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三个火枪手》，这也是侠客，但三个火枪手是在挽救一种制度，是在维护一种秩序，而这种制度和秩序是代表多数人民的，尽管当时这种制度和秩序还未必能达到这样的尽善尽美，还未必完备，三个火枪手只有建立在维护一种公正、制度、权力的基础上时，三个火枪手才体现出其价值，而不是仅靠三支枪、三个剑客。同样是面对被迫害，悲惨世界》的冉·阿让是被迫害的典型，但冉·阿让最后因宗教的力量而人格升华，把宽容给了制造自己悲剧的人——警察局长，而警察局长在这一瞬间人格也完成升华，投河自杀。《水浒传》里的人物就不是这样，一板斧抡将过去，先砍了这个鸟人，杀了再说，不管别的事。

    韩羽先生曾有幅画武松的大作，那小人奇丑无比，画的是武松醉打蒋门神，这就是大师，看看武松的脸蛋喝得通红，小脚一撇，拿个马步，蒋门神在那也弄个妖白带系着。旁边文字写着，武松路见不平，固然好事，但毕竟先喝了别人的酒，多少有打手之嫌，经韩先生一解读，就变成这样的性质。武松不得不出手，因为当地县官非常混账，但在这还是寄希望于一种理想，有种文学价值。假如有一个好的制度，还用得着武松吗？如果代代蒋门神遍地，都得依靠武松，能有几个武二郎？

    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富有人性、最闪耀着人性光芒的作品恰恰是《金瓶梅》，有人说解读《金瓶梅》，可以研究其早期资本主义形态、早期的商品生产、早期的贸易、早期的手工作坊，那纯属扯淡，哪有那事？最伟大的人性就是一米七二的潘金莲，楚楚动人，当地第一美女，还有几分才气，然后嫁给大约一米三六的武大郎，如果是自己的女儿、姐姐、妹妹或者本人，嫁给三寸地丁，除了他有伟大的人格魅力，加上特殊的生理功能，那能满足吗？所以说，这符合人性。怎么不想那种制度和生活的罪恶，怎么能把一切归罪于潘金莲？潘金莲后来和西门庆合伙残害了武大郎，但如果把一切罪孽归于个人，这种不幸将永无休止地重演，那是制度。现在，这种悲剧还会发生吗，根本用不着，早离八回了。

    所以，应该进行制度反省，从而让人们追求一种制度建设，一个智慧的民族、负责任的民族，为了子孙和自身不再遭受苦难，免除不幸，应该追求制度至上和制度建设。

   不能把垃圾、糟粕和给人带来不幸的东西再延续下去。过去都大力吹捧贞节牌坊，多少妇女的命运极其悲惨，能想象得到吗？红杏出墙，然后骑木驴，在街上游街，然后万人空巷竞相观望，哪有这样残忍的民族，在菜市口杀人，几十万人像过盛大节日地去看，哪有这样愚昧的民族。北京后来到了什么程度？如果一天不杀人，北京人都感觉到今天过得没味道，这就是当年的北京人，这就是皇城。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不能为世界贡献制度和以制度为代表包括法律等文化体系，那么这个民族在世界上注定是没有地位的。如果一个民族自己不善于建立制度，又不能在制度学习运用上下大功夫，这个民族就是弱智的民族，这个民族挨打是必然的，这个民族就是没有希望的，将永远在痛苦中不能自拔。

   中国今天的落后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制度建设不力，中华民族何以走到今天？何以落后于发达国家？何以称中国的先民无德？因为该干的正经事几乎都没干，不该做的几乎都做了，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制度建设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