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逆境中的生活
法国《世界报》2008-5-9
在《兄弟》一书中，余华想描写从毛泽东到胡锦涛之间的一代人不同的经历：一个西方人活到400多岁可能才会经历这样不同的两个时代。
然而《兄弟》不是一部历史小说，而确切地说是对抛弃于历史逆境中的两个人物的实地研究。叙述者不耽于任何的分析，只反映事实。逆境的未来是无法预测的，就是这样。宋钢和李光头是家庭重建后的两兄弟; 前者胆小怕事，但品行正直，后者野心勃勃且对事着迷。文化大革命使他们成为孤儿，他们陷入冲动。性竞争是该小说的中心，这部小说围绕着刘镇最美丽的姑娘林红的臀部展开，用隐喻法说明八十年代个人主义的出现归结为拥有这个令人着迷的女人。
宋钢娶了林红,但无论从社会地位和性生活上都无法满足她。李光头要求做输精管结扎手术, 接着又组织了一场处美人大赛。由他自己检查处女们的处女膜，这是他第一次在公共厕所中偷窥淫癖发狂的重复，这一段是他不良习性和发明才能的巅峰。余华导演了价值和力量关系的倒置，他轻松地把小说从滑稽变成了悲剧，从讽刺变成戏剧。
人们还记得余华的小说尖锐、有思想, 如《活着》或《许三观卖血记》。他擅长于描写糖果和兄弟友爱间儿童进退两难的心理，把主人公置于历史的风口浪尖，他是位有抱负的作家，喜爱驳斥和间接描写。他既有海明威又有斯汤达的风格。
余华：“我仅仅有一点勇气写脑子里已有的素材”
当有人问他是否把自己看成学者时，他大笑。通常，余华很爱笑，但这个问题好像特别使这位中国当代最著名的作家开心。他又开玩笑说：“我至多是创作小说的好工人，当然不是学者。”他边用眼睛的余光看我们, 边等待我们结束翻译, 伊莎贝尔既是《兄弟》译者，又是他的读者,差不多是向他喊道：“总之，这让他开心愉快。”当他在巴黎意外地碰到说普通话的记者时，他说做采访是很累的一件事。
2003年，余华在美国呆了七个月，他一个英语单词也不会，却不停地在各地作报告。“我没预料到要在那儿呆这么长时间，我是带上妻子和儿子一起去的，他们想看看这个国家。”美国的大学抓住了这个机会：《活着》（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并且在1994年获嘎纳电影节评委大奖）和《许三观卖血记》（1995）出版后，他们认为诞生了一个中国的海明威。他于1960年出生于浙江，以前曾是牙科医生。他简洁的文章风格、简短的句子，与叙述分开的客观地分析都是无可辩驳的证据。“我在美国逗留的最后一个月，为了整理我童年时的记忆，我去伯克莱图书馆查阅文化大革命的资料。”回到北京后，他放弃了正在写作中的一部小说的计划，开始写作这部1995年就构思的《兄弟》。
“我从来没有写过纯粹以文化大革命为题材的小说, 我常常将它作为背景写入我的小说,。我只是以文化大革命为历史背景,但我不把这个阶段作为主题本身来写。写《兄弟》这部小说，我明白了当代与文革是完全对立的然而又不可分割的两个历史时刻，存在社会形态的对抗，同时也存在意识形态的延续。在四十年中，我们经历了从强权镇压到混乱发泄的转变。过去镇压的暴力表现为这些年发泄的暴力。”
他小说的两部分只有一部分与另一部分相联系才能表达出其完整的意思。他选取一些场景，又布置其他一些场景作为呼应，他详细地，利用隐喻等多样化的手法描述过程。我们打断了他的话：“您的小说在中国出版成两卷，而不像在法国和美国一样是一卷。”他又笑着说：“我们该单独理解这个问题。我在中国的出版商想尽快拿到文稿。他们认为两个好的销售加起来总比一个好。我不能说他们的做法不对。就因为这个原因他们于2005年和2006年分别出了两本书。我本来想应该像在法国一样整体出一本书。”
小说的第二部分比第一部分写得更快，中间几乎没有停顿。当编辑出版《兄弟》的上部时，他正在全力修改下部，他写得非常顺手，这使他自己都很惊讶，就好像混乱比暴力更合适他。他有意识地停下来先写了后记，解释说两本书是一个整体。
销售增长很快，超过一百万册。在一个文学盗版司空见惯的国家，这一现象是惊人的。读者们确实喜欢他的第一册。在中国，当作家谈论过去，他们不会太冒险。相反，如果描写当代社会这就另当别论了。
许多中国读者在读到第二部的人物时很不冷静。有人声明一切都是夸张的，情节既庸俗又有挑逗性，采用了下流、粗俗的风格。“我所做的仅仅是描写人们经常所做的事。”
从《兄弟》这部小说完全出版后，一些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赞同他的看法。但许多人不原谅两个次要人物，赵诗人和刘作家，两个小镇的惟利是图和胆怯的文人。“他们批评当代社会，他们根据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判断一切。但是如果你给他们1000元，他们会写作颂扬你。他们口口声声痛恨钱，但他们做梦都想得到钱。在中国，出版社花钱买书评，性质也是如此。”
在中国有人说《兄弟》不是中国小说，而是好莱坞和蹩脚的作品。“这种说法很无聊。《兄弟》是典型的中国小说，因为它不是流于形式的，读者可能希望它像某部什么作品，可是它不像所有的中国小说。里面穿插了一些现实的粗俗内容，就像我们做菜时一样，需要不同的组合，我们需要细粮，也需要粗粮。”
没有正式的反对，审查变得微妙。余华承认从来没有真正受到禁止。“我说，它对我根本不存在。”他面带微笑结束了这个问题。
这两年来，尽管一直要外出，他继续写作。他着手三本小说的写作，没选定。“当我写了其中一部的一半时，我先将其他的放一边。我的灵感随每一本书在变。有时我考虑很多，有时我不假思索。我不太明白为什么。我所知道的是，当一个主题经历二三年的工作后，这就值得一试。”
余华知道，《兄弟》因其野心和激进称得上是重要的书，至少在他自己看来是这样。有时候，书重塑了作家。这本小说催生了一个新的余华。“十年前我不敢像现在这么自由和真实。写这本书需要很大的勇气。我不会害怕人们读小说的方式。我不会力求讨人喜欢或力求知道怎样写好。在这之前我不敢冒犯，有时我无意这样做了。有人可能认为在《兄弟》中，我故意冒犯读者。事实上，我仅仅有一点勇气写脑子里已有的素材。”
《世界报》记者：Nils C. Ah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