，没有人能不感到中国人并不是生来腐败的，而是在品格上有着无限的发展前途”。[21]
斯诺认为，“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生活中，个人的存在是在社会整体，即群众之中的沧海一粟。”[22]他“一再发现，共产党人是能够说出青年时代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但是一旦他参加红军以后，他就把自己给忘掉在什么地方了；如果你不是一再问他，就不会听到更多关于自己的事情，你所听到的只是关于红军、苏维埃或党的故事——这些名词的第一个字母都是大写的”。[23]
因此，在夜复一夜地采访毛泽东的过程中，斯诺越来越感到，“毛泽东的叙述，已经开始脱离‘个人历史’的范畴，有点不着痕迹地升华为一个伟大运动的事业了，虽然他在这个运动中处于支配地位，但是你看不清他作为个人的存在。”[24]这充分表明，共产党已经开始抛弃个人主义、帝王思想等封建糟粕，使个体心理、性格与由之而来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融为一体。这种纯洁而高尚的生命意念，最终缩短了不同种族、不同国度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增强了理解，培育了信任，广交了朋友，促进了革命事业更快更好地发展。斯诺就获得了这种故乡、同胞、亲人般的认同感。告别红色中国时，他恋恋不舍，觉得不是“回家”，而是“离家”。这种深层生命体验，在他于1958年出版的《复始之旅》中得到了更趋理性的廓定：“我和红军相处的四个月，是一段极为令人振奋的经历。我在那里遇到的人们似乎是我所知道的最自由和最幸福的中国人。在那些献身于他们认为完全正义的事业的人们身上，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充满活力的希望、热情和人类不可战胜的力量。”[25]
超拔的民族意识——对中华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
由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大“我”生命意念生发而来，便自然凝聚﹑升华为以对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关怀为弹射点的超拔的民族意识。爱泼斯坦说得好，斯诺的“步伐是跟随着中国人民为了掌握自己的命运，为了取得国际上的平等地位而进行的斗争一同前进的”。[26]
一、双重压迫——中华民族的严峻现实
“斯诺感到他和中国的特殊接触带给他特殊的责任。”[27]这种责任促使他深入思考中华民族巨大现实苦难的根源。
他认为，中国的苦难乃是双重压迫所致。一是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二是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这也是变革现实最深刻的出发点。他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尽快实现两项任务：一是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和实现民族独立（那就是把中国从半殖民地的地位解放出来）；二是推翻地主豪绅势力，实现民主（那就是把群众从‘半封建’中解放出来）”。[28]
(一)国内以国民党为祸首的反动暴政
截止1936年，斯诺已在中国生活了8年。耳濡目染，“苛捐杂税，腐败的谷物交租制度以及像魏特夫博士称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关系的整个传统制度，弄得无地的农民经常负债累累，没有粮食储备，完全无力应付旱灾﹑饥饿﹑洪水这样的危机。”[29]
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忆及1929年的西北之行时，沉痛地说：“我在绥远度过的那一段恶梦般的时间里，看到了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在我眼前活活饿死。”[30]斯诺看到，辛勤劳动的人一个多月没吃饭了，挂在身上的快要死去的皮肉打着皱折；20岁的青年走起来像个老太婆；儿童们骨胳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于塞满了树皮锯末像生了肿瘤一样……。他强调，“我并不想要危言耸听。这些现象都是我亲眼看到而且永远不会忘记的。”[31]
国民党的税收可谓多如牛毛。仅1943年《宁夏公报》就开列了马鸿逵所收主要税种总计达31种之多：销售税、家畜税、骆驼税、运盐税、用盐税、养羊税、养鸽税、粮食税、特别粮食税、土地税、附加土地税、磨石税、磨面税、烟税、酒税、婚税……等等。严重的自然灾害和繁重的税收，把本已困苦不堪的人民推入水深火热之中。
国民党不仅推行沉重的捐税剥削，还疯狂进行反人民的内战，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作者了解到国民党军队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残暴行径。《红星照耀中国》记载，国民党在第五次“围剿”中，将苏区人口消灭殆尽或迁移一空，“成千上万的儿童被抓了起来，送到汉口和其他城市，卖去做‘学徒’。成千上万的年轻姑娘和妇女被带到工厂里去做包身工或者做妓女”，长得漂亮点的被军官留下做小老婆[32]；在湖北黄冈县一个小镇，“只见17具年轻妇女的尸体，赤条条地在阳光下躺在那里。她们是在遭到强奸后被杀死的”[33]；在黄冈欧公集一座山下，堆着400多具尸体，有些被害者尚未完全死去，一些地方流有几寸厚的血，“有些妇女尸体旁边还有紧紧抱着她们的孩子”[34]；在麻城一个运动场，浅浅地埋着几位同志的尸体，“他们身上的皮给剥掉了，眼珠被挖了出来，耳朵鼻子都给割掉”了[35]。国民党及其反动军队的反人性及惨无人道由此可见一斑。
面对中国民众所遭受的巨大不幸，面对无以复加的贫富不均和黑暗统治，斯诺再也沉不住气了。他拍案而起，振臂呐喊：“为什么他们不打进城市里去抢那些把他们妻女买去，那些继续摆36道菜的筵席而让诚实的人挨饿的流氓无赖？”[36]但他同时坚信，“只要有方法，有组织，有领导，有可行的纲领，有希望——而且有武器，他们是会斗争的。”[37]
（二）国外以日本帝国主义为先锋的野蛮入侵
由于国民党的腐败与反动，招致日本帝国主义乱中取利，乘机入侵中国；因为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更使日本侵略者有恃无恐，得寸进尺，意欲吞占整个华夏。斯诺发现了这种可怕的联系。
令斯诺痛心的是，因为国民党反动派的错误路线，仅短短几年，“中国把五分之一的领土，40%以上的铁路线，85%的荒地，一大部分的煤，80%的铁矿，37%的最佳森林地带以及40%左右的全国出口贸易丢给了日本侵略者。”[38]他深刻地总结说，南京长达9年的反共内战的结果是：“第一次‘清剿’运动时，满洲落入日本的手里，第二次上海遭到侵犯，第三次放弃了热河，第四次失去了冀东，而第五次‘肃清残匪’运动中，冀察的主权又受到了很大损害。”[39]有鉴于此，斯诺预言，“阶级矛盾可能不得不从属于外部的对日斗争的胜利解决，没有这胜利解决，阶级矛盾当然是不能满意地解决的。”[40]这不仅说明了他对日本法西斯的憎恶，也说明了斯诺对中国反动政府的强烈不满和对中国人民的深切理解。
同时，他充分相信中华民族的反抗意识及抵抗能力，认为帝国主义必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而帝国主义的最终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他期待着，“历史的障碍终于被冲垮，帝国主义所哺育的巨灾大祸，像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一样，终于冲了出来摧毁帝国主义。”[41]
二、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共产党的民族解放壮举
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黑暗统治和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主权的粗暴践踏，终于遭到客观上以共产党为领导力量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决反击。尽管《红星照耀中国》发表时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才刚刚开始，但他显然已经看到了这个伟大民族全面复兴的曙光。
斯诺的兴奋时刻“出现在遇到人们正在全力以赴地实现他自密苏里起就一直梦寐以求的民众活动和民主权利。……1936年，他发现了中国共产党，找到了这一时刻”[42]。
斯诺认为，“共产党领袖们用了神奇的远见，正确地分析那些促成对日抗战的事实，预测到这一抗战的性质，而且指出中国为求生存起见，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的各种绝对必要。”[43]斯诺从三个层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力挽狂澜的雄心壮志、巨大努力和卓越成效。
（一）“划时代的征途”——北上抗日
就在国民党全力“围剿”南方苏区时，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重，迢迢万里，北上抗日，担负起民族自救的历史重任，成为挽救民族危机的中流砥柱。
《红星照耀中国》浓墨重彩地描绘了这一人类历史上的空前壮举。作者称万里长征是一部“英雄史诗”，是一次“划时代的征途”、“军事史上伟大的业绩”，其“丰富多彩、可歌可泣”使得汉尼拔经过阿尔卑斯山的行军相形见绌。他无比钦佩红军的大智大勇，高度评价红军长征的不朽精神和盖世功勋。他说：“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怯、胜利和狂喜、艰难困苦、英勇牺牲、忠心耿耿，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无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所有这一切以及还有更多的东西，都体现在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的历史中了。”[44]经由这种前所未闻的特殊锤炼，使红军成为“中国唯一的一支从政治上来说是铁打的军队”[45]，成为坚强有力的“打击压迫者的拳头”。[46]
塔·奇曼评价说，《红星照耀中国》最重要的价值在于“首次刻划了共产党著名人物，首次描述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信念和目的”。[47]这基本上概括了《红星照耀中国》在表现红军长征方面所取得的杰出成就。
（二）为解除国内压迫、建立健康的生活秩序树立了样板
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选择西北作根据地，尽管有着各种各样的因素，但可以肯定，他们已经预见到“这个地区要对中、日、苏的当前命运起决定性的作用”。
斯诺认为，陕甘宁灾变频仍以及捐税之重、民困之甚，使之“存在着早已成熟的实行变革的条件。……存在着人们要起来反对的东西，即使他们还没有斗争的目标！因此，当红星在西北出现时，无怪有千千万万的人起来欢迎它，把它当作希望和自由的象征”。[48]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健康而强烈的生命意念早已决定了它是黑暗王国中的光明火把。斯诺充分估计到这一点：“不论命运使这些红军颠沛流离到什么想象不到的地方，他们都有力地要求进行深入的社会改革……而且他们给穷人和受压迫者带来了必须行动起来的新信念。”[49]这种“撒遍人间都是爱”的革命热情，使红军有可能一路播种，一路收获。他调查后指出，“在红军的各支队伍里，几乎中国各省的人都有。在这个意义上，红军或许是中国唯一的真正全国性的军队了。”[50]
《红星照耀中国》视红军长征的历史为“盛大的巡回宣传”史，“他们真诚的迫切的宣传目标始终是要震撼、唤起中国农村中的亿万人民，使他们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责任，唤起他们的人权意识，同儒道两教的胆小怕事、消极无为、静止不变的思想作斗争，为‘人民当家作主’——这是中国农村中的新气象而斗争，为共产党心目中的具有正义、平等、自由、人类尊严的生活而斗争”。[51]斗争的结果，“农民阶级经过两千年的沉睡以后在觉醒的状态下逐渐站起来”。[52]
斯诺广泛采访了苏区的农业、工业、商业、教育等。他认为，西北苏区发扬了原江西苏区的各种优良传统，“重新分配土地，取消高利贷，取消苛捐杂税，消灭特权阶级”。[53]“贪官污吏几乎是从来没有听到过。乞丐和失业的确像共产党所说的那样被‘消灭’了。……缠足和溺婴是犯法的，奴婢和卖淫已经绝迹，一妻多夫或一夫多妻都遭到禁止。”[54]苏区建成了自己的印刷厂、织布厂、被服厂、制鞋厂、造纸厂、制毯厂、煤矿、制盐业和石油工业，在陕西和甘肃建成了400家合作社。红区鼓励诚实有序的商业行为，实行免费教育。斯诺着重指出，红军采取革命化教学方法，60～70%的士兵有文化，连64岁的老红军也学习了几百个汉字。红军不仅读书识字，而且在学习中掌握了共产主义的基本战斗思想。面对生气蓬勃的新世界，斯诺激动不已：“这是中国的唯一值得采访的消息。”[55]
《红星照耀中国》还在鲜明的对比中突出中国共产党人与人民大众真正的血肉联系。这是革命成功的重要保证。1936年10月，斯诺刚由红区返回白区，适值蒋介石光临西安府。目之所及，西安禁止一切交通，城门口的所有道路遍布宪兵和警哨，沿路农民被赶出家门，有欠雅观的房屋被强行拆除。斯诺感慨万千：“总司令的驾到同我记忆犹新的场面——毛泽东、徐海东、林彪、彭德怀毫不在乎地走在红色中国的一条街上——截然不同，令人难忘。而且总司令并没有人悬赏要他的首级。这生动地说明谁真的害怕人民，谁信任人民。”[56]
红区之行，斯诺形成了一个重要理念——“一个更好的世界是能够创造的，而且只有他们才能够创造这样一个世界，在这样的信念的鼓舞下……通过宣传和具体行动使亿万人民对于国家、社会和个人有了新的概念。”[57]
（三）为妥善解决“西安事变”、达成全民抗日方略铺平了道路
就在共产党人致力于新生活的创造时，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意大利默认日本强占中国东北，德日签定反共协定，胡宗南继续“剿共”。在此背景下，蒋介石依然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于1936年12月7日再抵西安，不顾国人的强烈呼喊，于12月10日通过对苏区发动第六次“围剿”的计划，决定于12月12日公布反共动员令，逮捕张、杨部队中的“同情共产党分子”，而且准备随时撤换消极“剿共”的张学良。值此“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历史关口，张、杨背负起民族重担，果断扣留了蒋介石，逼蒋抗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及由此而来的联合抗日，是20世纪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核心事件，也是《红星照耀中国》深沉而博大的民族意识的高峰体现，寄寓着斯诺超越狭隘民族观念的关于中华民族前途的忧患意识。斯诺敏锐而积极地评价了这一旷世义举。他说：“在报纸遭到完全控制，人民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情况下，人人都知道要向南京进言或者改变它的政策，只有一个有效办法，那就是武装示威，即中国人所说的‘兵谏’……。把感情暂时撇在一边不说，可以认为张学良对独裁政权头子采取直接行动，是选择了最人道的、最直接的办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花的生命损失最少，流血最少。”[58]因而，“西安事变”的客观历史效果是进步的。
超乎常人意料的是，共产党不仅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而且建议放蒋回南京执政。斯诺由此判断，共产党真正需要和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有利于停止内战，促成了国共联合抗日的局面，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事实初步形成之后，斯诺认为，尽管这种团结不是稳定、永久的，甚至还有可能破裂，“但是这种团结的实现，肯定结束了革命战争的时代，而揭开了一个新的时代”。[59]尤其是国共边界的暂时相对自由，使成千上万的有志青年大规模投奔西北，客观上壮大了革命的有生力量。
“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说明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意志坚不可摧，说明中国共产党人的远见和战略胸怀，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自救创造了历史契机，同时为中国共产党在彻底解决民族危机的前提下最终解决国内阶级矛盾奠定了必要的政治、经济、军事和人才基础，因而堪称“扭转了中国历史的潮流”。
崇高的人类意味——对人类美好未来的热烈追求
去世前,斯诺写了一封短信。其中写到：“我感到我自己是人类的一部分，因为我知道几乎每一个国土里的善良的人都是人类的一部分。”[60]正是这种超越民族、跨越国界的全球视野和对于人类的终极关怀，使《红星照耀中国》成为国际报告文学史上迄今为止发行量最大、读者最多、影响尤为深远的经典之作。
一、考察红色中国的人类学动机
“埃德的焦点是人类。”[61]
斯诺始终怀着炽热的人类情感去面对现实。在美国，他梦寐以求的是到中国寻找“东方魅力”。来中国后，他最大最强烈的愿望是访问西北红区。西行之前，他设计了一系列重大问题：红色中国的“运动真是世界革命的一个有机部分吗？他们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吗？”；“他们的运动的革命基础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希望，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理想，使他们成为顽强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战士的呢？”；“他们是不是对于一种理想、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学说抱着热烈信仰的受过教育的人？”；“红军抗击极大优势的军事联合力量达9年之久，这个非凡的记录应该拿什么来解释呢？”；“共产党是真正‘反帝’的吗？他们真要同日本交战吗？在这场战争中，莫斯科会帮助他们吗？”；“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军事和政治前景如何？”；中国革命“一旦成功，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对日本意味着什么？这种巨大的变化对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会产生什么影响？它在世界政治上会引起什么变化？在世界历史上会引起什么变化？它对英、美等外国在中国巨额投资会产生什么后果？”[62]斯诺想求得上述问题的答案，毅然作了一次“朝圣般的旅行”。他说：“为了要探明事情的真相，只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险，没有比这更值得的了。”[63]
斯诺此一西行，使得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大白于天下。
二、对中国民族抗战的人类学评价
“从美国的密苏里开始，他就渴望并追求整个人类也包括自
身的独立自由。”[64]这种独立精神和自由意识，很自然地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区人民高昂的抗日热情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指出，严格说来，《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不是别人，而是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的中国人民；毛泽东、彭德怀等人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解释了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透过同众多红军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的谈话，“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65]
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战，对内“找到了民族最伟大的统一”，对外“找到了民族的灵魂”，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说，打击了帝国主义，支援了世界革命。《红星照耀中国》完全赞同毛泽东对世界形势的分析：“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而且也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敌人。它特别是那些在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和苏俄各国人民的敌人。”[66]因此，从人类学观点看，抗日就不单单是中国人民的事情，而是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与进步人民的共同责任。
斯诺以《红星照耀中国》为载体，迅速地向全世界传达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结成反法西斯联盟的信息：“除了日本和那些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国家以外，上述范围中的各国（指受到法西斯威胁的中国、美国、英国、加拿大、印度、菲律宾等国——引者注），可以组成反战、反侵略、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67]在此事业中，斯诺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作用。
斯诺还阐述了毛泽东站在人类高度以开放的全球视野勾画的战时外交政策：其一，“那些援助中国或者并不反对中国独立和解放战争的国家，应该请他们同中国保持密切的友好关系”；其二，“至于日本，中国必须以解放战争的行动，来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没收日本帝国主义所有的财产，取消日本在我国的特权、租界和势力”；其三，“对于其他国家的关系，我们共产党人并不主张采取可能使中国在抗日斗争中在国际上处于不利地位的措施”；其四，“当中国真正获得了独立时，那么，外国正当贸易利益就可享有比从前更多的机会”。[68]这是中华民族庄严的解放宣言，是中国共产党成熟、自信的标志，体现了中国人民作为人类大家庭中的一员的使命感和国际参与意识，因为毛泽东对斯诺说过：“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是国际社会主义的胜利的一部分……如果中国赢得了独立，世界革命就会迅速的发展。”[69]
至此，斯诺已经同中国民族运动联在一起了，并且，他把“这份感情同反对世界上的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责任联系起来了。”[70]
三、对共产国际的人类学考察
中国共产主义事业显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红星照耀中国》第十一篇重点考察了俄国的影响以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他说：“考察中国共产党与俄国共产党、或共产国际、或整个苏联的关系，不属本书的主要目的。……但是如果不谈一谈这种有机的联系和这种联系对中国革命史的更为重要的影响，本书就不免有所欠缺。”[71]
首先，俄国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色事业有着肯定的影响。
斯诺指出，在中国，特别是在知识青年中，“俄国肯定地而且明显地起着支配性的影响”；“在这种青年中间，列宁几乎受到崇拜，斯大林是最受爱戴的外国领导人，社会主义被视为理所当然是中国未来的社会形式，俄罗斯文学读者最多”。[72]
他比较说：“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以及其他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国家曾经派了成千上万名的政治、文化、经济或教会工作者到中国去，积极向中国群众宣传他们本国的信条。……然而在这10年中到过中国、并对他们所生活的社会有所了解的人，很少会否认，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苏联的成就对中国人民发生的精神影响大概比所有基督教资产阶级的影响加起来还要深刻。”[73]就中国革命主体来说，中国共产党人也坚定地认为，中国革命不是孤立的，全世界亿万人民都在注视着自己，苏联是“巨大的鼓舞和营养的来源”。[74]
其次，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对共产国际的指导采取辩证分析的态度。
在承认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思想、策略路线、理论指导有明显指导作用的同时，斯诺强调，“我们必须记住，中共参加共产国际和与苏联团结一致一向是完全出于自愿的。”[75]确切说来，“苏联的作用最有力量的地方是作为一种活榜样，一种产生希望和信念的理想。”[76]尽管一度有过某些抄袭或模仿的痕迹，“但是他们借用的过程中也有不少改动，俄国的思想或制度很少有不经大加改动以适应具体环境而仍存在下来的”。[77]
当然，斯诺也尖锐批评了苏共对共产国际的垄断以及共产国际的诸多失误。他认为，参加过上海抗战的十九路军的覆灭和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等，共产国际负有责任。他指出，1927年以来，因各种因素的影响，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财政、军事、政治援助几乎停顿，且一度失去联系。这从对比中可以看出：“在过去，中国曾经有过好几百个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现在却只剩下两、三个……。以前曾经有好几百万元钱输送到蒋介石的国民党手中，现在流到共产党手中的一次只有一、二千元涓涓细流。以前整个苏联都支持1925年到1927年的大革命，现在援助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那个共产国际……只能像可怜的继子那样走一步看一步。”[78]尤其是斯大林通过了“五年计划”后，苏联将主要精力放在国内建设方面，共产国际的影响仅限于和平宣传。后来，共产国际代表李德也认识到，西方的作战方法在中国不一定总是行得通，“中国同志比我们更了解在他们本国打革命战争的正确战术”。[79]这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精神和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影响逐渐削弱的最好诠释。
第三，中国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精神以及对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独特贡献。
共产党人有着宽广的共产主义胸怀和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没有狭隘的种族主义和排外思想。在坚决抵抗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的同时，尊重和关怀一切爱好和平进步的人民，理解和支持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攻击共产主义运动。
毛泽东曾对斯诺说：“我的朋友们和我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80]这种崇高的人类意识，大大强化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反抗精神，决定了他们对人类前途和命运的关心和参与程度。在共产党的宣传中，突出强调反对日本军阀、资本家和其他“法西斯压迫者”，日本人民则是潜在的盟友。在红军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他们对西班牙内战的发展极为关心。……政治部对西班牙战争的起因和意义作了专门的报告，把西班牙的‘人民阵线’同中国的‘统一战线’作了对比。……有时甚至在穷乡僻壤之间，你也能发现红色农民也知道一些像意大利征服阿比西尼亚和德、意‘侵略’西班牙这样的基本事实。”[81]就连陕西的普通农民也关切地询问斯诺——美国有无穷人富人，有没有共产党和红军。
中国共产党意识到本国红色革命对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独特价值，并自觉投身于这一全球性解放运动中去，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宝贵贡献。共产党人“高呼的‘世界革命万岁！’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是贯彻于他们所有教导和信念中的思想，在这个口号中重申他们对社会主义大同的理想忠贞不贰。”[82]
上述种种努力表明，斯诺确实是“一个特别有效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推进者”。他和我们同样认为，这不仅没有破坏其“世界公民”形象，相反，他的事业因为有了鲜明的主题而变得更为高尚和坚定。
四、对世界持久和平的人类学期待
“斯诺的理想主义计划是要在地球上的人类大家庭中建立和睦关系。”[83]为此，他殷切期待着人类的持久和平和更好发展。
国家、民族固然重要，但假设斯诺仅仅以美国的繁荣强大为终极目标，那他也就不成其为我们这里所研究的斯诺了。意大利当代人类学家贝恰指出：“我们必须把自己的思想从现在这样在一切方面都以强制的概念把国籍当作交易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几乎所有能提高人生质量的事物都是‘无国籍’的，都是不承认人为的国界、不受其束缚的。比如音乐、美术、知识、爱，特别是同情心，都是如此。”[84]《红星照耀中国》巨大的穿透力、深刻的理解力、无往不在的同情心以及对人类持久和平的向往，良心可鉴，日月可证。
作品在对中华民族的苦难现实以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所从事的伟大解放运动作全景式报道后，郑重预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运动，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可能会遭受这样那样的挫折，但终将取得最后胜利，“而且这种胜利一旦实现，将是极其有力的，它所释放出来的分解代谢的能量将是无法抗拒的，必然会把目前奴役东方世界的帝国主义的最后野蛮暴政投入历史深渊”。[85]他坚信，伴随着中国、亚洲和世界革命的不断胜利，人类的命运不可能在长期拖延不决了，一个美好的世界必将到来。
在那个非同寻常的年代，在那个中国人民需要理解和帮助、世界呼唤沟通和交流的年代，斯诺等国际友人“信奉并从事的沟通和交流事业，开阔了思想，减少了疑虑，增进了了解，促进了合作”。[86]作为这种沟通和交流事业的结晶，《红星照耀中国》实现了多方面的价值对位，并将引导人们在开辟人类新前景方面继续发挥作用。勿庸置疑，就作品业已产生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来看，斯诺“不仅记录了历史，而且创造了历史”。他本人也惊异地发现：“一个人的文章和言论，在一定情况下可以唤起人们，甚至陌生的外国人，使他们行动起来，视死如归。……当我听到我的一些朋友和学生在战场上牺牲时，我开始意识到我的写作具有政治行动的性质。”[87]
事实的确如此，“埃德加的书为未知打开了窗户，改变了成千上万人的思想。”[88]它使中国革命赢得了世界的同情和支持，也坚定了世界人民对持久和平的信心和追求。因此，完全可以认定，《红星照耀中国》是记载并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朽丰碑。
结 语
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指出：“只要进步仍将是未来的规律，像它对于过去那样，那么单纯追求财富就不是人类的最终命运了。”[89]世纪之交的人类显然能够或者已经完成了种类繁衍、基本自然征服以及全球殖民与反殖民进程。在长期而艰辛的演进过程中，人类逐步克服了自身的诸多弱点，正向着更为合理、更为文明的方向迈进，和平与发展已提升为当前世界主题并日益成为全人类的共识。但是，不可否认，在未来发展中，人类面对的必将是非一元选择，选择过程中还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噪音”，深刻的异化现象和某些反人类因素可能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干扰人类的前进步伐。
在此背景下，我们有理由时常想起斯诺，有必要经常温习《红星照耀中国》所代表的价值取向。毕竟，以斯诺及其《红星照耀中国》为核心的“斯诺学”，对处在十字路口的人类有着多方面的启示。
其一，继续发扬斯诺精神，争做文明进取、全面发展的促进派。
《红星照耀中国》不愧为“本世纪中一名美国记者所写的最伟大的报告文学作品。……这本书比后人所写的同类书总是更有价值”。[90]这种价值集中体现为“斯诺精神”。
所谓斯诺精神，指斯诺所具有的基于生命意念、归于人类意味的巨大人格力量及由此辐射而来的综合感召力。包括敏锐犀利的目光，纯真率直的品格，直面现实的勇气，实事求是的态度，勇往直前的决心，坚持不懈的毅力，爱憎分明的情感，博大深邃的理性，高尚的人类关怀，至死不渝的追求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斯诺精神的发扬光大将有益于培养艰苦奋斗、乐于奉献、文明进取、全面发展的建设人才，有力拨正市场经济所必然带来的某些负面效应，积极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其二，立足现实，抓住机遇，把我国现代化建设引向深入。
一个美国人，数十年如一日地关心中国，支持中国，这本身就是最伟大的国际主义行为。“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得到独立的程度，是斯诺能观察历史发展的晴雨表。”[91]斯诺将这种晴雨表定点在中国大地，为中华民族的深重苦难奔走呼号，为新中国可能的光明前景摇旗击鼓。他相信：“中国人民有能力从根本上改革他们的国家，并且迅速地把地位很低的中国提高到凭其历史和众多人口在世界上应占的地位。”[92]
60年过去了，斯诺的愿望已经变为现实。历史早已昭告天下，落后就要挨打，内乱必遭外患。华夏儿女，生逢其时，应抓住机遇，爱祖国，爱集体，爱岗位，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引向深入。
其三，面向未来，勇于开拓，切实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60年前，斯诺走出本土，周游世界，志在兼济天下。汉密尔顿指出：“大多数美国人难以领悟本世纪世界变革的动力，而斯诺的智力特征使他和他的同胞们产生距离。”[93]这种“距离”使他最大限度地接近未来。
如今，21世纪就在眼前，作为人类大家庭中的一员，每个人必须也必然面向未来，面对世界，主动承担起维护世界和平与推动人类发展的责任。比较而言，和平是第一位的，失去和平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因此，贝恰说：“应当把和平看作是解开决定人类未来的重要方程式的关键。”[94]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高速公路的开通和国际互联网的建成，蓦然回首，人类发现原来大家同住一个小小的“地球村”，相隔并不遥远，联系日趋密切，人类心灵和整个地球再也容纳不下过多的阴暗、喧闹、暴力和不信任，渴求和平、享受文明带来的成果也是人类创造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而合理的要求。唯有此种理念，才能为人类进步找到贡献力量的恰当支点。
[1]约翰·汉密尔顿：《埃德加·斯诺传》一书前的“致中国读者”，学苑出版社1991年版。
[2]约翰·汉密尔顿：《埃德加·斯诺传》，学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2页。
[3][43][65]斯诺：《红星照耀中国·1938年中译本作者序》，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4]贝恰：《争取和平的道路》，引自《二十一世纪的警钟》，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231页。
[5]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32页。
[6][7]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90页。
[8]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58-59页。
[9][10]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59页。
[11]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306-307页。
[12][13]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96页。
[14]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35页。
[15]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36页。
[16]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43页。
[17]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47页。
[18]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55页。
[19]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315-316页。
[20]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314页。
[21]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316-317页。
[22][81]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351页。
[23]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07页。
[24]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52页。
[25]斯诺：《复始之旅》，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13页。
[26]爱泼斯坦：《回忆斯诺》，《光明日报》，1982.2.14.
[27]约翰·汉密尔顿：《埃德加·斯诺传》，学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5页。
[28]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410页。
[29]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75页。
[30]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94页。
[31]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95页。
[32]参见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87-289页。
[33][34][35]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89页。
[36][37]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96页。
[38][39]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76页。
[40][66]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77页。
[41]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422页。
[42]约翰·汉密尔顿：《埃德加·斯诺传》，学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页。
[44]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69页。
[45]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39页。
[46]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62页。
[47]参见《史迪威和美国在华经历：1911-1945》。
[48]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99-200页。
[49][51][52]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03页。
[50]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42页。
[53]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01页。
[54]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08页。
[55]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6页。
[56]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369页。
[57]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03-104页。
[58]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388-389页。
[59]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417页。
[60]洛伊斯·惠勒·斯诺：《我热爱中国》，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193页。
[61]洛伊斯·惠勒·斯诺：《我热爱中国》，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116页。
[62]参见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3-6页。
[63]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7页。
[64][93]约翰·汉密尔顿：《埃德加·斯诺传》，学苑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67]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78页。
[68]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79页。
[69]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390页。
[70][87]斯诺：《复始之旅》，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31页。
[71][72]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348页。
[73][74][75][76]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349页。
[77]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353页。
[78]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358页。
[79]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362页。
[80]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27页。
[82]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350页。
[83]约翰·汉密尔顿：《埃德加·斯诺传》，学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页。
[84]贝恰：《争取和平的道路》，引自《二十一世纪的警钟》，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127页。
[85]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424页。
[86]参见刘力群主编：《纪念埃德加·斯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5页。
[88]约翰·汉密尔顿：《埃德加·斯诺传》，学苑出版社1991年版，第92页。
[89]摩尔根：《古代社会》（中译本），第552页。
[90]约翰·汉密尔顿：《埃德加·斯诺传》，学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页。
[91]约翰·汉密尔顿：《埃德加·斯诺传》，学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2-273页。
[92]斯诺：《复始之旅》，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99页。
[94]贝恰：《争取和平的道路》，引自《二十一世纪的警钟》，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228页。
（附注：此文为“纪念《红星照耀中国》发表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宣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