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文化对宋代士夫及社会经济的影响
北宋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封建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与前代相比，宋代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方面都显得比较成熟。
两宋的政治，前后长达三百二十年，是秦汉统一以后历代王朝维护时间最久的王朝。
与此相应，在文化思想方向，传统儒学再次得以改造，形成所谓“理学”。
理学对宋代国家的完整统一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理学家们希望通过对物质生活刻意的追求加以限制以及要求自我道德品质的完善，提高民族气节，弘扬爱国精神，求得国家民族的安定和强盛。
中国历史上许多精忠报国、慷慨悲歌的民族英雄和爱国志士，大多出现于两宋王朝，的确与文化思想有一定的关联。
禅教在宋代的成长和演变，居士禅教在宋代的全盛和应机，也都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完成的。
宋太祖于开国时所定下的对佛教基本政策是：道释二门，有助于世教。
宋仁宗对禅学更有较高的修养，真宗甚至“密契菩提之心，深研善逝之旨”，支持禅宗慧命相续。
宋代，尤其是北宋，是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
北宋科举比唐代发展的更为完备、公平、合理，从而使大批卓有才智的文人士子脱颖而出，成为政府各部门的基础力量。
广大文人士子在标榜精通儒学而外，参禅问道成为这一时期的流行风气。
禅宗在唐末五代勃兴之后，继续在宋代呈现了无比坚强的生命力，并为众多官僚士大夫所热诚向往。
理学的建立是以强化中央集权，又是以宋代士大夫社会地位提高、文化思想繁兴为前提。
沿着唐代韩愈、李翱等学者开辟的儒学复兴道路，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建立起理学思想体系。
他们一面批判禅道，一面消化禅学的修养方法来充实自己的体系。（尤其是禅学的心性学说）。
理学家反复提倡和标榜的“内圣外王”，实际是儒家治世事功，和禅宗内养精神互相表里的理想。
宋代禅宗的世俗化，适应了社会的需要，缩短了与士大夫的距离，保持着兴盛的局面。
北宋仁宗朝，许多主张抑佛的重臣如富弼、文彦博、韩琦等都改变主张，转而成为护法居士，参禅学佛之风渐炽，禅教运动进入鼎盛时期。
宋代是官僚士夫参禅习禅活动全面展开的历史时期，在当时造成一种历久不衰的社会风气；这种风气传到日本，也造成日本禅文化的再生，有些日本人至今还对中国的宋代文化思想赞叹不已，甚至说出只有唐宋之人才能代表中国人的纯属偏见的说法。
造成这种风气有以下因素：
官僚士夫队伍的空前壮大和文官体制的完善，因文化思想所致，而使他们归心禅学，倾心禅文化。
禅学取代佛教的其他宗派，独立鼎盛，更加深了禅文化心性之学对当时士夫阶层的影响。
禅门大德应机示教，三教兼通，这种极高的文化品位及圆融的思想品格，足以使官僚士夫倾心向往。
有些士大夫是属于社会上层人物，政治地位很高，更是朝廷的重臣大员，他们参禅的共同点是在“脱略世俗”与著名禅师“激扬酬唱”，以“期于彻证”。
略举有较强代表性的数人：
富弼受赴朴的策励，从修颙禅师立志参禅，后得“彻征”。
杨亿字大年，参谒广慧元琏禅师，后并得悟。
李遵勋，大中年间尚万寿长公主为附马都尉。与石霜楚圆禅师为方外之交。对禅的领悟在北宋上层居士中属于佼佼者。
杨杰，自号无为子，历参天下名宿，与天衣怀、芙蓉楷最为相得。
张商英，为相逾年，为当时居士中的核心人物。参兜率悦禅师悟道。
王安石，参真净克文禅师。
张九成，参楚圆禅师悟机。
九成有言：“先儒有言：朝闻道，夕死可矣。然世、出世之法初无有二，先朝名公由禅门得道者不知其几，曾何儒、释之异”。并举“唐时裴休之师黄檗，韩退之师大颠，李习之之师药山，白乐天之师鸟窠，杨大年之师广慧，李和文之师慈明，东坡之师照觉，山谷之师晦堂，无尽之师兜率”。
李邴，字汉老。拜尚书右丞，改参知政事，从宗杲禅师参禅得旨。
尚有王隋、文彦博、张方平、赴朴、潘兴嗣、苏轼、苏辙、黄庭坚、晁补之、陈灌、李纲、宗泽、张浚、李弥远等一时之选，均得与禅师参禅问道而有所得。
由于时代的变迁，隋唐之世译经僧、义解僧的地位，早已为禅僧所取代；传统封闭性的寺院生活，也为禅门开放式丛林生活所改造。
佛教的中国化经历了十个世纪的漫长岁月，到了北宋中期而告一段落。就在佛教的精旨和儒、道精华融入一体时，禅文化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宋代居士禅教的内容，是士大夫通过参禅访道表达其对社会人生的见解，其特色是申述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怀，随着社会危机的日益加剧，士大夫和禅僧自觉地把禅学心法贯彻于全民族的自信中而抒发出民族感情。
尤其在北宋后期，在圆悟克勤之后，便出现了有强烈民族复兴意识，热情入世教化的著名禅师大慧宗杲。
宗杲以透彻的禅机智慧提倡“忠义之心”，号召天下僧俗积极入世，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以致受到主和派秦桧的排忌。
宗杲针对当时丛林流弊，为突破当时流行的文字禅的束缚，他确立走独树一帜的“看话禅”，即后世所谓的“参话头”。
不久效应皆佳，人才辈出，“贤士大夫往往争与之游。”
同时，宗杲又以“参禅”的革新和进取的精神，对同时代由曹洞宗宏智正觉所提倡的“默照禅”展开批判。
宗杲认为默照禅与历代禅德所提倡的创新进取的精神大相违背：摄心静坐，闭眉闭眼，没有丝毫自在活泼，就像三冬雪景一样毫无生机，它只会使学者心如死灰，身如枯木，妨碍学者明心见性、智慧自在。
默照禅所主张的静坐默究，休歇身心，对那些要求摆脱世事困扰的官僚士夫来说，确是有很大的吸收力。
宗杲于绍兴四年（1134）作七闽之游时，见当地丛林默照禅流行广泛，几与时代、社会完全隔绝，深感痛心。于是奔走疾呼、予以痛斥，将士大夫居士引导到“参禅”的正路上。
他说：“而今诸方有一般默照邪禅，见士大夫为尘劳所降，方寸不宁贴，便教他塞灰枯木去。”
又说：“往往士大夫为聪明利根所使者，多是厌闹喜静，又被邪师指令静坐，却见省力，便以为是。”
厌闹求静是习禅者的共同需求，若于太平盛世，尚属无妨，还可悠闲养性，但若大敌当前，民族存亡之际，为逃避社会责任静坐默照，则绝非士大夫辈所当为。
宗杲认为禅不应着意摆脱世俗的干扰，它可以与世事打成一片，不相违背；参禅者照样做官营生，照样忠君爱国，忧时忧民。
禅的宗旨就是要自觉而觉他，己立而立人，化腐朽为神奇，转愚痴为智慧，多快好省地为社会、国家、人民谋最大的福利。
宗杲举杨亿为例，指出士大夫学禅的要义：“昔杨文公大年，三十岁见广慧琏公，除去碍膺之物（明心见性）。自是以后，在朝庭居田里，始终一节（如），不为功名所移，不为富贵所夺。亦非有意轻功名富贵，道之所在，法如此故也。”
士大夫在学禅同时，照样读书看报、修仁义礼，侍奉师长，教诲后学，吃粥吃饭，将禅与世间社会生活结合一片；届时便能体验到儒即禅、禅即儒，僧即俗、俗即僧，凡即圣、圣即凡的境界。这就是士大夫要修习的禅。
唐宋五代，禅宗异军崛起，它不仅在佛教界犹如春雷轰鸣，震撼着古老传统的寺院，并且也在整个文化思想界掀起了一阵惊涛巨浪。《宗门武库》记载说：
王荆公一日问张文定公，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后绝无人，何也？
文定公曰：岂无人？亦有过孔孟者。
公曰：谁？文定公曰：江西马大师、坦然禅师、汾阳无业禅师、雪峰、岩头、丹霞、云门。
荆公闻举，意不甚解，乃问曰：何谓也。
文定曰：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皆归释氏焉。
公欣然叹服。
后举似张无尽，无尽抚几叹赏曰：达人之论也。
宋代士大夫的参禅，多数因受禅学心性的启发和激励。他们通过接受和体验参禅悟心的体会，重新审视社会人生，更从积极处领会，于忧患之际开拓心性，顶天立地，对社会人生多能贡献无尽的心力。诚如禅门所谓：深深海底行，高高山顶立。
(文：王绍璠
北宋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封建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与前代相比，宋代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方面都显得比较成熟。
两宋的政治，前后长达三百二十年，是秦汉统一以后历代王朝维护时间最久的王朝。
与此相应，在文化思想方向，传统儒学再次得以改造，形成所谓“理学”。
理学对宋代国家的完整统一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理学家们希望通过对物质生活刻意的追求加以限制以及要求自我道德品质的完善，提高民族气节，弘扬爱国精神，求得国家民族的安定和强盛。
中国历史上许多精忠报国、慷慨悲歌的民族英雄和爱国志士，大多出现于两宋王朝，的确与文化思想有一定的关联。
禅教在宋代的成长和演变，居士禅教在宋代的全盛和应机，也都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完成的。
宋太祖于开国时所定下的对佛教基本政策是：道释二门，有助于世教。
宋仁宗对禅学更有较高的修养，真宗甚至“密契菩提之心，深研善逝之旨”，支持禅宗慧命相续。
宋代，尤其是北宋，是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
北宋科举比唐代发展的更为完备、公平、合理，从而使大批卓有才智的文人士子脱颖而出，成为政府各部门的基础力量。
广大文人士子在标榜精通儒学而外，参禅问道成为这一时期的流行风气。
禅宗在唐末五代勃兴之后，继续在宋代呈现了无比坚强的生命力，并为众多官僚士大夫所热诚向往。
理学的建立是以强化中央集权，又是以宋代士大夫社会地位提高、文化思想繁兴为前提。
沿着唐代韩愈、李翱等学者开辟的儒学复兴道路，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建立起理学思想体系。
他们一面批判禅道，一面消化禅学的修养方法来充实自己的体系。（尤其是禅学的心性学说）。
理学家反复提倡和标榜的“内圣外王”，实际是儒家治世事功，和禅宗内养精神互相表里的理想。
宋代禅宗的世俗化，适应了社会的需要，缩短了与士大夫的距离，保持着兴盛的局面。
北宋仁宗朝，许多主张抑佛的重臣如富弼、文彦博、韩琦等都改变主张，转而成为护法居士，参禅学佛之风渐炽，禅教运动进入鼎盛时期。
宋代是官僚士夫参禅习禅活动全面展开的历史时期，在当时造成一种历久不衰的社会风气；这种风气传到日本，也造成日本禅文化的再生，有些日本人至今还对中国的宋代文化思想赞叹不已，甚至说出只有唐宋之人才能代表中国人的纯属偏见的说法。
造成这种风气有以下因素：
官僚士夫队伍的空前壮大和文官体制的完善，因文化思想所致，而使他们归心禅学，倾心禅文化。
禅学取代佛教的其他宗派，独立鼎盛，更加深了禅文化心性之学对当时士夫阶层的影响。
禅门大德应机示教，三教兼通，这种极高的文化品位及圆融的思想品格，足以使官僚士夫倾心向往。
有些士大夫是属于社会上层人物，政治地位很高，更是朝廷的重臣大员，他们参禅的共同点是在“脱略世俗”与著名禅师“激扬酬唱”，以“期于彻证”。
略举有较强代表性的数人：
富弼受赴朴的策励，从修颙禅师立志参禅，后得“彻征”。
杨亿字大年，参谒广慧元琏禅师，后并得悟。
李遵勋，大中年间尚万寿长公主为附马都尉。与石霜楚圆禅师为方外之交。对禅的领悟在北宋上层居士中属于佼佼者。
杨杰，自号无为子，历参天下名宿，与天衣怀、芙蓉楷最为相得。
张商英，为相逾年，为当时居士中的核心人物。参兜率悦禅师悟道。
王安石，参真净克文禅师。
张九成，参楚圆禅师悟机。
九成有言：“先儒有言：朝闻道，夕死可矣。然世、出世之法初无有二，先朝名公由禅门得道者不知其几，曾何儒、释之异”。并举“唐时裴休之师黄檗，韩退之师大颠，李习之之师药山，白乐天之师鸟窠，杨大年之师广慧，李和文之师慈明，东坡之师照觉，山谷之师晦堂，无尽之师兜率”。
李邴，字汉老。拜尚书右丞，改参知政事，从宗杲禅师参禅得旨。
尚有王隋、文彦博、张方平、赴朴、潘兴嗣、苏轼、苏辙、黄庭坚、晁补之、陈灌、李纲、宗泽、张浚、李弥远等一时之选，均得与禅师参禅问道而有所得。
由于时代的变迁，隋唐之世译经僧、义解僧的地位，早已为禅僧所取代；传统封闭性的寺院生活，也为禅门开放式丛林生活所改造。
佛教的中国化经历了十个世纪的漫长岁月，到了北宋中期而告一段落。就在佛教的精旨和儒、道精华融入一体时，禅文化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宋代居士禅教的内容，是士大夫通过参禅访道表达其对社会人生的见解，其特色是申述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怀，随着社会危机的日益加剧，士大夫和禅僧自觉地把禅学心法贯彻于全民族的自信中而抒发出民族感情。
尤其在北宋后期，在圆悟克勤之后，便出现了有强烈民族复兴意识，热情入世教化的著名禅师大慧宗杲。
宗杲以透彻的禅机智慧提倡“忠义之心”，号召天下僧俗积极入世，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以致受到主和派秦桧的排忌。
宗杲针对当时丛林流弊，为突破当时流行的文字禅的束缚，他确立走独树一帜的“看话禅”，即后世所谓的“参话头”。
不久效应皆佳，人才辈出，“贤士大夫往往争与之游。”
同时，宗杲又以“参禅”的革新和进取的精神，对同时代由曹洞宗宏智正觉所提倡的“默照禅”展开批判。
宗杲认为默照禅与历代禅德所提倡的创新进取的精神大相违背：摄心静坐，闭眉闭眼，没有丝毫自在活泼，就像三冬雪景一样毫无生机，它只会使学者心如死灰，身如枯木，妨碍学者明心见性、智慧自在。
默照禅所主张的静坐默究，休歇身心，对那些要求摆脱世事困扰的官僚士夫来说，确是有很大的吸收力。
宗杲于绍兴四年（1134）作七闽之游时，见当地丛林默照禅流行广泛，几与时代、社会完全隔绝，深感痛心。于是奔走疾呼、予以痛斥，将士大夫居士引导到“参禅”的正路上。
他说：“而今诸方有一般默照邪禅，见士大夫为尘劳所降，方寸不宁贴，便教他塞灰枯木去。”
又说：“往往士大夫为聪明利根所使者，多是厌闹喜静，又被邪师指令静坐，却见省力，便以为是。”
厌闹求静是习禅者的共同需求，若于太平盛世，尚属无妨，还可悠闲养性，但若大敌当前，民族存亡之际，为逃避社会责任静坐默照，则绝非士大夫辈所当为。
宗杲认为禅不应着意摆脱世俗的干扰，它可以与世事打成一片，不相违背；参禅者照样做官营生，照样忠君爱国，忧时忧民。
禅的宗旨就是要自觉而觉他，己立而立人，化腐朽为神奇，转愚痴为智慧，多快好省地为社会、国家、人民谋最大的福利。
宗杲举杨亿为例，指出士大夫学禅的要义：“昔杨文公大年，三十岁见广慧琏公，除去碍膺之物（明心见性）。自是以后，在朝庭居田里，始终一节（如），不为功名所移，不为富贵所夺。亦非有意轻功名富贵，道之所在，法如此故也。”
士大夫在学禅同时，照样读书看报、修仁义礼，侍奉师长，教诲后学，吃粥吃饭，将禅与世间社会生活结合一片；届时便能体验到儒即禅、禅即儒，僧即俗、俗即僧，凡即圣、圣即凡的境界。这就是士大夫要修习的禅。
唐宋五代，禅宗异军崛起，它不仅在佛教界犹如春雷轰鸣，震撼着古老传统的寺院，并且也在整个文化思想界掀起了一阵惊涛巨浪。《宗门武库》记载说：
王荆公一日问张文定公，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后绝无人，何也？
文定公曰：岂无人？亦有过孔孟者。
公曰：谁？文定公曰：江西马大师、坦然禅师、汾阳无业禅师、雪峰、岩头、丹霞、云门。
荆公闻举，意不甚解，乃问曰：何谓也。
文定曰：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皆归释氏焉。
公欣然叹服。
后举似张无尽，无尽抚几叹赏曰：达人之论也。
宋代士大夫的参禅，多数因受禅学心性的启发和激励。他们通过接受和体验参禅悟心的体会，重新审视社会人生，更从积极处领会，于忧患之际开拓心性，顶天立地，对社会人生多能贡献无尽的心力。诚如禅门所谓：深深海底行，高高山顶立。
(文：王绍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