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今天的《深圳晚报》发表的美眉记者李富莹对我等人的采访，请明俊找来转贴。
对于“阅书无数”的藏书家而言，改革开放这三十年来，他们眼中的代表作自然呈现出另一番风景。龚明德认为，巴金的《随想录》是让中国惊讶的一本书，而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则是值得纪念的文学高地；对旧书刊一直情有独钟的谢其章，从“破冰”的两本刊物，谈到见证了３０年读书风向的《读书》杂志；喜收古籍善本的韦力的目光，则落在中国第一个公藏书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上。
龚明德：
“一个老人的呐喊”值得人读一辈子
龚明德，藏书家，书话家，有存书习好，以收存文化史料类书刊报为主。著有《〈新华字典〉小议》、《昨日书香》、《书生清趣》等。
在龚明德决意离开出版界之前，就已经暗下决心，要弄几个“经典动作”，其一便是２００４年１月出版了１０６万字的十六开巨著《巴金的一个世纪》，可见其对巴老之情深。
如今，当记者请他推荐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最具代表性的书时，他想到的第一个人仍然是巴金，道出的第一本书是《随想录》。“这绝对是值得中国惊讶的一本书，在完全没有忏悔的环境下，一个衰老病弱的躯体，独自忏悔，这是一位老人的呐喊。《随想录》的出现，证明了中国人超越‘诉苦’，进入‘检讨，忏悔’的阶段。”
龚明德特意重复了巴金的一句至今还没有引起重视的话——“我做了我可以做的事。我做了我应当做的事。”这是巴金在《随想录》合集的总序中说的一句非常朴实的话。龚明德说，别以为这句巴金的话是容易做到，这句普通的话，其实是一个很难完全实现的目标，即便巴金也没有完全实现。在巴金的《随想录》中，有大量的这样的看似平凡的句子，它是值得中国人读一辈子的书。
龚明德推荐的第二本书与《随想录》有些类似，韦君宜的《思痛录》。龚明德说，韦君宜曾经是“一二九”运动的成员，后来一直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兼总编辑。退休之后，这位老太太在半身不遂的情况下，躺在病床上歪歪扭扭地写出了十万多字的《思痛录》，用她本人的话说：“我不写就无法死过去。”这是怎样的一种力量啊！
韦君宜所回忆的是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是中年以上的中国人无法回避的共同经历。但很少能有人像她这样把“左”的思想和毒害义无反顾地倾吐出来。１９９８年，《思痛录》的出版，启发了不少知识分子反思历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因而被文化界称为“韦君宜现象”。
第三本书是龚明德自己编的《董桥文录》，龚明德坦陈，自己绝无“王婆卖瓜”之意，因为自己早已离开四川文艺出版社时。他认为，这本书是文学从粗糙向精致转化的一个信号，中国大陆能够接受董桥的文风，证明文学已经慢慢向精致靠拢。
龚明德推荐的最后一本书是《文化苦旅》，据记者所知，龚明德对余秋雨并不太感兴趣，甚至一直认可对余秋雨“抹着文化口红到处游走”的评价。但龚明德说，自己完全是把文和人分开的，无论从思想性还是艺术性，《文化苦旅》都达到了一个高峰。创作《文化苦旅》的时期，正是余秋雨人生中最为痛苦的时期，之后，余秋雨的日子过得越来越舒服后，好的作品也就越来越少了。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文化苦旅》是三十年来值得纪念的一个文学高地。
谢其章：
坚冰从《文化与生活》打开
谢其章，藏书家，上海出生，久居北京。出版多部藏书藏刊的专著，计有《漫话老杂志》、《旧书收藏》、《老期刊收藏》、《创刊号风景》、《搜书记》等。
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创刊的《文化与生活》，曾经是一本火得必须“走后门”才能买到的杂志，如果去晚了，这本杂志就会被人抢光。谢其章当年在西单上班，对面就是西单的新华书店，占了“天时地利”，每天中午休息，谢其章就去一趟书店，瞄这本杂志来没来。后来，连抓偷书贼的便衣保安都跟他混熟了，刊物一到，谢其章就能拿到第一手消息。
谢其章说，“文革”期间，没有人敢于谈论“文化与生活”，女性穿的衬衣也非常“整齐划一”，即使爱美的女性给衬衣镶了花边，也只敢露出翻出领子的一点点。在今天的人看来，这份刊物所刊登的内容很小儿科，比如“怎样织毛衣，如何挂窗帘，家里如何摆设”等等，但在长时间的“没有文化和生活”状态下，《文化与生活》的出现，可谓是第一份“破冰”的刊物。
如果说《文化与生活》是打开了对内的一扇窗，《世界之窗》则打开了对外的一扇窗，《世界之窗》是另一份“破冰”刊物。虽然时间过去了３０年，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也不可能忘记这两本杂志当年带来的震撼。
为众人所知的《集邮》、《大众电影》、《环球》、《足球世界》等等，其实都出现在这两本“破冰”杂志之后，也是一步步见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当年，我弟弟在安徽，我买了《足球世界》看完后，就寄给他看；他看完后，再寄回来给我收藏，每期如此。”
谢其章说，如果说《文化与生活》是个开头的话，那么见证三十年全过程、最具代表性的一本杂志应该就是《读书》。从１９７９年４月引发过激烈争论的“读书无禁区”开始，《读书》见证了近３０年来的读书风向和价值取向，从未中断，其他任何一本杂志，都无法包容如此多的内涵。
韦力：
古文献工具书出版最丰盛
韦力，藏书家，被认为是中国民间收藏古籍善本最多的人，收藏有８０００余部、７万余册古籍善本，相关著述有《古书收藏》、《批注本》、《书楼寻踪》等。
韦力只推荐了一部书，上世纪９０年代出版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对于韦力这样的藏书家而言，此书意义非凡。
韦力说，中国虽然是世界上留存古籍最多的国家，但很久以来，中国一直没有完整的古籍文献书目。１９７４年，周恩来总理曾批示要编撰这个书目，但是由于“文革”，书目未能编成。大概是在１９８１年前后，为完成周总理遗愿，国家古籍工作委员会，集全国之力，陆续用了近２０年的时间，编撰出这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该书目共著录除台湾地区以外的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物保管委员会、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图书馆、科学院系统图书馆、名人纪念馆和寺庙等７８１个单位的藏书约６万多种，１３万部。
“我个人认为，《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是改革开放３０年来、目录版本文献学领域最重要的一部书。”韦力认为，改革开放之后的三十年，中国对古文献工具书的出版已超过历代。当一个国家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时，重理科、工科；当达到一定的繁荣程度时，人文就会回归，本民族文化传统的研究也会回归，增强我们立于世界之林的自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