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五日，时任北大图书馆助理员毛泽东参加了刚成立的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二月又参加了北大的新闻研究会，并经常在北大旁听和拜访著名教授。这时，他还基本是维持他上年从湖南一师毕业时的想法，即要潜心思想学术若干年，做“有本”之人，再徐图自我实现的理想。

    但五四运动爆发，一切改观。运动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为具有卓越的组织动员能力的毛泽东提供了机会，他组织了长沙学生总罢课。他参与恢复湖南学联并主编会刊《湘江评论》，并在上面发表了四十多篇文章，尤其在七月十四日的创刊号上，他一个人就发表了二十六篇即等于是一人办报。

    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毛泽东认为世界上最大的问题是吃饭的问题，最强的力量是民众联合的力量。但这个最大的吃饭问题其实可能又只是一个基本的起码和优先的问题，因为，毛泽东又紧接着说，自文艺复兴，思想解放，“人类应如何生活成了一个绝大的问题”，他说，“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各种改革，一言以蔽之，都是由强权得自由。这就意味着吃饭的问题或者说经济的问题、生存的问题，只是最迫切的问题，应纳入“人类应如何生活”这一总体的问题之内，而人类还应该追求自由、解放，这可以说是斗争的目标。

至于手段或者方法，毛泽东认为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是平民主义。要借助平民主义打倒各种强权，但究竟用激烈的还是温和的方法打倒，却应有一番选择。毛泽东在这里提出两点重要的选择上的考虑：第一、“我们承认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误谬与不幸”；第二、“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效力”。所以，他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作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或者说“无血革命”。

毛泽东并连续发表了三篇《民众的大联合》的文章。他认为，应当以小联合作基础，通过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的由一个个自发自愿的小联合逐渐达致一个个较大的联合，由一村、一县、一省的联合达致一国的联合，由各种小的行业的联合达致大的行业的联合，最后达致总的联合。这里的“联合”不限于工农或体力劳动者，也包括商会、教育会、各种学会、研究会、同乡会、同学会等等。

他认为过去中国的一盘散沙并不是因为我们从根本上缺乏联合的能力，其原因是因为“我们没练习”。各种各样的联合就是一种练习，通过这种练习可以培养我们的自治能力。我们可以设想，一个人很可能是不仅仅属于一个联合体的，而是属于多个的联合体，这样他就可以进行各方面的训练，当然最重要的是政治的训练。而由于人们的才能、兴趣等方面存在差别，他可能在某一联合中处于弱势，而在另一联合中却可能处于强势。毛泽东在这里没有明确地谈到这些联合是否都必须以自觉自愿为基础，但是，他强调联合要由下及上、由小到大，而且联合的目的是要打倒强权而并非借助或巩固强权，那么，这些联合看来就应当是不仅是可以自由进入的，更重要的是可以自由退出的，而且退出不会因此带来压制和迫害。无论如何，这种多元的联合看来是有助于培养团体精神和公民意识的，只要他不走在一种唯一的、排他的和强制的联合里。在二十世纪接近尾声的时候，有一位作家王力雄又曾提出一种以三三制的小联合为基础的民主设想。

很显然，毛泽东的思想在一九一九年发生了一个方向上的转变。五四运动是这一改变的关键契机。而在这之后的是十月革命、一次大战的整个世界格局已经进入近现代的主要潮流和大趋势。毛泽东以平民主义概括这一潮流是相当准确的，几千年来被认为理所当然的等级制将要被抛弃，平等的观念将要深入人心。

现在，社会的问题被提到首要，内心安顿的问题则隐而不显。“一个人如何生活”的问题变成了“人类如何生活的问题”，个人的拯救必须在集体的解放中得到实现。毛泽东的文章中还洋溢着一种上世纪初的中国精英所特有的、但更为毛泽东各人所彰显的主体意识和乐观精神。他说：“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

毛泽东在这个时候，还主要是强调社会运动而不是政治权力。他甚至对政治权力有一种厌恶。他说：“我自来疑惑政治家怕不是一种好东西”。他指出：“凡做过皇帝的，没有不再想做皇帝。凡做过官的，没有不再想做官。”他此时心仪的社会运动与民众联合恰恰是要对政治权力构成一种限制，甚至与强权形成一种对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