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过去和今天
法国《解放报》2008-4-24
怎么能不想到奥运会呢？从东到西，所有的街道都系统地修整一新。修整之后的古老的刘镇都认不出来了。但这与体育无关，因为刘镇不是北京。只是作家余华的想象力先于现实。他经常这样，他写《许三观卖血记》恰好在血液污染丑闻之前。至于在2005年到2006年在中国出版的《兄弟》一书，他选择选美比赛作为90年代的象征。我们的古老的刘镇面貌一新，新大街、新高楼。所有一切都是为“处美人大赛”这一浮夸比赛准备的。这一比赛是当地领导指导斗志松懈的媒体进行准备的。
人造处女膜，外科修复手术，承办人亲自检查参赛选手：围绕处美人大赛占据了本书的很大篇幅，这些描写是窥淫癖的顶点。但应该说，从小说的第一部分，读者就被荡妇精神冲击所震撼：不应该泄气，道路还很长，付出的辛苦是值得的。《兄弟》的作者具有非常突出的才能，他用惊讶但不失关怀的目光看待世界，读他的作品我们的情绪经历了从冷笑到泪水，从滑稽到悲剧，从文革时的野蛮到今天全球化的转变。这也是从手推车到高速火车的进步。
处美人大赛的主办者在14岁时，因在公厕评判出本地最漂亮的臀部在镇上家喻户晓。他从没见过他的父亲，他的父亲也因窥淫癖而死亡，他看得太专心了，结果掉到粪坑淹死了。他的妻子因此感到羞耻，没想到十四年后他的儿子有着和老子同样的癖好。他所具有的生意头脑使他成为了富翁。这个年轻的窥淫癖者用几碗三鲜面交换描述本地最漂亮的臀部。
在列举之前，余华写道：现在裸体女人的光臀部到处都看得到。但在那时情况不同。《兄弟》是文革时代到今天的鸿篇巨制。在改革和开放（1978以后）时代，为了刻画80年代，余华给刘镇的居民穿上了日本的旧西服。这满足了人们，确切说是人民群众的神奇的呼声。每个人从他上衣内部看到旧主人的名字。一个手势，一把大白兔奶糖，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小说因其对细节的刻画受到众人喜欢。
《兄弟》是两个非亲兄弟的故事，但不管活着还是死了，他们仍将是兄弟。我们看到这个母亲守寡七年后，成了宋钢这个男孩的继母。宋钢有教养，很勇敢，但身体虚弱；李光头长得矮壮、滑头，不知羞耻、固执，对性的研究津津乐道。1966年时，他们还是两个孩子，他们每天都看到红卫兵给阶级敌人戴上高帽打扮得很怪异。不论谁都可以打他们耳光，踢他们的肚子，把鼻涕甩进他们的脖子，解开纽扣朝他们小便。他们遭受侮辱却一句话也不敢说，不敢抬头，其他人则放声大笑并命令他们自己打自己耳光，命令他们喊口号，首先骂自己，接着骂祖先。对于李光头和宋刚来说，这个夏天是他们童年最不能忘怀的。他们的父亲前一天还是英雄，第二天就成了地主，受尽了漫长的折磨。
小说两百页以后，兄弟两个孤零零在世上像野草一样任人践踏，但这一切不能阻止他们茁壮成长。从那时起，一个女人纠缠到他们中间，她就是李光头偷看过的林红。她碰巧对宋钢有意思，宋钢会幸福吗？李光头永远会有好运吗？王冰棍和余拔牙这些无关紧要的人会突然发生什么事？只有历史的车轮在不停地转。财富的车轮一会儿光顾这个，一会儿光顾那个。
《兄弟》可能是余华所有书中最为异类的，毛主席语录经常穿插其中（翻译者的一大功劳是将他们翻成了可理解的法语）。最原始，最粗俗的经历可以被删去吗？余华的故事中常有些孩子出现，好像他不能忘记他曾是个孩子。他所有的小说都讲述生活朝夕之间可以逆转，任何事都会发生在所有熟悉的中国人身上。
“中国更富裕了，生活比我想象的还要夸张”
会面：余华回忆起《兄弟》一书和对文革到今天时代的看法：
余华，48岁。当他还是孩子的时候，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从1978年到1983年，曾是牙科医生，他声称已拔了一万多颗牙齿。他笑着问我看《兄弟》一书需要多少时间。我们的谈话就从这里开始了。他写这本书花了两年时间。
解放报：您总是写得这么快吗？
余华：不，我是被书拖着走。我本想写一两百页，但控制不住我自己，写这本书时，我表现得很反常。通常，我在写书时，有时会碰到几天写不下去的情况，但这次，却完全不同，我状态非常好，我的思绪比电脑还快。
解放报：《兄弟》中有人不知廉耻地在公共厕所里看女孩的臀部。您在书中安排这个场景是为了激起读者的反感还是为了吸引读者？
余华：这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比较普遍的，有人在公共厕所中窥视女人。那是一个性压抑的时代，这就是我要展示的。好像其他中国作家都没有这样写过。我这样写，使一些读者很生气。其实我只是写了有人做过但又不想说的事。
解放报：书的整体是相当拉伯雷式的（放纵的）。
余华：我很欣赏《巨人传》，其中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如果不想被狗咬着，最好的办法是跑在狗的屁股后面。”在中国，当有人问我一些有关《兄弟》的问题，我都会用这句话回答。这句话的意思是应该找一个与人们的习惯完全不同的角度；一个看上去很笨，其实很聪明的角度；应该逆向做事。这本小说引起许多争论，部分原因是有人认为它太粗俗。可是这部作品就是跑在狗的屁股后面，这是他们没有明白的。
有个批评家对我说：你小说中说捡破烂的人成为了亿万富翁，这是不可能。几个月后，中国的新首富出来了，是回收废品出身的。另一个例子，为了把宋凡平的尸体放入棺材，人们折断了他的膝盖。有人给我写信说这样的事真的发生过，他亲眼看到了。问我写的是不是他看到的那个人。我发挥了想象力，虽然别人可能觉得夸张了点。但这事真的发生了。中国更富裕了，生活比我想象的还要夸张。
解放报：您是根据自己的经历写了这本书吗？
余华：我父亲很幸运。他是个外科医生。文革开始他挨整，被下放到乡下，他为农民做手术做得好，以至于大家都很喜欢他。当造反派想把他带回城里参加批斗会，却找不到他：农民把他藏起来了。
有一天，我和我的哥哥突然看到街上到处都是写着我父亲名字的大字报，我们天天生活在恐惧中，我们害怕他们逮捕我的父母亲。因为这样的事经常发生，前一天一切还好好的，第二天他们就被囚禁了。对于孩子，最糟糕的就是：不知道第二天还能否见到自己的父母。
解放报：两兄弟的父亲受尽折磨却极有想象力，并且意志坚强。您是受《美丽人生》启发吗？
余华：在中国，一些读者因为我的书想起电影《美丽人生》。我倒没想到。我想到了一个同学的父亲。三个月里，他每天受尽折磨，每天晚上回家身上都血迹斑斑的。最后他投井自杀了。前一天，我还看到他和儿子一起，看到他笑得很开心，第二天他的儿子哭着来上学。我在写这本书时，这个场景不断在我脑海中萦绕。我相信这位父亲早有自杀的打算，但他继续和儿子开玩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许多像这样令人钦佩的父母。
解放报：您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反面人物和一个正面人物吗？
余华：我描写了两个人，他们的道路分岔走向极端。母亲担心流氓儿子李光头以后命运会不好，她相信正直的宋钢会很好的生活下去，她希望宋钢能够照顾李光头。可是时代变了，诚实正直的人被淘汰。李光头反而有了一个很好的命运。这兄弟两人有许多我自己的影子。
我有一个高中同学因为太穷而自杀。以前我曾经去我居住的小镇参加同学聚会。后来我不愿去了。境况悬殊太大了。成功者太傲慢，失业者有自尊，这种聚会总会不欢而散。我在1977年离开家乡的中学，我没想到二十多年后变化那么大，人的命运会那么不同。在文化大革命时，人们认为情况就是这样，什么也不会改变。
解放报：西方人对奥运会的态度你怎么看待？
余华：西方人和中国人对达赖喇嘛的认识不一样。问题不在于他们正确与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自1980年以来，中法两国关系密切。作为中国人，我理解中国人对奥运会的感情。春节每年都有，但是人们要花很长时间为此做准备。对于中国人，奥运会是一个世纪才有一次的春节。中国人希望邀请众多外国友人来参加。我从来没想过这是一起政治事件。应该把奥运会还给体育。九月份这一切都将结束。到那时候，抵制法国产品的民族主义冲动也将过去。
《解放报》记者：CLAIRE DEVARRIEUX